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许是离世纪之交的热闹越来越远了的缘故吧,二○○四年的诗歌界有些异乎寻常的平静,似乎 又回到了久违的“日常”情境对于多年来习惯了事件和热闹的人们来说,这反而显得有些“不正常 ”了,缺少了话题、看点,还有那种“可资叙述”的引人注目的刺激性变故,作为一个“诗歌年度 ”,它似乎也缺少了色彩和引人谈论的动力。但也许“历史感”就应该产生在这样的时刻。几年来 事件频频、热闹不断的诗歌“现场”,当然也催生着人们置身其间的震惊与思索,令人真切地感受 到诗歌写作方式、美感价值与伦理的迅速而深刻的变动,但毕竟因为时间的过于切近,而很难给出 一个清晰的判断。而现在,这样一个过程正接近于完成,我们似乎可以作出这样一个基本判断:即 ,当代诗歌的一个重要的历史变动期已经接近于尾声———或者更通俗地说,从一九九九年的“盘 峰论争”到现在,该突破的已经突破,该分化的已经分化,该转型的也已经差不多完成了转型。一 句话,“地震”已经结束,“余震”也正在渐渐趋于轻微和接近消失,诗歌界又重新开始面临一个 整合、互融、消化和提升的日常状态。这当然也可能是一个失败的判断。但不管怎样,诗歌所面临 的已经不仅仅是必要的分化,而是分化之后又怎么办的问题。编完二○○四年的诗歌卷,我朦胧间 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也许是与个人趣味的不断的微小变化有关系,任何“结论”都可能带上主观性 ,但个人能够做的,大约也只有这样的工作了。这里,我想用几个“关键词”的形式,来简单地描述一下本年度诗歌的概况。“中间代”或者“第三条道路”?把这两个渐渐成了气候的词语或概念放在一起,倒不是强调它们之间的交叉和兼容的一面,而是可以 在某种程度上显示出诗歌界格局的变化与整合的趋势。“中间带”和“第三条道路”的说法不是今 年才提出来的②,但似乎在今年才变的硬朗起来,我看到了由安琪、远村、黄礼孩等人策划、由海 峡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两卷本的《中间代诗全集》。单就其“厚重”的程度而言,恐怕要超过早在二 十世纪九十年代由万夏和潇潇编辑的《后朦胧诗全集》。稍有点不同意味的是,它不是采用了十年 前的“后朦胧”一代那种金光闪闪的黄铜色,而是有些暗淡的银灰色———这可能纯属巧合,但不知编者是否也有意识地要做一点“青铜”或者“白银”之类的断代比附?抑或表达了对“中间”这一命名的迟到的一点小小的愤懑与不平?《中间代诗全集》收录了八十二位 出生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诗人的作品。这里面当然不可能完全排除个人偏见的因素,但基本上可 以说,包罗了这个年龄段的“成名的诗人”———“成名的诗人”自然不能等同于“最好的诗人” ,其中误判和遗漏肯定是有的。这个问题我们暂且不管,更需要讨论的是,这样的一个体例表明, 它是一个“集合概念”,体现的是编者的一个文学史或者诗歌史的意识与责任,或者也暗含了一个 “未被命名的焦虑”因为很显然,前有“第三代”或者“新生代”诗人的成功集合(那其中有许多 代表性人物实际上也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出生的,如西川是生于一九六三年,韩东和陈东东是生于 一九六一年,张枣是生于一九六二年,而海子是生于一九六四年……),后又有在近些年异军突起 的“七○后诗人”的逼挤,这样,中间那些稍晚于“第三代”之后成名、又很少被集体性地写进文 学史的一群,就真的面临着被忽视甚至被遗忘的危险。所以,给出一个集合性的命名就不但显得必 要,而且紧迫了。不过它同时也就注定了这一概念的局限,它的诗学含义正因此而显得晦暗不明。人们不禁会问:“中间代”的共同的诗学主张和特征是什么?把伊沙和臧棣放在一起,徐江和西渡放在一起,他们自己会互相认同吗? 如果只是年龄相近而不是有着共同的诗学理想、相似或相近的艺术见解,那么把他们放在一起又有什 么意义呢?“第三条道路”与“中间代”不同,它可能更多地具有诗学的意图,因为它是针对着“ 民间”与“知识分子”的二元格局而提出来的在前几年的时间里,这几乎是一个受到忽视白眼和嘲 笑的说法,因为人们对它的提出依据和动机都感到可疑。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它的诗学内涵开始 逐渐得到比较清晰和有力的阐释与认可了。关于它的各种说法,有人做了一个回顾和解说,大致的 观点有这样几种:在莫非看来,“第三条道路”就“是另类,是另类的另类,甚至是自身的另类, 是单独者,是单数的复数”①。在树才看来,“第三条道路是另一些道路,是复数,因为我坚信诗 歌的丰富多样正是基于每一位诗人观念与文本上的差异。所谓多元,即差异,即独立,即无领袖欲 ,即尊重对手,即‘不结盟’”②。在谯达摩看来,“‘第三条道路’的‘三’,是‘三生万物’ 的‘三’,‘第三条道路’是一条绝对敞开的道路,因此是一条无限延伸的道路”③。这些说法无 疑都是很有意思的,至少“他们都强调了诗人个体的位置和基本的责任感,超越了‘知识分子写作 ’和‘民间写作’争论者所陷入的那种二元对立的思维局限。”