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族小说一般都蕴涵着作者强烈的文化反思意识,对传统家族文化背景下的家族或大家庭的生活进行 还原或者写意,将复杂的血缘和等级关系组成一种历史记忆。从一定程度上说,20世纪末家族小 说人性化的书写,成为一种探究生存和揭示民族心理性格的特殊方式,也成为考察现代社会人们的 精神归依和寻找变革动力的主要依据。一从19世纪末《红楼梦》到20世纪初的《家》、中期的 《四世同堂》、《红旗谱》直到20世纪末的寻根文学、新历史主义……。家族主题如同爱情、生 命、死亡等其他永恒主题一样,或浮沉或沉潜于文学创作中,逐渐渗透到民众的意识、潜意识内部 凝结为一种文化品格,从而作为固结文化的一根缆绳或锁链,构筑了20世纪中国文学不容忽视的 景观。从赵玫的《我们家族的女人》、王安忆的《纪实与虚构》、张宇的《疼痛与抚摸》关于家族 血缘家族命运的描写到陈忠实的《白鹿原》、李锐的《旧址》、张炜的《家族》、莫言的《丰乳肥 臀》以及周大新的《第二十幕》、赵德发的《缱倦与决绝》等所谓的家族文化小说,甚至在先锋作 家的小说如苏童的《米》、格非的《敌人》、余华的《呼喊与细雨》等,也对家族的回顾构筑一座 座颓败的历史废墟。20世纪末家族小说的再度兴起,主要原因是社会转型时期,社会结构急剧分 化、重组带来的价值取向困惑以及现代性焦虑,自然引起人们对以血缘伦理为内核的家族文化的想 象和寻觅。人们强烈的历史怀旧又一次造就了家族小说创作的热潮。以家族生活为题材小说,或多 或少给现代人带来心灵的抚慰与宗脉的认归,获得生命的力量。李光耀先生有一个譬喻能够说明: “在经历所有的那些动乱时,家庭、家族、氏族为个人提供了生存之舟。文明崩溃了,朝代为征服 者消灭了,但这种生命之舟却能将文明传承到新的阶段。”①西方寻根思潮的推波助浪作用和对现 代文明的反叛,尤其是《百年孤独》和《根》等长篇小说的世界性的轰动,也给中国作家带来了振 兴本民族文学的信心与力量,将中国的家族文化展示给世人,促成中国文学的世界化。“家族”已 成为中国当代作家的某种集体无意识。二就叙事的角度来看,家族小说叙事有宏大的家族历史叙事 、跨时空的文化隐含叙事和作者解构家族历史的个体感受叙事等叙事言说方式。总观20世纪末的
家族小说,叙事具有以下四个特点。1、叙事的反思性。20世纪末家族小说对历史的述说,改变 了以往将历史当成教科书的做法,采用了多元的叙事立场和视角。以往作家那种潜在的积极阐释中 心话语的强烈欲望在此被消解,在这一时期的家族题材作品中,首先看到的是家族的兴衰和人物身 世的浮沉,尔后再由此折射出潜藏在其后的社会、历史、时代、文化等其他因素。特别是世纪交替 之际,家族小说的历史事件以及历史发展脉络,在作品中只构成一种叙事的背景,而并非实体。尽 管这样,但作品的反观历史、文化寻根的意识却比较强烈。家族小说反观性的叙事有三种形态:第 一种形态是反省人性的本能与畸变。首先是对“丑”的发现。凝聚作家深刻的、冷峻的、自觉的文 化重估和理性批判意识,消解“人性善”的错觉。莫言说:“人就是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 …为什么丑写得那样淋漓尽致?就是为了张扬个性意识。”②韩少功的《爸爸爸》,虽然不能将之 归为家族小说,但对部落的隐性书写中,透露了民族历史以及家族兴衰中人性的文化积淀这一话题 ,“丙崽”是一个历史文化造成的白痴。作家的反思,是一种抽象的哲学、文化层面的反思,将文 化和历史简化为一种具体的变异的生命个体。李锐的《旧址》对人性的变异进行了剖析,陈狗儿既 有革命的一面,但在其潜意识里仍然是小农经济时代留下的落后的价值观念:“有一天在把老财家 的男人杀光之后,又把所有的女人们赶进小姐的闺房……大笑着把雪白的太太小姐们挨个都‘尝了 一遍’……又把属于贫雇农的厨师娘和女仆们也‘尝了一遍’”。很明显,作家的反思,承接着鲁 迅的“阿Q”塑造模式,着意展示国民的劣根性。在展示人性的裂变方面,所谓的先锋作家,对历 史的解读更为新奇。他们在或隐或现,似连似断的历史碎片中,强化人性的本能和可怕,或者说凸 现了人的动物性和生理特性。他们往往将“性”和“暴力”看成是历史的动力,同时也是叙事的动 机。第二种形态是对历史的重新构建和书写。在20世纪末家族小说中,历史已被作家作了新的阐 释。一种是对遥远家族历史的虚幻描写。作家根据一些史实,将读者带到历史的幽深之处,如寻根 系列中的一部分家族小说。另一种是对革命历史的重新认识,将革命历史的发展规律拆解为偶然性 事件和人性的本能的作用。如陈忠实的《白鹿原》的历史背景比较辽阔,从20世纪初的辛亥革命 、国共合作、大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甚至到世纪的下半叶的文革。50余年的中国历史的风 云际会的宏阔背景,不是一部革命史,而是一部经济史、文化史、心灵史。历史的丰富性不只是在 社会政治层面上展开,而是在人性和人的心理层面上挖掘。将个体家族生存与人类生存联系起来, 重新理解家族血缘传统与现代革命的关系。