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现代知识分子的有机性论及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左翼文学, 我以为不能不考虑知识者的境况及其变化, 正是这种境况及其变化决定了知识者对左翼文学的接受和选择。尽管对现当代文学中的左翼文学的具体界定存在着分歧, 有些研究者认为左翼文学只是指 30 年代的左翼文学, 也有学者认为从 20 年代下半期以来凡具有左性特征的文学现象都可称为左翼文学。我以为, 看到左翼文学的整体特征是必要的, 它们之间确实存在着内在的关联关系, 但是, 我们又不能在看到左翼文学的统一性特征时忽略了它们内在的重要的差异, 这些差异甚至是本质性的差异, 也许我们只有在把握其中本质性的差异的时候才能真正抓住不同时期的看上去具有相似性的内在质地; 假如说我们不是把左翼文学看作是模糊的无差别的一个统一的大板块, 那么, 在我们认定左翼文学仅仅存在于30年代的时候, 我们也应该意识到, 即使在不同的时期发生了变异, 左翼文学它总有个来龙去脉, 也许, 相对于那种孤立的把握而言, 这种变异而又联系中的参照才能使我们对左翼文学有一个更深刻的理解。左翼文学的这种变化是和现代知识者的处境分不开的, 我们要把握作为表现的对象的左翼文学的变化, 我们就不得不对作为其根源的知识者境况的变化有着更为深入的理解。在讨论中国知识分子的时候, 人们容易联想到俄罗斯知识分子。实际上, 知识分子这一名词的最初指称的就是俄罗斯知识分子, 有人甚至据此认为知识分子是俄国 19 世纪特殊的社会文化现象。19世纪俄国社会的转变过程中产生了一个特殊的阶层, 主要是由当时的贵族阶层, 僧侣阶层和下层平民中分化、产生出的一批知识分子, 他们夹在巨大的封建官僚集团和庞大的农奴群体之间, 尽管他们清楚地看到了社会现实, 但对于现实社会又无能为力, 成为社会的“多余人”。这确实是一个突出的引人注目的社会文化现象, 人们用“intelligentsia”一词来指称这一批人。“intelligentsia”即“知识分子”之意, 好象人们为了概括、指称这种特殊现象和特殊群体才特意使用了知识分子一词。这就使人感到迷惑, 似乎现代知识分子的产生恰恰由于它和社会之间缺乏有机的联系。但是, 在我看来, 俄罗斯知识分子的这种状况只是一种特殊状况, 而不是一种普遍状况。说普遍状况和特殊状况并不是从它们分布的广泛性上来说的, 而是从它们是否是一种基本属性来讲的。尽管别尔嘉耶夫认为“俄罗斯的知识分子是完全特殊的、只存在于俄罗斯的精神和社会之中的构成物”①。但也不能不承认, 俄罗斯知识分子的产生是由于彼德大帝改革的结果, 是“由于彼德大帝的改革事业而形成的知识分子”②。正如当年别林斯基所认为的那样, “当代俄罗斯一切生机勃勃的、美好的以及理性的东西一样, 我们的文学也是彼德大帝改革的结果”③。就是说, 俄罗斯知识分子的独特性也只不过是相对于现代知识分子的有机性而言的, 相对于这种有机性, 俄国知识分子成了特殊的存在; 这只不过从另一面说明了俄国知识分子的特点, 并不足以说明他就是另外一种知识分子。也许正是这种特别性, 这种突出性,这种不见容于社会的特征使得这些知识分子成为一个特异的存在, 同时又证明着有机性是现代知识分子的基本性格。葛兰西曾把知识分子区分为两类,即“有机知识分子”和“传统知识分子”④, 传统知识分子对社会来说是一个相对游离的阶层, 现代知识分子与社会之间则是紧密结合的, 并且是现代社会的产物。相对于传统知识分子而言, 有机性显然是现代知识分子的基本存在品格。对俄国知识分子而言, 这种有机性的缺乏导致了一系列深远的后果。知识分子和社会之间有机性的缺乏使得俄国社会在由传 统向现代转型的过程中那些本来是相互联系的方面出现深刻的断裂。西方社会在由传统向现代转变的过程中也有着内在的根本的矛盾,自由与平等, 个人与群体之间的矛盾就是非常深刻的矛盾。但这些在西方社会的转型过程中, 矛盾的双方是互相排斥的但又是以对方为前提的, 一方的存在防止了另一方的偏至。而在俄国社会中, 本来相互联系的方面马上就会脱节, 并且片面发展其中的某些方面。在所谓的“弥赛亚意识”的作用下, 俄国知识者以为负有解放全人类的使命。宗教意识的强烈所导致的这种割裂说到底是由于转型过程中现代性现实力量的薄弱而导致的幻想, 因为这种宗教意识并不是在它自身的驱动下完成关于它自身的使命, 而是在俄国社会向现代转变的过程中, 由于它的作用而发生的进程上的扭曲。在这一过程中, 我们看到在特定的社会情绪推动下所形成的社会构想和社会学知识能够在现有的社会条件下走的很远, 从而脱离了社会的现实基础; 我们知道社会学知识本来是在社会现实经验的基础上产生, 用于解释社会现实并进而起到调整和改造社会现实的作用, 但是, 当一种社会学知识过于脱离社会现实经验和条件的时候, 那么这种社会学知识构想中的一些环节由于缺乏现实的依据必然是靠幻想和狂热来填补。