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12月9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文艺理论研究室、比较文学研究室与北京语 言大学人文学院、《中国文化研究》编辑部联合举办了题为“中国文学理论的跨时空对话”的学术 讨论会。来自古代文学、文学理论、比较文学、台港澳文学、民间文学等不同学科领域的二十余位 学者围绕在中国文学理论的建设中如何进一步拓展学术视野、更好地发展学科研究等议题展开了热 烈的讨论和精彩的对话。北京语言大学黄卓越教授、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副所长党圣元研究员、文学 理论研究室主任高建平研究员主持了会议。会议的讨论内容可分以下两个方面:一 加强相关学科 之间的交流与互动,突破学科分野,推动中华文论研 究的发展 学者们首先指出了当前学术研 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党圣元研究员认为,近年来古代文论研究脱离史学、纯理论化的倾向越来越 突出,对批评史上具体的、实证性的问题讨论得很少。现在的研究趋势越来越倾向于单纯的理论演 绎、建构,而对具体的批评文本的版本梳理、校勘,对批评家、文论家交流的考证等却做的较少, 其实研究一下还是很有意义的。刘方喜研究员认为,文论和文学史事实上是交叉的。比如说研究李 东阳,从文学史的角度已经梳理过了,但可以再从文论史的角度研究。目前的研究中,对纯粹的文 论家进行文献钩稽的好像不太多,像严羽,文学史不重视他,文论史可以研究他。重视文献是很重 要的,不光是国学,西学也重视文献。从具体操作讲很多人都向文学史看,但现在的文学史研究也 很有问题,比如研究一些四、五流的作家。在讨论中,学者们一致认为,在文化普遍交流的今天, 迫切需要突破原有的一些学术观念的限制与束缚,应该在更广阔的学术视野下,加强与其他相关学 科的互动,分享学术资源,推动本学科的研究。黄卓越教授说,各种学术活动在当代世界的不断开 展,提供了各个学科相互交流的机会,“文学理论”和“比较文学”领域现在已存在很多重叠的部 分。现在的理论研究,尤其是对当下的研究,脱离不了全球化这个大的氛围,从事当下的理论研究 ,自然而然就与“比较文学”有很密切的关系。比较文学也是这样。比较文学现在越来越需要理论 的导入,所以两者交叉的情况比较多。古典文学与前两者相比,可能是比较被动的,它不可能去整 合理论和比较,而文学理论和比较文学则可以进入古典文学研究。然而古代文学或古代文论主要地 还是一种历史性的学科,它有自己独特的研究方法,当然,古典文学的研究的进展有时也会给理论 研究与比较研究提供新的启示。李春青教授也认为,现在搞古文论研究应该打破学科界限,应该着 眼于当代文论的发展,要挖掘古代文论有现代意义的东西。这项工作从根本上讲是一个中西文化对 话的问题,现在有很多人正在关注这个话题,比如说研究海德格尔跟老庄的关系,研究后现代主义 与中国古代文化,包括孔子的关系。最近金惠敏博士还写了一篇文章,从后现代视野中来解读孔子 。彭亚非研究员在谈到古代文论研究者的定位时说,在研究中不要被古代文论、现代文论这样的范 围所限制。面对西方的主流话语时,他认为中国学者最好的办法是,中国文学功底很深,对西学也 打通了,然后做一个比较的研究。主流话语也能参与,也可以退回到东方文化中来,钱钟书就是这 样的,他的份量就在于东西方都通。张德建从自身的古典文学研究出发,谈到学科交流能带来一种 新的视角,他说,每个人都具有一种身份,被固定化之后就会走向自我僵化,所以单纯从学科角度 讲,交流可能是更重要的,尤其是实证性的研究,很需要理论的支持。学者们在讨论多种学科的交 流和融合时,呼唤着学术研究的创新。杨子彦说,创造性有两个基础,一个是知识,一个是思想。 二十世纪的古代文学理论的研究实际上有两个特点,一种是侧重思想性的,接近于文艺学的;一种 是侧重知识性的,接近于古代文学的,这两点在二十一世纪肯定要走向融合。做古代文论的,应该 有个宏观的视角,同时无论何时应该关注当代文学的发展。文论研究的使命就是解决文学中的现象 和问题,只有解决当代文学中的问题才有生命力。郭鹏教授也强调,学术的生命在创新。中国古代 文论一直在理论化和史学化两端之间疲于奔命,新世纪的古代文论研究大概还是在这两极之间游走 ,但对我们学术自然人来讲,最关键的是在这两极都有所创新,比如说在文献上怎么做到辨伪,能 达到超越二十世纪的著名学者,我们现在接触到的文献范围可能比他们都广,有可能超越他们。另 外在理论化哲学化的纬度上,由于我们现在处在一个开放的时代,也有可能超越他们。董炳月研究员指出,理论研究者与我们研究文学史、做文本批评的人差距非常大。文学研究要突破,往哪里突破?从个人的研究出发,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要能发现各种关系。比如日本有个作家叫太宰治,他有的作品 是对中国古代小说《聊斋》的改写,他的改写中就包含着日本文化对中国小说的接受态度。