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物质的世界里 ,人类依靠物质而生存 ,使用物质手段改造环境 ,以此观察文学 ,文学便表现为因某种社会需要而产生、依靠特定物质手段而传播的事物。文学的内容往往反映了人们的社会需求 ,而文学的形式则是关于传播的各种物质因素的凝结。小说 ,尤其以文本的形式 ,能够在大众中传播、被大众所接受 ,特别依赖物质条件的成熟和传播环境的形成。提及明代小说 ,或称其“
通俗小说”、或称其“市民文学”、或称其“大众文学” ,种种称谓意味着明代小说确乎具有广泛的社会影响。考虑到小说文本传播的实现需要更高的物质成本 ,研究者多将小说的这种“通俗化”繁荣局面归功于小说的口头说唱传播和戏曲改编传播 ;而对于明代通俗小说的文本传播 ,是否达到大众化程度表示怀疑。① 通俗小说以印本大量行世始于明代。② 明代通俗小说是商业印刷文化的产物 ,具有精神产品与物质产品的双重品格。③明代形成市场调节下的“消费产业” ,小说是消费文化的产物。明代小说的文本传播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实现“
大众化” ?对于小说来讲 ,这应该是—个重要的问题 ,因为“我们的考察应该从作品的创作一直追逐到读者阅读后的反响 ,其中包括作品到达读者手中的方法与途径” ;④ 但是由于“公众”在任何时代实质上都是一个“能指”明确而“所指”含糊的概念 ,更由于除了文本 ,难以得到其他可以分析古代公众阅读小说的真凭实据 ,因此对于明代小说的所谓“大众化”问题 ,总是难得其真。本论文的山发点之一 ,即是试图借助对明代传播媒介的分析 ,讨论通俗小说文本传播与接受的最大可能性。根据明代刻书技术的发展水平初步考察明代通俗小说的传播阶段 ,大致可以看出商业传播媒介在小说大众化进程中的重要作用。⑤明代前期 (洪武一成化 ) ,是小说传播沉寂期。明初统治者并未对通俗小说予以直接严厉的打击 ,皇帝甚至对小说极为迷恋 ,如正德皇帝朱厚照(15 0 6— 15 2 1)南幸时 ,曾令太监深夜出宫 ,以五十金重价购回《金统残唐记》小说 ,以供“御览”。⑥ 文人学士也时有染指小说 ,如成化进士林瀚在弘治、正德间(14 88～ 15 2 1)修订《隋唐志传通俗演义》 ,正德进士杨慎为之批点、作序。印刷业的落后是小说传播未广的最大障碍。这一方面表现在 ,在明初官府和传统的刻书之地 (福建建阳地区 ) ,书籍刊刻仍集中在儒学著作 ,“国初书版 ,惟国子监有之 ,外郡县疑未有 ,观宋潜溪《送东阳马生序》可知矣。宣德、正统间 ,书籍印版尚未广。”宣德四年 (14 2 9)衍圣公孔彦缙不远千里到建阳购置图书。另外 ,技术落后 ,抄写是书籍流传的主要方式。洪武十五年 (1382 )从福建、湖广、江西、浙江、直隶招 1910个书工 ,专事抄写。元末明初华亭人孙道明抄书数千卷 ;宋濂“每假借于藏书之家 ,手自笔录 ,计日以还。天大寒 ,砚冰坚 ,手指不可屈伸 ,弗之怠。录毕 ,走送之 ,不敢稍逾约” ;江西人刘菘 ,“家贫力学 ,寒无炉火 ,手皲裂 ,而抄录不辍。昆山人叶盛 ,“服官数十年 ,未尝一日辍书 ,虽持节边檄 ,必携抄胥自随。”⑦ 元末明初问世的章回小说《三国志演义》和《水浒传》 ,按照当时的印刷技术和出版状况 ,似乎还不大可能出版和广泛传播。此时最大的官方印刷机构———司礼监经厂的规模 :刻字匠 15 0人 ,表背匠32 0人 ,印刷匠 5 8人 ,共计 5 0 0余人。按每人每天2 0 0余字 ,一年至多可一千多万字。⑧ 洪武七年(1374 )刊刻《宋学士文集》 ,12万余字 ,十个工匠五十二天才完成 ,平均每个工匠每天可刻两百余字 ,则《三国志平话》8万字 ,需要花一个月 ,《三国演义》70万字需要十个月。因此 ,官府和民间抄录和刊刻的小说数量很少。当时主要的小说传播方式 ,是城市勾栏或乡村民间的说书 ,至于文本形式 ,则是抄本、缩略本或说书提纲本 ,以书坊刻本为主的小说文本形式显得粗糙、幼稚。正德四年 (15 0 9)建阳清江书堂刊行《剪灯新话》四卷和《剪灯余话大全》四卷。永乐年间 (14 0 3～14 2 4 )编纂的《永乐大典》中抄录有 2 6卷元明之际的“平话”。成化七年 (14 71) ,金台鲁氏刊行四种通俗韵文———四季五更驻云飞、题西厢记咏十二月赛驻云飞、太平时赛赛驻云飞、新编寡妇列女诗曲。成化七年至十四年 (14 71～ 14 78)北京永顺堂刊印了约 13种说唱词话。明代中期 (嘉靖—万历 )是小说传播繁盛期 :这一时期 ,刻书重心从官府转入私家 ,刻书中心转入新的经济发达地区。谢肇《五杂俎》 :“宋时刻本以杭州为上 ,蜀本次之 ,福建最下。今杭州不足称矣 ,金陵、新安、吴兴三地剞劂之精者 ,不下宋版。”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 :“余所见当今刻本 ,苏常为上 ,金陵次之 ,杭又次之 ,近湖刻、歙刻骤精 ,遂与苏常争价。”书坊于正德、嘉靖年间开始出版小说 ,而盛于万历。