因而,有人将《白鹿原》看成“民族的心灵秘史”。小 说的人物不仅仅是阶级的“符号”,而更多的是具有复杂人性和丰富传统文化底蕴的“个体生命” 。第三种形态是在历史的朦胧记忆中营造“精神家园”。一些作家感到现代社会的喧嚣和价值失衡 ,认为“城市无故事”③企图通过对家族的回忆或者想象,营造一种历史氛围,以此来展示遥远记 忆中的家族辉煌与荣耀,使遗落在现代社会的子孙增加一种自信和抚慰。如王安忆、铁凝、蒋韵、 徐小斌为代表的女作家们的创作,家族获得了新的情感价值与文化价值,成为文化转型时期灵魂重 塑、诗意流放的岛屿,成为她们精神与生命理想的一次悲壮的返回。正如王安忆所说:“家族传说 超越了人们的认识,它将世界置于‘知’之上的渺茫境界中,使敬仰之心油然而生。家族神话像黑 夜里的火把,照亮了生命历久不疲的行程。”④尤其是在她们的作品中有着这样一个深刻的命题“ 我从何处来”和“我往何处去”,是现代人的一种文化祭奠和自我挣扎。可以说,她们的创作,具 有“沟通人类与历史,个人与民族,生存与愿望的永久力量。”“以死的往事重新复活,这不仅对 于历史本身说来是一件激动人心的事,并且对生活在历史中的人们,对于书写和感受历史的人们, 都无疑是一次膜拜与痛悔交织的秘密仪式。”⑤2、叙事的民间性。与历史小说的政治视角不同的 是,20世纪末家族小说在述说历史的时候,常常立足于乡村蛮野,对农耕文明进行原生态的叙述 和关怀。以人物的日常生活和乡村习俗为主要对象进行构造和想象。作家用一些凡人琐事消解庞大 的历史进程,让历史淹没在一连串的无休止的卑琐欲望中。如果说20世纪90年代初,陈忠实《 白鹿原》的创作,极力用民间视角去理解和挖掘家族文化的意义,对历史的叙述并没有完全拆解的 话,但90年代中后期的先锋作家的叙述,作家失去了统揽历史全局的雄心,也失去了对历史整体 性的把握,历史成为散落在乡村蛮野中的一些碎片。总的看来,对民间的关怀,是20世纪末家族 小说的一种走向,也许是一部分作家的精神还乡情结的流露,或是一些作家对正史的反叛和颠覆的 方式。叙事的民间性首先体现在作品所描写的地域特征上。在家族小说中,都有一个封闭的地域环 境,构成家族活动的生存空间。即使作者用虚构的方式,也有一个似虚却实的地域背景。而且,这 个地域背景常常是一个乡土世界,带有浓郁的泥土气息。如《白鹿原》所描写的关中,具有鲜明的 地域特色。《羊的门》则以平原上的一个普通村寨呼家堡为描写对象,写出了乡村中传统习惯势力 和家族血缘关系的新变化。叙事的民间性其次表现为对稗官野史、轶闻旧事、乡村习俗的描写。此 外,叙事的民间性还体现在对乡村人物尤其普通民众的刻画上。作品常以逆反的姿态,从正面表现 土匪、地主、罪犯、妓女等具有越轨和反社会特征的人物的性格发展,展示边缘人物被历史身份所 遮蔽的正常人性,尤其是热衷于表现人的生命本能。3、叙事的演义性。对家族历史的叙述,常常 与中国革命的历史结合在一起,成为20世纪90年代家族小说的一种取向。但到了世纪末,家族 小说对历史的把握,绝大多数失去了正史的严肃性和真实性,往往带有虚构演义的特性。应该说陈 忠实的创作总体上是严肃的,但性的自然化倾向也得到过度的强调,《白鹿原》开篇第一句话“白 嘉轩后来引以为豪壮的是一生里娶过七房女人”。作品表现“鏊子说”,也是对历史的另一种解读 方式。尤其在一些“先锋”写作中,作者可以将历史事件进行随意的改写、编造,突出的一种趣味 甚至是一种猎奇。作家关注的是历史偶然性因素的作用,对鲜活的民间生活进行大胆的虚构,在生 活的细节和人性复杂演变中寻找历史的脉络,完成由“事实的历史”向“叙述的历史”的转化。尽 管有一些历史的痕迹,但作者的用意并不在此,作者把玩的是一种叙事策略和技巧。如刘恒的《苍 河白日梦》中的历史呈现来自一个百岁家奴的“个人记忆”,真实的历史时空与虚拟的历史情境的 并置和交错,油滑的表演对客观化的叙述是一种挑战,对传统的历史认知方式形成了有力的冲击和 荒诞化的反讽。戏说之风的兴起,也造成了家族小说对历史题材呈现出另一种解读方式,作者的目 的不在叙述历史本身,更多的是为了借历史的外壳来包装作者的现实价值趋向和审美要求。有的甚 至为了满足人们的猎奇、娱乐、刺激、感官等的需要,刻意追求情节的离奇、悬念与巧合,男女关 系的情感化和多角化等,小说叙事的趣味、离奇性得到了极度的强化。这种叙述,由于对偶然性的 极端化演示,使作品变得复杂,情节离奇与巧合,人物性格的强烈反差与过度夸张的命运落差。如 格非的《敌人》,作品描写赵氏家族从鼎盛转入衰弱的神秘历程,一场场在劫难逃的谋杀,葬送了一个个赵家后代的性命,但敌人依然深藏不露,种种神秘的力量改变了历史的必然性。另一种情形是“我”的故事时时与家族故事缠绕在一起,现实性体验与想象性体验常常缠绕在一起。在一些长篇家族小说中,作者采用的往往不是宏大主题叙事的框架,“其书写方式与其说是追溯,记忆,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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