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唐小兵在《<千万不要忘记>的历史意义———关 于日常生活的焦虑及其现代性》一文中,跨越传统社会历史 分析的政治意识形态层面,用“日常生活”范畴来重新诠释 《千万不要忘记》这一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语境中的话剧 的现代意义。作者从《千万不要忘记》剧本中捕捉到两个符 号:时间和空间。在这里,时间被分割成工作的8小时之内 和工作之余的8小时之外两个部分,空间则相应地被分割成 工厂的车间和工人的家庭。作者认为,《千》剧的“戏剧冲突 及其解决所表露的一个政治无意识层面上是对私人空间的 焦虑甚至恐惧,剧情的发展所展示的正是这样一个私人空间 如何一步步被瓦解溶化的”①。也就是说,在现代工业的背 景下,人们面临着这样一种困境:即公共空间不断挤压占领 私人空间,并试图将8小时之外的日常生活纳入到8小时之 内的非日常生活中。 唐小兵的贡献并不仅仅在于他从《千万不要忘记》这一 历史剧本中剥离出新的文化意义,而在于他在其批评文本中 对“日常生活”这一范畴的提出。在社会学意义上,人们一 般把生活分成两个部分:日常生活和非日常生活。其中,“日 常生活是以个人的家庭、天然共同体等直接环境为基本寓 所,旨在维持个体生存和再生产的日常消费活动、日常交往 活动和日常观念活动的总称”②,非日常生活则是指“以社会 为基点,主要属于社会领域,具有不断进步性和开创性的政 治、经济和文化活动的总和”③。按照这个标准,日常生活主 要包括衣食住行、婚丧嫁娶、饮食男女等行为,而文化艺术、 政治经济等精神社会层面的活动则被划入非日常生活的范 围。但在现实生活中,“日常生活和非日常生活并不是两个 互不相关和彼此隔离的生活领域,而是人的生活中两个彼此 重叠和各有侧重的层面和部分”④,一方面日常生活必然受 到非日常生活的影响和制约,另一方面非日常生活在个体的 选择中也不可避免地打上了日常生活的烙印。两者的关系 随着时代的发展有一个彼此消长的变化。 如果说在《千》剧产生的60年代语境中,人们所面临的 社会主流是非日常生活侵占日常生活、主流政治意识形态遮 蔽大众平民意识的话,那么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现代 文明的发展,政治束缚和物质贫困渐成昨日云烟,精神世界 的无限自由和物质生活的日益宽松使日常生活越来越凸现 出重要性,逐渐成为非日常生活得以存在和流传的主要载 体。此时,日常生活的重要性不再局限于恩格斯所说的“人 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 教等等”⑤,而是更多地体现为卢卡奇所说的“日常态度既是 每个人活动的起点,也是每个人活动的终点。这就是说,如 果把日常生活看作一条长河,那么由这条长河中分流出科学 与艺术这两样对现实更高的感受形式和再现形式。它们互 相区别并相应地构成了它们特定的目标,取得了具有纯粹形 式的———源于社会生活需要的———特性,通过它们对人们生 活的作用和影响而重新注入日常生活的长河”⑥。换句话 说,日常生活之所以重要,因为它不再是非日常生活得以成 立的物质前提,而是因为它支撑并消化着非日常生活。 随着日常生活自为性的获得,如何正确对待世俗世界中 的日常生活并有效表达自己对日常生活的态度,成为广大民 众关注的重心。大众文化,便是在这一时代背景下应运而生 的、表达民众产生于日常生活世界里的意识形态需求的文化 形态。因此,对大众文化的理解就离不开“日常生活”这一 运作范畴。这里所说的“日常生活”,主要是指现代平民社 会中的日常生活,也就是贝尔笔下的“革命的第二天”里的 日常生活。