拥有十名刻字匠的书坊 ,当时规模已不算小。嘉靖三十四年 (15 5 5 )无锡顾氏奇字斋刻《类笺王右丞诗集》 ,书共五六百页 ,用工“写勘 3人 ,雕梓 2 4人 ,装潢 3人” ,共 30人。历时五个半月。这说明 ,在嘉靖时期 ,精刊仍然是很费时的。《小说书坊录》所录 2 2 5种中 ,有 12 0种出于万历。而建刻 6 6种小说中 ,除 5种不明年代 ,3种是正德、嘉靖时期 ,3种是天启、崇祯时期 ,5 5种是万历间刻本。小说从此进入了主要以文本形式和读者阅读为主的传播时代。民间流传和收藏小说更为普遍 ,成化时“故事书 ,坊印本行世颇多 ,而善本甚鲜。”“今书坊相传射利之徒伪为小说杂书 ,南人喜谈如汉小王蔡伯喈杨六使 ,北人喜谈如继母大贤等事甚多。农工商贩抄写绘画 ,家蓄而有之。痴呆文妇 ,尤所酷好。”⑨显然 ,至明代中后期 ,由于商业经济的繁荣 ,一个雏形的大众传播社会已基本形成。 一、商业印刷媒介与明代小说的大众化出版 小说大众化接受的物质基础是小说印本的规模化出版 ,而作为非主流意识形态表现物的小说 ,其规模化出版只能有赖于印刷媒介的商业化操作 ;利润是小说商业出版的决定因素 ,至明代中后期 ,小说获得商业利润的物质支持是商业印刷业发达后印刷成本的降低。(一 )商业资本介入民间书坊与小说的规模化出版通俗小说自诞生之日起就具有浓重的、无法抹除的商业色彩、市民色彩 ,与书坊结下不解之缘。现存最早的话本、讲史平话皆为瓦子所刻。明代话本小说、章回小说的兴盛与前代的基础固然密不可分 ,也受益于明代的文化氛围 ,但无论如何 ,书坊在其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而小说的商业化传播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印刷业商业资本的介入。虽然印刷业受官府的控制与干预 ,商业化发展与其他产业不同 ;但明代中后期商业经济的发达已经使印刷业成为重要的经营行业 :包括出版 (刻印 )、发行 (贩卖 )在内的图书出版已经商品化 ,而民间以牟利为目的的商业化印刷业尤其繁荣。⑩商业资本的介入 ,使福建建安 (建阳 )、四川眉山(成都 )、河南汴梁 (开封 )、安徽徽州 (歙县 )、江苏金陵 (南京 )、浙江武林 (杭州 )、山西平水 (临汾 )以及北京迅速崛起为著名的雕版印刷中心 ,形成全国最为重要的刻书印书中心。 尤其经济发达的江南 ,由于雄厚的私人商业资本介入 ,出版业在全国独占鳌头 ,不仅江苏、浙江和福建是全国有名的出版中心 ,而且天下三分之二的印刷商业资本都集中在苏州和南京。 小说的刊印也主要集中在江南。王重民《中国善本书提要·两京遗编提要》 :“余尝谓嘉万以来 ,大名刻书之盛 ,堪与苏、宁、徽、杭并驾。刀削之技或稍逊 ,而朴茂实过之。且所刻之书 ,皆有经济实用 ,则尤与东南异趣。”明代私人印刷商业资本以书坊或坊肆的形式出现。周弘祖《古今书刻》著录明版书共计 4 70种 ,其中 36 7种为坊刻本 (而且这些坊刻本绝大多数是嘉靖以后的产品 )。书坊无论其数量还是规模 ,都达到相当的程度。书坊出现雇佣制度。毛晋之子《影宋抄本五经文字跋》 :“吾家当日有印书作 ,聚印匠二十人 ,刷印书籍。”清钱泳《履园丛话》 :“汲古阁后有楼九间 ,多藏书板 ,楼下两廊及前后俱为刻书匠所居”、“童仆皆令写书 ,字画有法”、“入门童仆尽抄书”。南京书坊多达 93家 ,万历年间达到鼎盛。书坊每以“三山街书林”、“三山书坊”字样宣传 ,“凡金陵书肆 ,多在三山街及太学前。” 建阳嘉靖《建阳县志》有“书坊图” ,建阳书林有堂号姓名可考的约 6 4家 , 苏州则 37家 ,杭州书坊 2 4家 ,北京 10余家 ,徽州 10家。这些民间的书坊有实力来承担小说的商业出版。以十八世纪中国向日本的书籍输出规模为例 ,1711年 ,到达长崎的中国船 5 4艘中 ,6艘装载书籍 ,达 14 0箱。这间接说明明代的书籍出版已达到相当的规模。表 1:清代对日输出图书个例年份装载书籍船只来源地及船号装载书籍箱数171115号南京5 1号南京2 5号南京19号宁波3 7号宁波10号宁波934014121712 40号南京5 7号南京8267在书籍的发行、流通方面商业资本也大量介入。衢州府龙游商人投资经营着苏州的书籍业。归有光《送童子鸣序》 :“越中人多往来吾吴中 ,以鬻书为业。”童子鸣即龙游人。明末“龙游余氏开书肆于娄 ,刊读本四书字画无伪 ,远近购买。” 徽商业书籍业者甚多。明末南京十竹斋主胡正言就是休宁人。值得注意的是许多读书人弃儒从贾 ,从事书业。徐北溟“补县学生 ,家酷贫 ,无以自给 ,乃赴杭州贩书为业” ; 鲍雯“急欲以功名自奋。既而连试有司 ,不得志……不得已脱儒冠往武林运策以为门户计。” 福建长汀《马氏族谱·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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