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文献与文献学“文献”一词最早见于孔子《论语·八佾》 :“夏礼吾能言之 ,杞不足征也 ;殷礼吾能言之 ,宋不足征也 ;文献不足故也。足 ,则吾能征之矣。”孔子在这里说 ,夏、殷之礼因有文献作依据 ,故他可以说清楚 ,而杞、宋无文献可征 ,所以不能随便乱说。朱熹注文献一词 :“文 ,典籍也 ;献 ,贤也。”称文为“典籍” ,献为“贤人”。宋元之际马端临撰《文献通考》 ,第一次以“文献”作书名。他在自序中说 :“引古经史 ,谓之‘文’ ,参以唐宋以来诸臣之奏疏、诸儒之议论谓之‘献’ ,故名曰《文献通考》。”他承袭朱熹之说 ,将“文”解释为“古经史” ,而将朱熹释“献 ,贤也”的“贤”扩大而为“诸臣”和“诸儒” ,并指明朱熹所谓“贤”乃是贤人之言 ,也就是他说的“诸臣之奏疏、诸儒之议论”。马端临释“文”为叙事之文 ,“献”为论事之言 ,比前人对文献的解说要更为明确合理 ,故为人们所接受。后来 ,文献一词便用来指称载于各种载体的有历史价值的语言文字资料。一个民族和国家发展到一定的历史阶段 ,这样的语言文字资料便会逐渐积累增多起来。为了使这些不断增长的文献在当时发挥作用 ,也为了便于保存、积累和流传 ,就需要对它进行整理 ,使之条理化以便于利用。文献整理工作 ,早在先秦就已开始。据《左传》等史书记载 ,周室和各国的图书均已分类收藏。《国语·鲁语》还记载了周宣王时宋国大夫正考父曾依照周朝太师《商颂》之底本 ,校订宋国保存的商代祭祀乐歌 ,并确定以《那》为篇首。这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关于校勘古籍的记载。后来 ,孔子也曾对古代文献进行过认真整理。《易》、《书》、《诗》、《春秋》等都是经过整理的文献。秦始皇“焚书坑儒” ,加之秦末战乱兵燹的毁坏 ,中国古代典籍遭受空前浩劫。西汉“改秦之败 ,大收篇籍 ,广开献书之路”① ,从民间学者、诸侯王至朝廷 ,掀起了搜集、整理和传授先秦古籍的热潮。汉景帝时便出现了“天下众书往往颇出”的局面。汉武帝建立藏书制度 ,又进一步大规模征集图书 ,出现了国家藏书“积如丘山”的盛况。至成帝时 ,在广求天下遗书基础上 ,刘向、刘歆父子受命进行了一次规模空前的文献整理工作。整理工作具体包括 :①对以单篇形式流传或虽已成书但篇章错乱的先秦古籍 ,审定篇目篇次 ,形成定本 ,有的还拟定书名 ,校定文句。刘向称此项工作为“校雠”。②编写叙录。即对每书写出提要或题解 ,对作品加以辨析评介 ,其中也包括判定书之真伪的“辨伪”工作。③编纂分类目录。每校理一书成 ,“向辄条其篇目 ,撮其旨意 ,录而奏之”② 。刘向将以单篇形式随于原书一起上奏的叙录 ,从各书中抽出 ,把众多的叙录编纂到一起 ,名为《别录》。刘向死后 ,其子刘歆承父业 ,在《别录》基础上编成七略》 ,是我国最早有规模有系统的分类图书目录。因为当时朝廷的这次文献整理工作一开始就是有明确分工的 ,光禄大夫刘向负责校理经传诸子诗赋 ,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 ,太史令尹咸校数术 ,侍医李柱国校方技。这种分工 ,实际上也是一种图书分类 ,按大类分头校理。因而《别录》、《七略》也是分类编排的。其分类采取的是“六分法”即将当时图书分为六略或六部 :《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数术略》、《方技略》。在六略之上又有一篇《辑略》 ,汇集六略中各种著作的小序以作为全书总略。每一略中又有总序 ,总论一略之学术源流 ,具有学术概论的性质。《别录》、《七略》共著录各类典籍三十八种 ,五百九十余家 ,一千三百余卷 ,全面反映了东汉以前的文献概况和学术源流。作为这次校理古代典籍的重要成果《别录》、《七略》 ,它本身固然已成为中国古代文献学中目录学的经典著作 ,而且通过它所反映出的刘向、刘歆整理古籍的思路和整理过程中形成的一套原则和方法 ,对后世影响深远 ,而且对我国古文献学的建立意义重大。后来班固删取《七略》 ,撰成《汉书·艺文志》 ,在分类法上也承袭《七略》分为六略 ,三十八种 ,五百九十六家 ,成为我国第一部史志目录。《七略》和《汉书·艺文志》都把诗赋单独编成《诗赋略》 ,以与六艺诸子相区分 ,体现了编者的文学观念和文体意识 ,说明他们已经注意到诗赋作为文学作品具有不同于学术著作的特点。《诗赋略》实际上成为我国第一部文学目录。汉代以后 ,历朝统治者组织人员修前朝之史 ,新的史志目录不断产生。史志目录的编写 ,往往伴随着对国家藏书的校理。兵燹之后 ,盛世之时 ,也总有修书修史之举和大规模校理古籍的行动。不仅如此 ,这种官方行为 ,也影响到民间。学者个人修史校书之风也逐渐盛行起来 ,在中国文化领域形成了重视文献搜集整理的历史传统 ,在这类工作中 ,研究者对古籍的辑佚、校勘、辨伪、编目、注疏等都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科学方法和一些必须遵守的规则。渐渐地 ,又有人对这些整理文献的方法和规则加以梳理、总结、概括 ,于是便形成了我国古代的一种重要学科———文献学 ,成为古代学者治学必备的基本功和治学的基本途径。至宋代 ,郑樵著《通志》 ,其《校雠略》被视为第一部有关校雠的专著。该书进行校雠理论的建设 ,对求书、校书方法有精辟的见解。清代乾嘉时期朴学兴盛 ,考据学家在古籍整理方面成绩卓著。