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谷融先生 1919 年生于江苏武进, 是当代著名的文学理论家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专家。他的《论“文学是人学”》是中国当代文艺理论史上的重要文本, 对于我们回顾中国当代文学史, 乃至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史, 都有着极大的理论价值和历史价值。而他的《〈雷雨〉人物谈》、《艺术·人·真诚》等著作, 则生动体现了人学原则、审美原则和细读原则的有机融合, 形成了他文学批评的独特品格。在他的文学思想中, 影响最为深远、也最为突出的是他一以贯之的“人的文学”的审美选择。一“人的文学”的思想在中国新文学史上有着悠久的传统, 新文学家们很早就开始致力于建构以“人”为中心的文学理论, 把文学看成人学也是新文学和传统文学重要区别之一。胡适和周作人是新文学家中建构“人的文学”理论最为突出的两位批评家。胡适“人的文学”思想来自于对易卜生的理解。1918 年 6 月 15 日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易卜生主义》, 大力宣扬易卜生的个人主义, “主张个人须要充分发扬自己的天才性, 须要充分发展自己的个性”, 宣称“最期望于你的是一种真正纯粹的为我主义”, 高扬健全的个性主义的大旗①。在胡适的倡导下, 宣扬个人的自由精神的“易卜生主义”成为中国新文学反叛传统文学、建构新文学的重要指导思想。周作人在批评实践中建构了更加完备的“人的文学”理论, 从 1918 年开始, 周作人在《新青年》上接连发表了《人的文学》、《新文学的要求》和《平民文学》等文章, 在“人的文学”的启蒙主题下, 更加详细地阐述了“人的文学”是五四新文学区别于传统文学的最主要的特质。周作人对“人的文学”的内涵和外延都作了规定, 他把“人”规定为具体的个体, 因而在他的“人的文学”思想体系中家族、民族和国家都被排除在外, 个体自由被放在最优先的位置上, “一,这文学是人性的, 不是兽性的, 也不是神性的。二, 这文学是人类的, 也是个人的, 却不是种族的, 国家的, 乡土的及家族的。”②和胡适一样, 周作人的人学思想也是来自文艺复兴时代的启蒙理论, 强调个体的自由和独立。正是立足于“人的文学”, 周作人反复张扬个人为本, 鞭挞旧文学“无我”的伪善的超人间的道德, 从而规定新文学的目的在于唤起“人”的觉醒。指出所谓“人的文学”,就是“以人道主义为本, 对于人生诸问题, 加以记录研究的文学”。“人的文学”首先应该关注“自然的人性”, 强调“人是一种动物”, 但又是“进化的动物”, 因此人就具有“肉”与“灵”的两重性,“兽性与神性, 合起来便是人性”。其次, “人的文学”是人道主义文学。这种人道主义“乃是一种个人主义和人间本位主义”, 注意到人与人类的两重性, 强调“从个人做起, 要讲人道, 爱人类, 便须先使自己有人的资格, 人的位置”③。周作人这种人道主义的阐述, 带有胡适的易卜生主义的明显痕迹, 强调个人首先必须成为独立意识的主体才能具有“人的资格”, 成为真正的个人。尽管在周作人的“人的文学”思想体系中, 个体的自由先于家族、乡土和国家结构, 中国新文学运动也正是在个性解放的思想口号下迸发出了前所未有的荡涤传统的力量和勇气。但是, 五四文学革命本身不可能脱离实际的历史情境, 宣扬一种完全超越民族—国家结构的自由个体思想。整个五四新文学对“人的文学”的强烈呼唤, 实际与中国早期现代知识分子努力寻求建立不受传统制度规约, 不受外国列强欺辱的现代民族国家的要求相一致, 早期知识分子建构“民族国家”的各种努力和寻求“个人自由”并不存在严重的冲突。但是两者之间并不总是契合无间的, 1919年以后, 个体自由和民族国家结构之间冲突越来越严重。周作人后来所走的道路或许和他早期的“人学”思想并没有冲突,他只是按照“个人”的思想法则去选择个体的生活道路, 但其个人选择却和民族国家的思想结构发生了根本冲突。越来越严重的民族—国家危机, 渐渐使得早期的“人的文学”口号发生了变化, 当个体自由意识与民族国家的解放运动发生冲突时, 往往是个体自由遭遇否定, 这就是李泽厚所说的“救亡”思想逐渐压倒“启蒙”主题。1949年以后, 虽然统一的民族国家已经建立,但是民族一国家和个体之间并没有建立起一种和谐结构, 民族—国家的建立没有促进个体自由, 相反个体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否定, 所有的社会成员被控制在模式化的思想体系中, 文学作为虚构作品也不能表现个性, 文学只能为统一的政治服务。早在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就明确“文艺从属于政治”,“一切文化或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 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④所以,佛克马说: “当代中国的文学批评的流行趋势是由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1942)一文所决定的。