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 4年泰戈尔来华是中国现代学术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 ,泰戈尔在中国的讲话如一石激起千层浪 ,引起了方方面面的论争 ,中间夹杂着崇拜、认同、否定、咒骂各种声音。这其中反应最强烈、评论最多的当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陈独秀 ,陈以其一贯激烈、锋芒毕露的个性将矛头直指泰戈尔 ,引发了当时社会焦点问题的讨论。当这次事件已经尘封在历史发黄的档案中 ,我愿意抚去上面的灰尘 ,重新去思考它一些深层的原因。泰戈尔 ,一位人格纯洁高尚的诗人 ,陈独秀 ,一位个性激进的思想家 ,两个看似没有什么关系的人 ,却为何在 192 4年泰戈尔来华那一年产生了千丝万缕的纠葛 ,泰戈尔为什么会遭到陈独秀如此巨大的排斥 ,以今天的眼光反观历史 ,现代性问题似乎可以为 80年前的那段公案提供一些透视的视角。一 无法弥合的疏离 :错位的东西文化观“太戈尔不是张之洞、梁启超一流中西文化调和论者 ,乃是一个极端排斥西方文化 ,极端崇拜东方文化的人”。这段话发表在 192 4年 4月 18日《中国青年》陈独秀署名实庵所写的《太戈尔与东方文化》一文中 ,在这短短的一句话之中 ,陈独秀用了两个“极端”来形容泰戈尔 ,从中可见他对泰戈尔的态度。那么泰戈尔对东方文化是否如陈独秀所说“极端”崇拜呢 ?不可否认 ,泰戈尔确实有着很深的东方文化情结 ,他认为“西方创造的一切是为西方的 ,对它来说合情合理。可我们东方人不能租借西方思想和西方禀性”。泰戈尔深厚的东方文化情结是由于东方这块土地养育了他 ,他青年时代的光阴“几乎全消磨在恒河两岸” ,他在那里“对着流水而默想” ,“在野鸭群中 ,得了诗的灵感和思想”。① 而且泰戈尔“差不多在髫年的时候就感悟自然的美” ,“嫩色的草木 ,流动的云彩 ,天空中随季变幻的鸟声的风籁”② 都带给他一种亲密的伴侣的感觉。可以说恒河的圣水已经流入了他的血管里 ,注入了他的精神气质中 ,他的生命是深深根植于东方文化的土壤里的 ,他对于东方文化的热爱是与生俱来的。但是泰戈尔的东方文化观也充满了矛盾。他曾在许多篇文章中对印度文明进行了深刻的反思 ,对本民族文化中的许多问题进行细致的剖析 ,他在许多小说、戏剧作品中对包括生焚寡妇在内的许多印度陋习及国民性的弱点予以揭露与抨击 ,即使是在中国的谈话中 ,他这一思想也是有体现的 :“我们必须接受来自西方的真理 ,并且毫不犹豫地为它献上我们的赞美之词。如果我们不接受它 ,我们的文明将是片面的 ,将会停滞不前。……为此我们必须怀着感激之情求教于西方的活跃思想。”③ 泰戈尔并不是决然的排斥西方文明 ,他的思想中也存在着“体用”之分 ,东方文明为体 ,西方文明为用 ,他在日本的讲话中就曾流露出这一思想 ,他把西方文明比作一把锋利的剃刀 ,告诫人们要利用剃刀而不是为剃刀所用。但陈独秀却并没有看到泰戈尔的这种矛盾 ,或许他根本不愿用多重思维去思考这个问题 ,因为他的背景和个性注定了他思想中的二元对立 ,一切都可以用“是”或“不是”来分析。个人思想的形成离不开他所生长的文化氛围与时代背景 ,陈独秀是由于五四而成就其伟大的 ,他是时代的弄潮儿。尽管就个性而言 ,他没有胡适的温文尔雅 ,没有鲁迅的深刻犀利 ,他却以他非凡的激情引发了一场狂风骤雨般的社会思想文化革命 ,他将矛头直指中国的传统文化 ,以激烈的反传统姿态展示了他性格中全部的叛逆。