一在90年代有关“后殖民”的讨论中,中国文艺理论界曾热衷过赛义德的“东方学”;新世纪以来 由经济“全球化”所引发的当代文论应如何应对讨论中,人们又曾热衷地寻找过其间的“本土性” 和“民族化”因素。这些现象的背后,潜藏着一条具有心理学意味的灰踪蛇线,即,希望中国文论 能走自己的路,保持本色,而不至于被西方文论的强势话语所吞没。然而,这一希望一旦落实到具 体的行动中,有许多问题尚待解决。如,当代中国文论的特色是什么?它将从哪里获得学理资源? 如果古代文论中有这些资源,它们是什么,怎么分离出来?在建设过程中,如何处理好与西方文论 的关系?等等。童庆炳的新著《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意义》(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主要寻找古代文论的现代意义,对建设当代文论也进行了审慎思考。在确立如何看待古今对话、中 西对话的诸原则,如何剔抉古代文论的学理资源,爬梳现代意义,以作为当代文论的有机成分等方 面,提供了相当多可能的视角,给人以很多启迪。二第一个闪光点,是对于当代文论对话态势古、 今、中、西四个主体的确立,以及如何处理四个主体之间的关系讨论。在童庆炳看来,建设当代文 论必须以对话为基础,要对话,又必先弄清楚对话的主体及关系。何谓对话?就是以“现代的学术 视野”来交流、沟通、碰撞,实现古、今、中、西的融会。这种融会,既不是把今、中的思想融会 到古、西里去,也不是让古、西穿上今、中的服装,而是“引发出新的思想与结论”(第3页)。 童庆炳认为,在当代(或“全球化”)语境下,对话是在四个主体(即古、今、中、西)之间展开 的,是四个主体之间话语喧哗的交流(第340页)。这四个主体,在价值上应该平等,不能有高 低贵践之分,但在建设新文论时,却应有所侧重:以今、中为主、为基础,来整合古、西。关于古 、今关系童庆炳认为,古代文论是一个伸展开来的传统,而不是横陈在今人面前的僵死的古董。它 之所以被叫做传统,就因为它是从古代延伸下来的连续体。作为连续体,它不仅存在过,而且至今 还存在着,甚至就伴随在我们身边。“传统是活着的,它就在我们的身边”(第236页)。用艾 略特的话说,传统对于我们,是一个“同时的存在”,“组成一个同时的局面”。但古文论传统相 对今天来说,毕竟是独立的,有自己的本质规定性。因此,它必然有着相对僵硬的外壳(形式)和 体系。在这种情况下,童庆炳认为,要想通过某种外力来“转换”,把它变成新东西,显然不合适 ,也不可能。他说:“我不太同意用‘转换’这个词,我喜欢用‘转化’这个词;古代文论不可能 ‘转换’成现代文论,但古代文论可以融化、转化到现代形态的文论中来”(第3页)。如何转化 呢?新著提出了一个“整合”目标(第351页)。童庆炳提出,“整合”的实施,依赖于以对话 为基础的“历史优先原则”和“自洽原则”的建立。“历史优先原则”,就是尊重历史,把古代文 论的原始资料还原到产生它的文化、历史的语境中去考量,在揭示其本真面目的同时,激活它,使 之在对话中能作为一个活的、有生命的主体出现。“自洽原则”,就是逻辑上自圆其说,使对话中 获得的思想能够符合历史进步的、具有发展观点的、全面的结论。这些观点明显具有前瞻性。关于 中、西关系。在一般人眼中,童庆炳在学术上基本是一个稳健者。其实,他始终都还是一个开放者 、进取者,这一点却似乎一直较少为人所知。新著对于西方文论就持着实事求是的宽容态度和开放 心态。“我既不赞成‘全盘西化’(它的背后是民族虚无主义),也厌恶‘固守传统’(它的背后 是极端民族主义)”(第350页)。窃以为,保持对“固守传统”的警惕和对西方知识的宽容、 开放心态,相当重要,它不仅保障着建设当代文论的开放视野,而且戒备了僵化体系和教条主义的 回潮。相对于封闭性、为皇权服务的实用性很强的古代文论系统来说,富于现代性和理性精神的西 方文论恐怕是我们建设当代文论仅有的镜子、参照系。只有站在西方文论这个镜子前面,才能发现 古代文论的不足及污渍;只有将西方文论作为参照系来比照,才能发现差异,评判优劣。这就是笔 者特别强调童庆炳这句话的意思所在。在有关“后殖民”和“全球化”的讨论中,有些人由于担心
当代文论“本土”的“主体性”悬空,而走向另一极端,竟然不顾事实,从根本上否定“五四”以 来对西方文论的引进,否定西方文论对当代中国文论的积极影响,甚而扬言要抛弃西方、回归传统 ,以抵消(或彻底清除)西方文论的强势影响。这种义和团式的态度是相当有害的!三第二个闪光 点,是对于古代文论某些现代意义——尤其是学理意义——的发掘与析离。建设当代文论体系,必 须确立主体身份和价值坚守。其中关键,在于能否从古代文论传统中发掘并析离出某种具有现代意 义的内在精神和学理依据。如果古代文论缺乏或没有这些资源,当代文论建设的主体身份和价值坚 守就是一句空话;如果古代文论有这些东西,但由于缺乏耐心和毅力,不去发掘和析离,那么,主 体身份和价值坚守也还是一句空话。童庆炳新著对古代文论中具有现代意义的资源作了认真的发掘 与析离。