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余光中”这三个字,代表着稳定一致的答案,还是更多的困惑与追问?身为作家的余光中,三十 年前在《守夜人》里便以“挺着一枝笔”的姿态宣告将“守最后一盏灯只为撑一幢倾斜的巨影”。 事实证明,他到了七十岁生辰还能执笔赋诗,“剧跳的诗心自觉才三十加五”,更惊觉岁月越老, 缪思竟才二十有七!(《我的缪斯》)。仅2003一年,他就出版了《余光中谈诗歌》(江西高 校版)、《左手的掌纹》(江苏文艺版)和《飞毯原来是地图》(香港三联版),并获大陆《新京 报》与《南方都市报》颁赠“2003年度散文家奖”荣衔。①作为被评论对象的余光中,其“成 绩”自然也不遑多让。提倡“余学”②最力的黄维(1994:4)赞誉余氏“在新诗上的贡献 ,有如杜甫之确立律诗;在现代散文的成就,则有韩潮苏海的集成与开拓”,特为之编选《火浴的 凤凰》与《璀璨的五采笔》厚厚二册评论集。考其附录之“文章目录”,评论、介绍、访问余光中 其文其人,以篇数计竟超过600。华中师范大学2000年时更举办盛大的“余光中暨香港沙田 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从议程安排、论文内容等方面都可看出,余光中实已被尊为“沙田文学” 祭酒。这位多产而不滥产的“华年”①作家,其数十年如一日持续笔耕的坚持成为评论者心中“文 学史上……重要的事件”:我相信确实是这样的一个从年少时期就确立文学信仰的诗人,到了向晚 时期还是对诗孜孜营求,这就是一项拼命的事业。在诗的迷宫里,我知道他有过挫折,也有过冒险 ,最后竟然开辟道路,造成风潮。我认为这是了不起的成就。我仍然可以预见,跨过七十岁之后, 他还是会保持旺盛的创造力,还可以有许多作品问世。这不是事件,是什么?(陈芳明,1998 :73)由前可知,作为一名当代文学创作者,余光中的确成绩斐然,一时无两。但这就是我们要 的最终“答案”吗?殊不知太过稳定的“答案”,可能只是研究者丧失好奇与热情后的惯性产品。 欲纠此弊,唯待后起者能提出更为有力的“问题”。故笔者此文尝试以“形象”、“评价”、“经 典”三者切入、提问,或可视为“重新议题化”余光中其人其诗的一种努力。首论“形象”。《联 合文学》在余光中七十华诞时策划过一个“诗的光中”特辑,内有一篇由曾淑美(1998)所撰 短文《对我们而言,余光中……》。全篇不采实际批评(practicalcriticism )而重印象式描述,直言“余光中有点令我们不知如何是好”:不知道上一代以及下一代的文艺青 年们有没有经历过我们当时的“错综情意结”?我们经常幻想和郑愁予的浪子谈恋爱,陪杨牧学院 派地散步,跟着杨泽一起宣称“我的祖国是一座神秘的广播电台”,到罗智成的鬼雨书院尽情发表 悖论……可是可是,余光中有点令我们不知如何是好,特别是那时我们正热衷于复习乡土文学论战 的文献,我的尴尬脸红,自然是因为阅读《狼来了》之后的副作用。不可以喜欢余光中的诗,是一 个“政治正确”的必然选择。(页74)那篇引起轩然大波的《狼来了》,始终没有收入余光中任 一本文集。此文发表后对余光中所造成的影响,容后再谈。作者曾淑美生于1962年,文中“我 们”的所思所言,颇能代表台湾当代“六年级”女诗人对余光中的看法。余光中先生可能是诗坛上 最具备“父的形象”的诗人。他的诗充满了阳刚特征:结构稳固、音韵铿锵、意象明快,而且意识 形态始终与执政党相互辉映。在余光中的诗里,我们经历得到国族之爱、乡愁之美、爱情的咏叹, 在最好的时刻我们看到了承担与勇气,可是,我们很少在他的诗里面经历叛逆与逃逸,所以,读他 的诗有一种“追随”的快感,比较缺乏“反思”的乐趣。他的气质是儒家的、父亲的、支配的。( 页74-75)关于余光中的评论文章汗牛充栋,多长于精品细读、剖情析采———当然,亦不乏 运用(或滥用)理论之作。像前引这段文字能以如此“印象”笔触勇敢切入最敏感的评价与定位问 题者,反倒非常罕见。所谓“诗坛上最具备‘父的形象’的诗人”余光中,在我辈这批“七年级” 评论者笔下又会是何种形象?除了诗作的阳刚特征,保守的极右意识型态,儒家、父亲与支配的气 质……在在皆“与我心有戚戚焉”外,余光中其人其诗在我辈心中,其实更趋近于“祖”。称其为 “祖”,不是因为年龄或辈份上的差距,而是借自江西诗派“一祖三宗说”①黄维教授曾苦心论 述“少年青年壮年中年华年裕年说”,以五十至八十岁为“华年”,八十岁以上为“裕年”,不设 “老年”。“华”是白发华发之华,也是华美之华;“裕”则是余裕之裕,为上苍额外的赐予。里 的“祖”。①这里丝毫没有要把余氏与杜甫并比之意。事实上,我认为称余光中“在新诗上的贡献 ,有如杜甫之确立律诗”(黄维,1994:4),作为赞词自无不可;视为定论,就多少显得 有些勉强。