中国的现代化不是自发产生的 ,它是伴随着西方的炮火强行进入中国的 ,中国是被抛入世界现代化的进程之中的 ,这其中夹杂着亡国的痛楚 ,民族自尊心的失落。尽管陈独秀的激进不为许多人所接受 ,但是对于他的爱国心、他的民族关怀感我们却不能否认。所以在这种民族灭亡的深切焦虑之下 ,如何才能拯救自己的民族成了陈独秀最关心的问题。中国国力的衰败与西方的进步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深受进化论影响的陈独秀对于西方现代的生活方式、民主政体以及科学的进步产生了强大的认同感 ,而对于中国传统的思想文化则产生了巨大的排斥心理。传统在他看来是中华民族前进的绊脚石 ,是束缚中国发展的桎梏 ,只有摧毁传统 ,中华民族才能重生。在《宪法与孔教》中他直露地表达了他的思想 : 欲建设西洋式之新国家 ,组织西洋式之新社会 ,以求识今世之生存 ,则根本问题 ,不可不首先输入西洋式社会国家之基础 ,所谓平等人权之新信仰 ,对于与此新社会新国家新信仰不可相容之孔教 ,不可不有彻底之觉悟 ,猛勇之决心 ;否则不塞不流 ,不行不止 !④在对中国传统的摒弃中 ,陈独秀表述了他对于西方现代社会的体认。从某种意义上讲陈独秀是一位民族主义者 ,中华民族的自信心失落于西方的船坚炮利之中 ,也是在遭受外辱的阵阵剧痛之中中华民族的自我认同才逐渐地加深。中国的现代化经由技术(洋务运动 )、制度 (戊戌变法、辛亥革命 )再到文化(新文化运动 )的追寻与探索 ,几代的知识分子无论在救国方式上有着怎样的差异 ,共同挽救民族危亡的信念却是不可动摇的。由于迫切的救亡目标 ,因此“中国 19世纪以来向西方作文化引借在中国知识分子心中产生了解决不了的心理压力。中国知识分子被迫承认并强烈诱使人们放弃中国过去的客观历史环境 ,也就是说中华民族必须大量引借西方的文化成品———现代化———这是由于其本身的贫与弱及无力抵御西方的侵略之故”。⑤ 正是这种压力导致了陈独秀激进的个性与二分的思维方式。于是 ,摒弃传统 ,学习西方成了陈独秀表达其民族关怀的一种方式 ,因为他认为传统是阻碍中国社会向现代西方国家学习发展的不利因素。这些都为他对泰戈尔的讲话产生剧烈的排斥埋下了深深的种子。无可否认 ,泰戈尔是凭借其 1913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的身份而获得普遍的国际声誉的。泰戈尔最初受到中国的关注也是由此而起。 1915年 10月15日陈独秀在《青年杂志》第一卷第 2号上翻译发表了泰戈尔诗集《吉檀迦利》中的四首 ,以《赞歌》为题 ,署名为达噶尔著。陈在“注”中写到 :“达噶尔 ,印度当代之诗人 ,提倡东洋精神之文明者 ,曾受诺贝尔和平奖金 ,驰名欧洲 ,印度青年尊为先觉 ,其诗富于宗教哲学之理想。”不知什么原因 ,陈把诺贝尔文学奖误写为诺贝尔和平奖。在泰戈尔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前和之后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他游历了欧美的许多国家 ,所到之处都受到了隆重的欢迎 ,他的演讲痛砭西方现代文明 ,表达了他试图以东方文明拯救西方文明的思想。