章学诚《校雠通义》正是在这一文化背景下产生的文献学名著 ,总结了刘向以来目录学的丰富经验 ,对郑樵的学说有所匡正和发展 ,倡言以“辨章学术 ,考镜源流”为研究目录学的门径。纠正了把目录学视为简单记载图书的错误观点 ,认为目录学不仅仅是为学术研究提供资料 ,它本身就应把学术研究包含在内 ,从而大大提高了目录学乃至文献学的地位 ,对从事此项事业的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总之 ,作为整理文献学问的文献学 ,是在我国历代文献整理中产生并逐渐发展起来的。但我国古代一直没有正式提出“文献学”的概念。正如张舜徽在《中国文献学·序论》③ 中所说 :“我国古代 ,无所谓文献学。而有从事于研究、整理历史文献的学者 ,在过去称之为校雠学家。所以 ,校雠学无异成了文献学的别名。”最早使用“文献学”概念的是梁启超。他在论及全祖望时说 :“其后斯同同县有全祖望 ,亦私淑宗羲 ,言‘文献学’者宗焉。”④ 后来又说 :“明清之交各大师大率都重视史学———或广义的史学 ,即文献学。”⑤ 最早以文献学命名的中国文献学著作是郑鹤声、郑鹤春于 1 92 8年编著的《中国文献学概要》。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那样 :“在中国文化史上 ,文献学作为一门学科 ,伴有本学科专著出现 ,似起于此时。”⑥新中国成立后 ,特别是进入 2 0世纪 80年代新时期之后 ,文献学具有了更明确的学科意识。不但出版了多种概论性质的文献学 ,如被称为“奠定了中国文献学的理论基础和学科体系”的张舜徽先生的《中国文献学》等 ,而且包括《中国文学文献学》⑦ 在内的各个学科的文献学著作 ,文献学的分支学科 ,如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辑佚学等方面的著作 ,也都纷纷出版。就文学文献来说 ,出版了《中古文学文献学》⑧ 、《隋唐五代文学史料学》⑨ 、《元代文学文献学》⑩ 之类的断代文学文献学著作。甚至还出版了关于司马迁《史记》方面的专人专书的文献学著作 ,可谓极一时之盛。二、 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文献学发展到一定阶段 ,就会分化出一些独立的分支学科 ,如前面所提到的版本学、目录学等等。而且 ,科学研究又分为不同的学科 ,因而就会产生不同学科的文献和不同学科的文献学 ,例如文学文献学、历史文献学、科技文献学等。文学文献学是伴随着文学文献的不断积累和文献学家文学意识的不断觉醒而从一般文献学中分化出来的 ,当然这种分化也反映着一般文献学本身的进步与发展。而且 ,文学文献学发展到一定的历史阶段又会继续分化。前面提到的《中古文学文献学》之类的断代文学文献学 ,便是这种发展分化的结果。这种各历史阶段的断代文学文献学的不约而同地推出 ,反映了学术界某种共同的需要、某种学术思潮 ,也是中国文学文献学发达繁荣的重要标志。这样看来 ,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的建立 ,也是不可避免的。中国现代文学起始于1 91 7年的文学革命 ,终止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第一次文代会的召开。作为一个完整的历史时代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代 )的文学 ,它已经成为历史。这一时代的文学作品也已成为历史文献。搜集、整理、研究这些文献 ,也就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这一学科不可推卸的责任。因而 ,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的建立便成为一种历史的必然要求。实际上 ,搜集、整理中国现代文学文献的工作 ,至迟在上世纪 30年代赵家璧主编《中国新文学大系》 时 ,便已有规模地展开。这个“大系” ,是新文学第一个十年的一部很有分量的文学总集 ,对于现代文学来说 ,其意义甚至不亚于《文选》之于中国古代文学。赵家璧策划显示新文学第一个十年实绩的《中国新文学大系》的编辑出版 ,从而调动了包括鲁迅、胡适、茅盾在内的一批新文学运动的倡导者和健将 ,一起来搜集编选新文学第一个十年的文学作品 ,按体裁分编为十大卷 ,各种文体之前均有编选者所写的长篇序文 ,全书由蔡元培撰写总序 ,而且第十卷便是由阿英所编之《史料卷》 ,从文献学角度看 ,这是一次十分规范的文献整理的大行动。赵家璧本拟再续编第二个十年的大系 ,但因日军侵华而未果。鲁迅逝世后 ,《鲁迅全集》的编辑出版 ,又带动了作为“别集”的作家个人文集的整理与编辑。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 ,作家作品的出版更是有计划分步骤地持续进行 ,1 0卷、1 6卷注释本《鲁迅全集》的出版 ,代表建国后作家“别集”出版的水平。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等有影响的现代作家的全集、文集、选集陆续出版。到目前为止 ,几乎稍具影响的现代作家都有文集或选集行世。现代文学“总集”的编辑出版 ,
More summaries about the 对鲁迅文献学研究的若干思考——《鲁迅学文献类型研究》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