④不过这样的说法与其说是对自我 的立场的阐述,还不如说是对本来的状态的解释,它本身似很难构成单独的诗学意义,更无法像他 们所希求的那样会成为“二十一世纪中国的第一个诗歌流派”。所以依然是一个问号和悬疑。总结与怀旧。不知道这是否是出于幻觉和偶然?当我读到北岛的《时间的玫瑰》时,我突然有了这种感觉。“我回来了———归程/总是比迷途长/ 长于一生……”(《黑色地图》)这沧桑感受使人无法不去追忆那倏忽之间已消逝的二十余年的时 光。因为几个多年飘泊异乡或者隐身江湖的诗人的出现,一个年份几乎倾斜于一种颓伤与忆旧的修 辞。北岛、多多,还有多年来很少在诗歌界露面的芒克、梁小斌,已沉闷了有些年岁的李亚伟、周 伦佑等“第三代”诗人,我在《中国诗人》、《撒娇》、《星星》还有于二○○三年底问世的《明 天》等刊物上,陆续读到了他们的一些作品,以及对他们的一些近期行踪的介绍。怀旧的当然也还 有读者,作为诗人已封笔多年的舒婷,也被重新评为“最受欢迎的十位女诗人”之一,出现在由黄 礼孩策划出版的民刊《诗歌与人》中。我不知道这是否就是标志了,实际上各个时代都有自己的怀 旧情绪与方式,但对过去的回忆已然有了沧桑的戏剧性的超然和反讽感,则是比较不寻常的。比如 北岛在被问及当年对朦胧诗的批判时,竟然是这样说的,那场“争论的真正意义是拖延了诗歌边缘 化的时间”。他倒没有感叹和记恨当年那些误读者的愚昧和受批判的委屈,而是怀恋起那种因祸得 福的热闹来了,便是“边缘的自由”也未见得胜过“中心的不自由”,个中的悲凉和沧桑感真是非 一般人所能够感知。因为他如今的背景已然和纯粹生活在国内语境中的人们完全不一样,他说话的 依据还有在异国的情形。他还说,“诗歌总体上是在走下坡路,这是世界性的问题。”(马铃薯兄 弟:《访问北岛》,见《中国诗人》二○○四年第三期)当然有可能是世界性的问题,但在我看来 ,也许首先是说话人的“心境”的问题。我不知道这样一个感觉是否准确,当一代人都已经到了渐 渐开始步入生命的秋天,到了五十岁向六十岁迈进的时候,再新鲜和激越的经验,在诗歌里和心灵 中都会渐渐变得苍老和悲凉起来。从这个意义上说,多多的诗句是感人的:“十一月的麦地里我读 着我父亲……/读到一张张被时间带走的脸/我读到我父亲的历史在地下静静腐烂/我父亲身上的 蝗虫,正独自存在下去”(《我读着》)。这是面目全非的、已渐渐靠不住、抓不牢的历史,追问 本身甚至已变得恍惚起来。还有各个阵营或者旗号下的写作者们。我想说,时间因素在二○○四年 的诗歌修辞中或许扮演了一个潜在而又最为重要的角色:“七○后”的年轻人呈现了一个不易让人 觉察的集体性疲软,而过去的几年中曾多少有些沉闷的“第三代”们,却好像不约而同地发力,在 找回他们过去的风光,所以细心的读者不难会发现在今年的选本中他们的比例的增加。另外,回顾 或总结性的事件也有集体性的发生,除了前面提到的《中间代诗全集》、《第三条道路》、《诗歌 与人———最受读者欢迎的十位女诗人》外,《诗参考》以“十五年金库”的名义推出了严力、伊 沙、徐江等十人的十部诗集;臧棣、黄粲然、孙文波、肖开愚、张曙光五人也推出了他们的《诗合 集》;由谭克修主编的《明天》更是重新集合起“今天”、“非非”、“他们”、“民间”以及“ (知识分子)立场”等各个阵营的诗人们来了一个集体展示。特别是在主流的诗歌出版物《中国诗 人》、《星星》、《诗选刊》还有《上海文学》中,都不约而同地推出了整理和展示当代民间诗歌 出版物的专栏。人们仿佛一起陷入了一个遥远而幸福的回忆之中。尖锐、诙谐与痛。这样的作品一 定不在寻常人们的视野里,它既不符合唯美,也不符合“个人写作”的独异性,甚至也不能算是很 “民间”,所以考虑到种种因素没有将它收入。不过读它却使我有着灵魂的颤栗感———“颧骨日 渐高耸的上海/营养不良、消化不良的上海/掀起裙角的荡妇/正在勾引被物质兑换的人们/淋病 、梅毒甚至艾滋/瞧,多么时尚多么现代的词/像魔咒一样如影随形/坐上告诉悬浮的列车/前进 ,前进,进……”(丁成:《上海,上海》)不禁让人想起前现代的情景,和波德莱尔式的阴暗而 尖锐的修辞方式。照一般的判断标准,它实在不是很规矩和“健康”的,但在我看来它却是今天罕 见的具有感受能力的作品———太多的作品看上去似乎是有感受力的、细腻的,但却是没有疼痛感 的“个人自我的隔靴搔痒”。如今精神的自恋症正在难以抗拒地蔓延,记得去年我曾经提出要反对 诗歌的“中产阶级趣味”,而今我依然持这一观点,诗歌如今最大的敌人不是别的,就是写作者自 己的中产阶级式的趣味,自恋、傲慢、平庸、冷漠、不负责任的发泄与虚假无聊的优雅,其原因概 在于个人中心与自我的放大。出于这一点,我们要旗帜鲜明地反对那些“个人化的细节”与对个人 化经验的迷狂,这不是哪一个阵营或派系的单独的问题,而是共同的问题,这种情形甚至在更年轻的“七○后”一代身上,也开始明显起来,真是可怕。让人感动的还有一个叫做徐慢的诗人,我无法将他的《人民》那样的作品收入,但却记下了读那样的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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