因为只有在现代社会中,肯定此岸世俗意义的大 众文化才能具备和强调彼岸精神理想的精英文化同等重要 的地位,“日常生活”才具有直接的世俗意义而不是依附“非 日常生活”获得神圣的象征意义,甚至成为“非日常生活”的 目的指向。用张爱玲的话来说,“我发现弄文学的人向来是 注重人生飞扬的一面,而忽视人生安稳的一面,其实,后者正 是前者的底子,又如,他们多是注重人生的斗争,而忽略和谐 的一面,人是为了要求和谐的一面才斗争的”⑦尤其是到了 现代平民社会,日益富裕的物质经济条件愈加衬托出日常生 活的绚丽多姿,和提倡“斗争的人生”的精英文化比较起来, 关注“和谐的生活”的大众文化更能得到民众的青睐。 “日常生活”决定了大众文化诉诸平民世俗欲求、满足 现实精神欲望的意识形态属性———即大众文化的“平民意 识”。这里所说的平民意识,是指现代消费社会中影响、制约 甚至支配大众现实日常生活的一种思维方式或价值观念,它 以大众文化为载体,消解精英文化的“彼岸理想”,肯定并宣 扬当下的世俗生活以及从中滋生出来的价值观念和伦理道 德。这是一种“迥然不同于泛政治意识形态以及传统意识形 态的另一种社会意识形态”,“二者之间的区别在于:前者关 注终极意义和对终极价值的承诺,后者关注现实意义和对当 下利益的获得;前者是理想主义的,后者是实利主义的;前者 注重精神追求,后者注重物质消费;前者维护意识形态的纯 洁性、正统性、神圣性,后者则表现出自己的杂糅性、中立性、 大众性”⑧。 具体到当今中国的社会现实,90年代以来我们的社会 生活呈现出两种变化趋势:一是物质消费在人们的日常生活 中日益显示出正当性和重要性;二是世俗生活的当下性、现 实性和大众的个体性得以凸现。在泛政治意识形态或精英 文化意识形态一统天下的时候,物质生活只是一种满足人们 最基本的生存需求、从而使其能够从事更神圣的事业和精神 文化活动的辅佐性手段,地位极其卑下。社会赞扬的是物质 生活越匮乏、精神生活越崇高的人生境界,而那些对物质生 活稍有讲究的行径,则无一例外地被贬为“小资产阶级情 调”或“生活腐化堕落”。从革命战争时期到“文革”前,人们 所能接触到的精神文化产品在主导层面上都是以各种信念 和理想来支撑骨架的,其目的是为了激励民众以更大的热情 和更饱满的精力投入到建设祖国的伟大事业中去。而且就 以那一历史阶段的实际状况来说,政治热情在普通人的生活 中也确实占据着很重要的位置⑨。这种政治热情在“文革” 时期极度膨胀以致变形,不仅在物质生活上给人们带来了饥 饿和贫困,更在精神上给人们造成了巨大的伤害,束缚了人 们的思想自由和文化想象,使中国社会在十年间变成了一片 文化沙漠。“文革”之后,知识分子一度成为中国文化的先 驱者和代言人,他们先是反思十年“文革”,呼唤解放思想; 后又批判商品社会遮蔽了人文精神,倡导人们去追求崇高的 彼岸理想、重建理性的精神家园。知识分子以启蒙者的身份 一路走来,那时,他们对物质生活无疑是轻视和回避的。可 是到了今天,中国挣脱了几千年封建文化的枷锁,经历了用 信念支撑生命的革命战争,走出了灰白暗淡的“文革”泥沼, 飞跃了激情澎湃的改革开放……在日益宽松的政治环境和 逐渐丰裕的物质生活中,人们没有了战争的恐慌、专制的压 迫、饥饿的等待和信仰的鼓舞。压力的减少使人们远离曾经 的理想、期盼和冲击的勇气,面对精神上最大限度的自由空 间和物质上超乎想象的便利条件,人们忽然丧失了抗击现实 和追逐理想的所有资本。特别是在高科技迅猛发展的信息 化时代,花样繁多的娱乐方式和文化生活使人们在劳动和消 费的缝隙中无暇顾及更加严肃的内容,大多数平民百姓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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