所以研 究太宰治的学者,必须具备中国古典文学、日语、日本文化的知识,把这些知识都应用起来,才能 发现其中的关系。从事台港澳文学研究的黎湘萍研究员认为,在现代文学研究中要突破“概念”的 限制,比如张爱玲,你不能仅仅把她归纳为“台湾作家”或“香港作家”,而要注意到现代作家在当时背景下所形成的那种地域的流动性。学者的目的在于如何呈现你的问题?他引用胡适当年的话说,“不管国不国,只管粹不粹“。一定要跳出学科的限制,可以采用多种角度 、多样方法来研究你的对象。二 在文化比较的视野中与“全球地方主义”的启示下建构文化自觉 ,更新观念,在对社会潮流的批评与校正 中承当人文知识分子的责任 全球化是20世纪最重 要的特征之一,经济和金融的全球化对文化中全球与地方的关系具有深刻的影响。在全球化浪潮的 冲击下,原先被压抑在边缘的当代消费文化呈现了各种形态,还对精英文化构成了有力的挑战。面 对“全球化”的冲击,中国各个领域的知识分子都必须对此作出深刻的体认与积极的回应,以“全 球化”作为一个大的文化背景来思考问题。西方提出的“全球地方主义(glocalism)” 的概念对我们也是一种启发。与会的学者们认为,对于文化发展来说,一方面我们要充分认识本民 族文化的特质,建构文化自觉,另一方面,也应在全球的背景下,抛弃高低尊卑的观念,尊重每一 种文化,在研究中尽量接近其精髓、内核的层面,以达到真正的理解,如此,才能真实实现文化的 深层交融。叶舒宪研究员认为我们面临着一个重新学习、思想解放的机会。他说,全球地方主义就 是说在全球的视野中,千千万万的地方的东西又显示出它重新认识的价值,要把他们拿出来整合。 每一种文化都有最精髓的东西。我们要反思自己所学的是什么东西,然后重新给相对化。有时候你 会发现教科书上的定义和概念是一种巨大的遮蔽和压抑。我们要开始一种眼光向下的革命,不再光 盯着教科书,盯着学院派的领袖去看了,真正到民间去。每一种文化的精髓还远远没有被外人所知 ,应该对原汁原味的东西重新有个认识,要摒弃西方中心主义、汉族中心主义的立场。据我观察, 二十一世纪西方思想有三个转向,东方转向,民间转向,地方化转向。西方人的理性当中最伟大的 地方就是自我否定,能认识到自己的局限性。每一种文化都是一面镜子,我们要从西方的思潮中获 得启示。研究民间文学的吕微先生对此作出了回应,他说,我们确实需要深入到各种文化,包括民 间文化、民族文化的内部去理解它。在一个“各种知识都是平等”的心态下开展研究。在研究中, 学者们要大量补充相关的知识,更新观念,转换视角。王绯研究员也提出,在研究当代文学时我发 现,我们很多作家的世界观仍然非常陈旧,二十一世纪的作家的趋势,一定要是对人类、对世界有 所质疑,开始一场观念的变革,才能写出好的作品来。但我们的作家对此还没有意识到。同时,这 一代启蒙知识分子的责任,就是对文化的反思,这种文化自觉、对于人类困境的意识,不是具体区 域的,不是政治层面的,而是关乎人类生存的。但是我们大部分人还处于文化麻木状态,而这种启 蒙的责任是应该由人文知识分子来承当的。高建平研究员提出,我们在研究全球与地方关系时,要 避免文化相对主义的立场。文化相对主义,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一种新的西方中心主义。在今天,人们都在讲一个口号,叫做“文化的多样性”。“文化多样性”当然是要提倡的,但是,我们要的是什么样的“多样性”?有一种流行极广,甚至被写入到一些联合国官方文件中的说法,用生物的多样性来论证文化多样性。这种论证是有问题的。谁来保护生物的多样性? 回答只能是:人! 人凌驾于生物之上,保护生物的多样性。文化多样性是不是需要一个凌驾于文化之上的保护者? 谁能成为这种保护者? 目前有一种强调地方、民间、民俗、口传的理论思路,打出一种反西方、反学院的旗号,这其实是新 一轮西方影响的表现,并且具有极强烈的学院色彩。对此,我们应该分析。常常有这样一种情况, 这些要保护的文化的承载者,即生活在这些文化之中的人,具有强烈的改变自己的生活,不当活化 石的愿望。这些人有支配自己的生活的权利。彭亚非提出,在我们敬重西方人思想成果的同时,我 们也应该注意到,西方其实有两种声音:现代化的声音和反省的声音,这二者都需要存在,都值得 借鉴,如果只守住一个角度,就会迷失方向。本次研讨会既是跨学科的一次有益交流,也是大学与 专门的学术研究单位之间的一次成功互动,大家从研究内容到学术观念、方向视角都进行了深入的 探讨,感觉受益匪浅,意犹而未尽,期待在将来还能开展此类交流活动,共同促进学术研究的进步 。“中国文论的跨时空对话”学术讨论会会议综述@孙海燕$北京语言大学!100083港作家”,而要注意到现代作家在当时背景下所形成的那种地域的流动性。学者的目的在于如何呈现你的问题?他引用胡适当年的话说,“不管国不国,只管粹不粹“。一定要跳出学科的限制,可以采用多种角度 、多样方法来研究你的对象。二 在文化比较的视野中与“全球地方主义”的启示下建构文化自觉,更新观念,在对社会潮流的批评与校正 中承当人文知识分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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