童庆炳指出,古代文论某些具有现代意义的内在精神和学理线索,被厚厚地包裹在以儒学 为主、儒道释合一的古代文化中。要将它们发掘或析离出来,必须借助一些中间环。儒家本来是一 种极为重视道德教化和社会功利的历史哲学,但童庆炳认为,可以助于“仁”这个中间环,发掘其 背后的现代意义。“儒家以‘仁’为核心的思想也可以延伸出具有诗意的一面,儒家的人格理想也 可以转化为文学价值取向”(第10页)。儒家的文学观念以社会功利性为主,但“也强调艺术性 和娱乐性的‘亚观念’”(第14页)。道家本来是一种探讨本体论的哲学,由于其主张“绝圣弃 智”,它甚至是反对文艺的;然而,道家对后世的文艺却发生了极大的影响。这主要是因为,在道 家的著作中,“间接地蕴含着一种以自然为本位的文学观念”。既然万事万物都要顺应“自然”, 顺应“道”,那么如果有什么文艺的话,也是“自然”和“道”的体现(第16页)。这样,“体 道”就成为理解道家文论的中间环。艺术思维的“忘我”、“虚静”、“神会”状态,艺术呈现的 “技道”、“鱼筌”关系,艺术欣赏的“涵咏”、“玩味”现象等,便都可以从这个角度予以理解 、阐释和发挥。释家本来是一种宗教理论,它特别讲究今生的“修为”和来世的幸福(“因果报应 ”),也与文学艺术无涉。童庆炳新著指出,因为释家重视“修行”和“觉悟”,才导致它“必然 突出‘心’的作用”(第21页)。在“心”、“物”关系上强调“以心为本”、“以心为主”, 使得“心”这个概念成为释家文论的中间环。这样,从“应目会心”、“与心徘徊”、“外师造化 ,中得心源”、“从心为上,从眼为下”、“游心”、“运心”、“扬心”、“生心”、“持心” 等一系列观念或命题中所解放出来的,便不再是纯粹宗教意味的“修业”内容,而成为具有某种现 代意义的、可以解释文艺活动的新思想、新意识。与追寻学理依据相联系,是对于古代文论具有现 代意义的内在精神的确认。对于古代文论内有精神的确认,在某种程度上,是被转化为对于民族文 化个性的追寻来讨论的。童庆炳新著认为,从文学的一般属性上寻找民族文化个性,是不可能的。 一个民族的精神、个性,只能在饮食的不同口味,烹调的不同兴趣、理想,穿衣的不同样式,风格 的不同追求等细部寻找。对古代文论的民族文化个性的追导,童庆炳认为,只能从独特的范畴和独 特的审美理想入手(第50—51页)。确立了前提之后,新著把气、神、韵、境、味、和等作为 古代文论最基本的范畴予以探讨,从中析离出民族文化个性的文论观念形态上的体现,如“天人合 一”的整体思维方式,崇“无”的观念等。然后,又从自然环境和经济发展角度,分析了民族文化 个性与农业文明、家邦制度的血缘关系。在作者的客观叙述中,对于民族文化个性及其保守的文论 观念,所持的深刻认识和批判意味,还是很明显的,这种对研究对象的科学态度,可以避免由于个 人精力、感情的太多投入而无意识地赞美民族文化、文论负面现象的情况。四第三个闪光点,是新 著对古代文论范畴群的清理。对古代文论现代意义的发掘,不能仅仅停留在学理资源和基本概念、 范畴上,还要清理出赖以支撑古代文论体系的一些重要的概念群、范畴群。这不但有助于理解古代 文论的整体结构和内有精髓,明了其积极成分和消极面,更重要的是,有利于当代文论的建设。童 庆炳新著对孔子、孟子、庄子、陆机、刘勰、钟嵘、司空图、严羽、李贽、王国维等古代文论十大 家的读解,便具有这个意义。对范畴群的清理,最需要的是一种“比较”的眼光。这个“比较”是 “泛义”的。它不仅是两相参考和比照,更重要的是相互发明与参证。它不仅可以发生在中西之间 、古今之间,也可以发生在同一文化(甚至是同一系统)内部的不同学派之间。如,同一中国文化 系统内部儒家与道家之间,或同一儒家系统内部孔子与孟子之间。童庆炳对不同文论家所使用的范 畴群——乃至该群中的每一个重要范畴——的清理,都带有一种“泛义比较”的眼光。这不仅使其 能够较为顺利地阐发出古代文论的现代意义,而且使新著本身也带着一种现代意味。如,在清理孔 子“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时与西方心理学“情感快适度”相比较,在清理庄子“虚静”、“物化 ”时与西方美学“距离说”、“移情说”相比较,在清理李贽“童心说”时与马斯洛“第二次天真 说”相比较。这些都是与西方理论的比较。而在清理刘勰“文源自然说”时与钟嵘“物感说”以及 白居易、陆游、李梦阳的比较,在清理司空图“醇美”时与苏轼、胡仔的比较,在清理儒家文论时 随手粘出道家或释家理论予以参照等等。这些比较在童庆炳新著中非常普遍,也非常抢眼,既显示了作者知识面的广阔和对古、今、中、西文论的烂熟于心,更显示出学养的深厚和见识的高强。童庆炳新著中还有一些深度清理,虽没有指明参照物,但实际上也是一种比较。例如,在评论刘勰“感物吟志”时,童庆炳说,在审美关系中,物不是本然的存在,而是在感情世界中的存在,因而“
More summaries about the 评童庆炳《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