“在他旅居英美期间 ,他直接目睹了许多西方文明 ,现在他感到 (尽管只是一个空想家和诗人的感觉 )某种祸患就要降临了 ,现代文明正面临着崩溃”。他在他的诗中表达了他这一预感 : 那来的是毁灭者吗 ?因为汹涌的泪海掀起了痛苦的狂涛 ,深红色的云朵在飓风中乱窜 ,忍受着闪电的鞭挞 ,或者雷霆般的笑声响彻了天际。生命就坐在为死神所充满的车辆里。⑥果然 ,诗人的预感是准确的 ,1914年一战爆发了 ,整个欧洲陷于一片愁云惨雾之中 ,大战所带来的毁灭性后果更加坚定了诗人对西方现代文明的反思。 192 4年来到中国讲学就是他这一思想的延续。因此他言语中对于西方现代文明的批判就不足为奇了。在泰戈尔看来 :“西方的生活犹如一座在自身不断增长的巨大体积的重负之下摇摇欲坠的冰山 ,已失去了其道德的平衡。”⑦ 因此他提倡“让觉醒的东方驱使我们去发现我们文明的本质和普遍含义 ,扫除文明道路上的碎石 ,不受滋生杂质的死水污染 ,使它成为人类各种族交流的渠道”。⑧ 他认为西方文明是物质的 ,东方文明是精神的 ,西方文明即将破产 ,有待于东方文明的拯救。泰戈尔这样的思想背景与文化心态 ,对于西方现代文明是质疑甚至是抗拒的 ,和陈独秀对于西方文化的态度显然是有冲突的 ,二人之间的差距与张力是显而易见的 ,冲突在所难免。对于东西文明孰优孰劣这个问题 ,早在泰戈尔来华之前就在中国学术界展开了激烈的论争 ,其中最著名的就是陈独秀和《东方杂志》主编杜亚泉 (笔名伧父 )的论争。陈独秀痛斥东方文化派 ,梁启超、张君劢等无一不是他攻击的对象。泰戈尔来华只是又激起了陈独秀对于东方文化派的反感。因此他自然不会静下心来去分析泰戈尔的思想 ,他把泰戈尔判定为提倡东方文化复活的一类人 ,言辞甚至激烈到咒骂泰戈尔为“人妖” ,那么陈独秀心中的东方文化又是什么样的呢 ?在《太戈尔与东方文化》一文中 ,陈独秀把“尊君抑民 ,尊男抑女”认为是东方固有的思想文化 ,而泰戈尔所提倡的东方思想的复活在他看来是要再把皇帝抬出来 ,把放足的女子再勒令裹起来 ,禁止男女同桌吃饭、同时乘车。他认为生焚寡妇 (印度 )、殉节阉臣 (中国 )就是典型的东方文化的代表 ,是根本要不得的。在陈独秀的意识里 ,东方文化或者说中国的传统文化早在新文化运动时就已被他扔到历史的垃圾堆中去了 ,他所提倡的一切“新”的东西———新青年、新文化是不允许传统再来染指的 ,所以在讲话中处处流露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赞美的泰戈尔自然撞上了陈独秀的枪口 ,惨遭攻击也就不足为奇了。而此时的泰戈尔自一战后对西方现代文明产生了巨大的失望与怀疑 ,再加上他本就深厚的东方文化情结 ,这一切都使他认为西方文明暴露出来的致命弱点只能求助于东方的精神文明 ,而东方文明的精髓就存在于拥有古老文化传统的印度和中国 ,还有接受了中国文化与印度佛教的日本。所以泰戈尔此次来中国自认“并非是旅行家的态度 ,为瞻仰风景而来 ;也并非是一个传教者 ,带着什么福音 ;只不过是为求道而来罢了。好像一种进香人 ,来对中国的古文化行敬礼 ,所持的仅是敬爱数字”。⑨ 泰戈尔来中国时对中国的国情并不是很了解 ,他只是以他在西方一贯的演讲精神继续他在中国的讲话 ,所以对他的反对声音很不理解 ,“驱象党”(大象为印度的代表 ,躯体虽庞大精神却最麻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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