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索绪尔的材料(学生的课堂笔记、索绪尔本人的信件、教案、札记等)愈来愈完整地清理出 来,为我们探究索绪尔的学术渊源提供了方便,同时也愈加凸现了索绪尔的创新之处。我们在此仅追索、比对索绪尔与德国语言学家保罗(HermannPaul1846—1921)的学术关系。就闻见所及,迄今为止研究索绪尔和保罗学术关系的专文并不多:Bohumil Trnka(1929)围绕索绪尔和保罗论述语言的共时研究和历时研究两种方法的基本区别;Hans-Heinrich Lieb(1967)从历史角度全面勾勒Paul, Baudouin de Courtenay,Kruszewski,Fortunatov,Meyer-Lübke和其他语言学家在索绪尔之前对语言的共时性和历时性的明确认识;Konrad Koerner(1973,1988)论述索绪尔和保罗在共时语言学、语言惯用法和个体表达诸 方面的共识与各自的独特见解,最为深入全面。我们则主要论述索绪尔、保罗对共同语和个体言说 、整体语言和个体语言的同感与异见,以及导致异见的缘由。1语言研究,应该取什么作为材料和 对象呢?索绪尔对这点的不同思考,使其与以往的语言学家大有区别。语言学探讨人类所有语言各 个时期的一切变化,“以语言的所有表现形式,论及语言,论及最为广泛的可能领域所涉及的对象。”(索绪尔2002: 5)这当然把文学语言与通俗语言都包括在内,“只有书写的语言,才成为文学语言。”(Saussure 1997: 6)但索绪尔在公开场合明确地把研究对象界定为言说的语言。“惟有言说的语言,才成为语言学的对象。”(Saussure 1997:6)写下的书面语言(文字)只是言说的语言的外壳。我们理解索绪尔的语言科学,要特 别注意这一点。而他在研究荷马史诗、拉丁诗作、中古传奇之际,则对文字倾注了非同寻常的心力 。索绪尔在1894年1月4日给梅耶的信中,近乎迷执地谈论语言学研究的对象,“长久以来, 我特别关注这些(语言)事实的逻辑分类,以及我们据以探讨语言事实的诸视点的分类。同时,为 表明语言学家从事的是什么,把每一种运演活动化入其预设的范畴,我愈来愈意识到这需要大量的工作。”(Saussure1964: 95)尤其是要重新拟定术语,在索绪尔看来,当时流行的术语“绝对荒谬”。为此须要表明语言学的研究对象是“一般的整体语言”(Saussure 1964: 95),虽然他觉得这会败了自己对语言学作历史审视的兴味。可见,早在1894年之前,索绪尔 就在思索如何对语言事实本身以及观察语言事实的视角进行划分,明确提出了术语“一般的整体语 言”。注目于语言事实抽象且同质的整体,这是对语言事实的析分,也是观察语言事实的一个视角 。梅耶就指出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中的思想很早就开始形成了,“他在普通语言学课程中详尽讲授的学说,20年(引按:1896年)前在高等研究学校讲授比较语法时就可以看出来,那时我是一个学生。”(Meillet 1916: 331907年1月16日,索绪尔开始讲第一次普通语言学教程,他从内在原理出发,将语言学界定为群体语言或种种整体语言的科学(Saussure 1993: 11)但立刻产生一个问题:什么是群体语言(le langage)? 索绪尔觉得其本质很难确定。研究对象的材料混沌一片,简直可以说对象不存在,“这在其他诸多学科内还不曾产生过。”(索绪尔 20027)譬如发出nu这个词,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声音、一种观念的表达,语言现象总是有 两个方面:人发出的音节是耳朵听得到的音响印象,但声音没有发音器官就不能存在;声音本身不 能单独存在,它是听觉—发音的复合单位,跟观念结合起来又构成了生理—心理的复合单位;群体 语言有个体的一面和社会的一面,没有这一面就无从设想另一面;群体语言时时刻刻同时包含一个已经确立的系统和一种演化,时时刻刻都是现行的制度和过去的产物。(索绪尔1980: 28—29)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索绪尔在三次讲授普通语言学教程时,首先从新创术语入手。他把语言分为群体语言(le langage)、整体语言(la langue)和个体语言(la parole)①。其中,群体语言=整体语言+个体语言,并以整体语言为明确的研究对象,因为 它同时包含上述语言现象的二元性:同时是群体语言机能的社会产物和社会集团为了使个体有可能行使这机能所采用的一整套必不可少的规约。(索绪尔1980: 30)也就是说,整体语言是社会产物,其存在使得个体可以运用群体的语言能力。(索绪尔 2002: 74)研究对象的确定,无疑是索绪尔成为现代语言学奠基者的一个重要理据。保罗在索绪尔之前也作了语言学术语的区分。