从1949年至毛泽东逝世的1976年,可以当作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时期, 在这个时期里,毛泽东文艺理论在各种变化莫测的政治潮汐中是唯一变化的主流和单独存在下来的思想流派。”⑤ 的确, 1949年到 1976 年之间的近三十年文艺思想都笼罩在《讲话》之中, 文学理论家也只能从政治和阶级的角度去评判和阐释作品, 文学成为了政治说教的工具, 文学世界中也没有了人, 只有工具。作家和批评家都失去了独立的个人思想, 稍稍展示个体心灵的文学描写都会受到道德审问和政治批判。1949年以后一些重大的政治运动也都以文学为发端, 譬如1951年的批判《武训传》, 1954年的批判俞平伯和胡适, 以及 1955 年对胡风的大规模的批判。经过历次运动, 共和国的文学与文学理论离开了“人”的表现, 转而服务于主流意识形态, 新文学所倡导的不受拘束的表现个体自由的“人的文学”思想实际上几乎完全泯灭。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语境下, 1957年钱谷融发表了著名的《论“文学是人学”》, 古今中外, 旁征博引, 具体阐述了个体思想在文学作品中的重要性,尤其是文学与人学的天然联系, 真正延续了五四“人的文学”的启蒙思想。如空谷足音, 引起了巨大反响。二中国社会的历史情境常常充满戏剧性, 1956-1957年之间中国知识分子遇到了一个短暂的文化春天, 知识分子得到了发表自己的政治、社会和文化思想的机会。1957年, 华东师范大学举办了一次规模甚大的学术研讨会, 钱谷融写下三万余字的《论“文学是人学”》作为提交论文, 引发了较大的争议。时隔不久, 1957年5月5日《文艺月报》全文刊登了这篇论文, 同一天的《文汇报》还发了一则消息, 冠之以“‘一篇见解新鲜的文学论文’的标题”⑥。就当时的社会情境而言, 这确实是一篇“见解新鲜的文学论文”, 甚至可以说是一篇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文学论文, 它和许多习惯于从政治和阶级视野评判文学作品的批评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在特殊的历史环境中, 钱谷融清醒地意识到了政治和阶级尺度评判文学的武断和暴力, 使得文学丧失了作为文学的特质, 因此, 他以独特而富有激情的语言深入阐述了自己的文学主张, 呼唤一种真正的“人的文学”的观念。那时钱谷融或许还没有意识到“文学是人学”的观念和早期新文学家胡适、周作人的“人的文学”观念非常接近。论文开头便引用了高尔基的话: “高尔基曾经作过这样的建议: 把文学叫做‘人学’。”其实, 钱谷融当时并没有见到高尔基明确地说过“文学是人学”, 这句标题是当年许杰先生为他改的。钱谷融后来一直很留心查找“文学是人学”的出处, 几十年后偶然翻阅泰纳的《英国文学史》, 他发现泰纳早已有类似的说法: “Literature, it is the study of man”。所以他后来更正说“文学是人学”这句话的发明权, 不应该属于高尔基, 而应该属于泰纳。⑦事实上, 争论“文学是人学”的发明权并无意义, 与其说这篇思想成熟的论文是要证明高尔基的理念, 毋宁说是作者自我文学思想的表白, 作者只不过借高尔基之口表达了对当时充满政治话语的文学批评的强烈不满。他在这篇论文中驳斥了文学是政治和阶级的“工具论”思想, 批评了那种从“整体现实”、“生活发展规律”或者“生活本质”出发的所谓“现实主义”创作观念: “说文学的目的任务是揭示生活本质, 在于反映生活发展的规律, 这种说法恰恰是抽掉了文学的核心, 取消了文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的区别, 因而也就必然要扼杀文学的生命。”⑧钱谷融旗帜鲜明地提出, 文学是“人学”, 这个人学的对象是具体可感的而不是抽象整体的, 那种“整体现实”、“工具论”和“反映论”都离开了具体的人。钱谷融以大家都熟悉的《红楼梦》作为事例论证自己的观点, 尽管《红楼梦》反映的是整个时代和社会, 但曹雪芹是不可能因为意识到封建社会的日趋崩溃的朕兆而写《红楼梦》, 相反首先触动创作的可能动因是曹雪芹目睹了贾宝玉等人的生活命运,“感到了一种无法排解的、异常深厚复杂的感情的驱迫”才创作了《红楼梦》, 并没有什么抽象的“整体现实”左右他的文学创作⑨。钱谷融强调文学表现的对象是人, 这不仅是对作品表现对象的规定, 而且也是针对创作主体的,“在艺术领域里, 不管是创作, 还是鉴赏, 人们总是带着自己的情绪色彩来观察对象的, 总是要将观察对象跟自己的生活、兴趣, 跟自己的整个个性联系起来。”⑩创作主体首先要有独立的思想和个性,是“有着一定的思想感情、有着独立的个性的人”。这里钱谷融已经从文学的内部环境讨论到了外部环境, 针对的正是现实情境, 因为 50 年代的中国社会现实是知识分子的思想越来越被禁锢在意识形态结构中, 绝大部分知识分子已经开始丧失文化个性和思想感情, 甘愿沦为主流思想的工具。因此, 要想使作家所创作出来的人物具有独立的情感和意识, 首先得要求作家自己必须要有独特的思想情感, 尽管这种独特的思想情感可能和作家本人一贯的思想意识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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