如果说, 在19世纪三四十年代,俄国社会中各种小知识群体的探索还显得散乱, 那么60年代以后民粹主义、社会主义的目标就很明确了。显然, 他们也要建立一个现代社会, 但这个过程却是一个体制优先的过程。他们也知道现代社会的转型过程中现代性因素及相关的专业知识分子的重要性, 但是他们却十分惧怕“市民”阶层, 尤其惧怕资本主义⑤, 他们想把科学技术剥离出来和“农民公社的‘自然’生活”⑥相结合。———写到这里, 让人不禁想到赵树理的《三里湾》中的蓝图以及小木匠的“科研”, 直到周克芹的《许茂和他的女儿们》, 贾平凹的《满月儿》等等作品中的“田头科研”。固然知识本身是客观的, 但当它与一定的生产方式、生产关系结合的时候又不能是没有条件的, 你硬是让农民去炼钢, 让农民去讨论哲学,那能有什么结果呢? 由于是体制优先, 整个社会的现代性因素的欠缺, 支撑体制的就不是产生于现实的自然推动力量, 而是一种强制性的力量, 这种强制性的力量往往使得体制优先变成体制的专制。二 社会学知识与社会化情绪当成仿吾以“石厚生”的名字说, 鲁迅正在走向“更深更不可救药的没落”, 当李初梨认为“鲁迅对于社会意识完全盲目”⑦, 当郭沫若以杜荃的名义把鲁迅描述成“资本主义以前的一个封建余孽。资本主义对于社会主义是反革命, 封建主义对于社会主义是二重的反革命。鲁迅是二重的反革命的人物。以前说鲁迅是新旧过渡期的游移分子, 说他是人道主义者, 这是完全错了。他是一位不得志的Fascist (法西斯谛)”⑧! 当钱杏也以为对于鲁迅的作品“站在时代的观点上, 我们是不需要这种东西的”⑨。中国的左翼文学便以这种奇特的方式开始了。说创造社、太阳社的“天才们”对鲁迅的攻击有文坛青红帮的作风, 有宗派群体的成分, 这未尝不可, 要以鲁迅这样文坛上有重要影响和地位的作家来祭奠他们新的文学大旗的策划也未尝没有。但是, 他们让鲁迅“过时”却不是仅仅依靠诋毁和谩骂, 这里有着一套强大的社会学知识。因此, 它就不是随意性的片言只语, 而是包含着知识自身的背景和逻辑判断。郭沫若把鲁迅确定为“二重的反革命”, 其中就包含着对鲁迅阶级成分的认定, 对社会发展规律的把握, 以及对当时中国社会状况的理解和认识。尽管这一切都是虚妄的。假如要深究这一事件, 我们将会发现这决不是发生在所谓左翼作家内部的一次误会性的纷争, 它是其来有自, 其去有迹的。社会学知识在中国社会现代发展过程中, 有着重要的位置, 从晚清进化论的引介到“五四”科学民主及各种社会文化学说的引入, 这些在社会上无不引起强烈的反响且导致了深刻的社会观念的变迁。进化论的引入使我们看到了中国社会的停滞不前, 科学民主的引入使我们看到了中国社会的愚昧麻木。社会学知识似乎特别能触动我们的神经, 豁亮我们的眼睛。当 20 年代中期中国社会各种矛盾加剧, 进入剧烈的动荡的时期, 再加上俄国革命胜利后在世界上的影响的进一步增强, 这时, 一批知识分子大谈革命, 大谈社会主义, 大谈革命文学, 这可不是空穴来风, 也不会如水泼地。实际上, 它在当时的社会上是有着强烈影响的。一种社会学的理论或知识当它覆盖一定的社会内容之后, 必然要产生一定的心理判断和心理预期。就像进化论的引入中国, 当人们在进化论的观照下确实发现中国社会的停滞状况, 并且把这种停滞状况看作当时的危机的主要根源的时候, 谁也不愿走到进化论的对立面去, 你走到对立面去也就是走到了历史的车轮之下了。但是, 对社会学知识的过分热衷甚至迷信, 往往使人们走到事物的反面。后期创造社和太阳社所构成的知识群体就是过于迷信社会学的知识, 以至于完全以这种知识作为衡量的标准, 而失去了现实的判断力。郭沫若等人本是打算与鲁迅合作的, 但是对于中国社会的这种盲目判断马上就可以使他们拔刀相向; 而鲁迅则不然, 他以为创造社对于现实社会还是有着反抗的一面的, 他在 1927 年 9 月曾经说“现在文艺方面用力的, 仍只有创造, 未名, 沉钟三社, 别的没有,这三社若沉默, 中国全国真成了沙漠了”⑩。尽管看到了创造社、太阳社这些人的“创造嘴脸”, 看到他们在社会学知识驱使下的盲目, 对于他们的基本判断仍然是正面的, 与创造社、太阳社的论争并没有妨碍鲁迅选择左翼并参加“左联”, 并成为“左联”的领导人之一。这一事件的具体过程固然和中国共产党当时的文化政策有关, 但又确实是鲁迅自己的选择。因为这时的鲁迅也正处在一个思想的转折期, 对于日趋严酷的黑暗现实和旧的政治势力, 鲁迅的态度是决绝的, 毫不妥协的, 他确实寄希望于“第三样时代”。鲁迅已经开始像成仿吾所说的“近来颇购读社会科学书籍” 了。鲁迅在《三闲集》序言中总结和创造社的论争时还说: “我有一件事要感谢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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