1880年保罗出版了《语言史原理》(PrincipiederSprachgeschichte),在其去世前曾印过 5 版,其间大有增益,初版为228页,第五版(1920年)则扩至428页,且每版次都在序言中明白表达自身的观点。此书被誉为新语法学派的“圣经”。1888年由Herbert August Strong据第二版(1886年)译为英文, 1891 年英译者与 W. S. Logeman, B. I.Wheeler一道写了适宜于英语读者阅读的改编本《语言史原理初阶》(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thehistory of language)。《语言史原理》虽以德语写作,且以日尔曼语为例阐明语言的历史研究。但作者视野广阔,并非仅限于日尔曼语,而是放眼于所有的印欧系语言。1909 年,在此书第四版序言中,他进一步阐述自己的信念:使揭橥的原理可适用于非印欧系语言(cf. Jankowsky 1972: 145)。可见,《语言史原理》旨在发现语言变化的规律。“描写语法的任务是确定并记录语法形 式以及特定语言共同体在特定时间的一般状况;记录属于这种共同体的所有个体的言语。这自然而 然会以抽象的形式,譬如范式和规律,来记录其观察所得。将语言特定时期得出的抽象物与另一时 期的抽象物相比较,就会发现结果是不一样的,我们就说语言在某些方面发生了变化。不仅如此,我们还可以从这些变化中发现某种规律。”(Stronget al. 1891:1)索绪尔也采取相同的途径,以为“须从一切语言本身的历史中得出最为普遍的规律”(索绪尔2002: 4)。保罗所谓的“语言规律”亦称“语言习惯用法”(Sprachusus),他从语言史中得 出原理,同时从语言原理中洞见语言史的变化,也就是所谓语言习惯用法的变化。这显然将共时性 和历时性交织在一起了。索绪尔则强调共时性(synchronie)和历时性(diachr onie)的对立。虽然语言学家意识到这种对立,但正如索绪尔自己所说,没有人像他那样特别强调这一对立(索绪尔2002: 124)。保罗影响索绪尔之处,正是在于作了语言习惯用法(linguistic usage)和个体语言活动( individual lin guistic activity)(Strong et al. 1891: 9)的区分:“语言习惯用法”(Sprachusus)和“个体言说活动”(in dividuelle Sprecht tigkeit)、“共同语”(Gemeinsprache)和“个体言说”(individuelle Sprachen)、“语言协作体”( Sprachgenossenschaft 亦称“交流协作体”/Verkehrsgenossenschaft)和“个体”(Indiv iduum)。索绪尔的“整体语言”和“个体语言”是可以与之相对应的。索绪尔进一步把整体语言分为“种种具体的整体语言”(leslangues)和“抽象的整体语言”(lalangue)。围绕前者,索绪尔主要探讨了种种 具体的整体语言(譬如日尔曼语、克尔特语、意大利语、希腊语等等)的差异是由地理差异造成的这一现象;就后者,索绪尔认为它呈现为一个“可抽析的整体”,一个“自成一体的机体”(索绪尔2002:74),完全是一个明确的对象,因而认定抽象的整体语言正是他心目中语言科学的研究 对象。在这点上,索绪尔和保罗大相径庭,保罗以为个体语言活动是语言学唯一的研究对象。取径 不同,我们认为一是缘于当时心理学研究路子以及保罗和索绪尔对语言学与心理学关系看法的差异 ,二是由于对类比创新注重程度的差异,对类比创新的不同观点导致对整体语言和个体语言的异见。2我们先谈第一点差异。语言学和心理学的关系极为密切,往往“很难划定界限”(索绪尔2002: 5)。或是心理学借用语言学的材料,如冯特的《民族心理学》;保罗《语言史原理》1909年第四版序言(cf. Koerner 1973: 113)就说冯特只从言者角度研究语言,最终希望从对民族心理学有利的角度观察语言,从中得出 结论,其目的在心理学。或是心理学给语言学提供资料,协助其工作,终极目标则在语言学。心理学研究途径的差异,以赫尔巴特(JohannFriedrich Herbart 1776-1841)的“个体心理学”与冯特(Wilhelm Wundt1832-1920)的“民族心理学”为代表。冯特认为语言变化的起因在“集体意识 ”或“群众”(Volksseele),而不在“个体”(Einzelseele),只凭个 体经验无法透彻说明人类集体创造的精神产品,因为它们取决于集体活动。冯特据此研究民族心理 学,作为研究复杂心理过程的普通心理学(个体心理学)的重要辅助手段。其中,语言、神话和风 俗就是集体精神的产物,从中可以推断出普遍的心理规律,展现共同的心理过程。民族心理学是个体心理学研究的极重要的辅助手段,这意味着民族心理学不是心理学研究
More summaries about the 索绪尔与保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