余氏固然在全盘西化与保旧僵化间走出了一条自己的诗路,但除熊秉明所论之“三联句 ”外,我们很难认同余光中对现代诗有何“创体”或“确立”之功———将此评价移至余氏所撰之 现代散文上,或许更为合适。“祖”当然是个被建构出来(而非自然而生)的尊称。最早欲尊诗人 余光中为“祖”者不在台湾,而在香港。虽然余光中从来未以领袖自居,但他一直都是“余群”、 “余派”、“沙田帮”乃至“沙田文学”②里声誉最隆、成就最高、影响最广的头号代表。在台湾 ,虽鲜闻有自命“余群”、“余派”者,唯经余氏撰文品评后而开始广受注意的青年诗人,至少有 方旗、方莘、方娥真、罗青等。③加上他的诗作又被选入中学国文课本,成为人人必读的基本教材 ,本地之“余风”显然未见停歇。当然,就像杜诗之笔法、风格与路数不是习诗者唯一的选择,余 光中也不是我辈唯一的选择。但在台湾的诗文学爱好者中,有谁不知余光中大名?有谁不曾读过余 光中诗文?这跟一个真正的传统诗爱好者,却一生不曾读(或习)老杜诗的机率一样小之又小!但 别忘了,“祖的形象”也是压力的来源。余光中的存在,让我辈深刻自觉到一种晚生(belat edness)的焦虑。这位前行代诗人似乎已把诗创作的一切题材与技巧用尽,更俨然成为“诗 传统”的化身。后起的当代诗人则像一个个具有俄狄浦斯情节(OedipusComplex) 的孩子,总以为自己活在传统强大的阴影之下,故其所思所想并非在如何继踵前贤,而是该如何另 辟蹊径。要成为一名“强者诗人”,唯有进入此“诗传统”中并对之进行修正、位移与重构,④方 能替自己开辟空间并摆脱晚生的宿命。这就是HaroldBloom著名的“影响焦虑”说(t heanxietyofinfluence)。余光中巨大的“祖的形象”,实为任何一部诗史 皆无法轻易略过的景观。⑤曾淑美指出,读余光中的诗“有一种‘追随’的快感,比较缺乏‘反思 ’的乐趣”;其实,我以为阅读其诗作最直接的快感(或痛感?)无他,就是“焦虑”。后起的当 代诗人读余光中,自然便带有“创造性校正”的味道。二次述“评价”。诗一向是余光中的最爱, 多年来他正是凭借着持续创造、经营与发表诗作,逐步建立起自己在文学史上的伟岸身影。怎料在 70年代后期诸多“非文学”因素影响下,“它”竟有过摇摇欲坠的危机!1977年8月20日 ,《联合报.联合副刊》登出余氏《狼来了》一文,其中引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指“‘工农兵文艺’正是配合阶级斗争的一种文艺”,并斥责“目前国内提倡‘工农兵文艺’的 人”之不是,径言“不见狼而叫‘狼来了’,是自扰。见狼而不叫‘狼来了’,是胆怯。问题不在 帽子,在头。如果帽子合头,就不叫‘戴帽子’,叫‘抓头’。”①文章刊出后,部分文艺界人士 深感恐慌。学者徐复观(1978:333)便认为《狼来了》作者“给年轻人所戴的恐怕不是普 通的帽子,而可能是武侠片中的血滴子。血滴子一抛到头上,便会人头落地。”在当时的政治环境 与气氛中会写作这类文章,其用心和目的恐怕并非一句“余光中反对专横和极权,反对文学艺术教 条化,年前为了贯彻主张,竟发表了颇为意气用事的言论”②(黄维,1979:10)足以道 尽。2004年5、6月间,陈映真在台湾《联合报》、赵稀方在大陆《中国图书商报》分别发表 《视线之外的余光中》与《怀想胡秋原先生》严词批判《狼来了》,余波荡漾,迄今未歇(距余光 中发表此文已逾27年)。③《狼来了》事件之后,是“陈鼓应‘三评’余光中”所引起的震撼。 1977年11月与12月,《中华杂志》接连刊登《评余光中的颓废意识与色情主义》、《评余 光中的流亡心态》两文,并迅速结集为《这样的“诗人”余光中》一书出版。78年,《三评余光 中的诗》亦发表于《夏潮》第27与28期。作者陈鼓应原任职于台湾大学,后因“台大哲学系事 件”被迫离开杏坛。三篇评文一出,文学界人士议论纷纷,支持陈鼓应批判余光中者固然大声叫好 ,而反对其论述者亦执笔痛斥陈氏好以偏盖全、断章取义,且于诗之修养明显不足。一时间竟有李 瑞腾、黄维、司马文武、吴望尧、寒爵、姚立民、茅伦、郭亦洞、江杏僧、孔无忌、田滇、雷公 雨、东方望、陈嘉宗等多位作者参与这场论争。除了台、港,连新加坡的《南洋商报》都刊载了相 关的评论文章。在政治与信息重重阻隔下,中国大陆的媒体要迟至90年代初才开始对“陈鼓应‘ 三评’余光中”一事有所了解。④持平而论,陈鼓应虽非“诗坛中人”,亦无创作经验,但谁又能 剥夺一名读者坦率发言与执笔论诗的权力?只要他能在撰文时提出己见,并进而努力论证,其见解 与诠释至少就可“聊备一说”。问题是,他解诗的“视角”实在太过独特,⑤往往让笔者难以苟同 。譬如被他批评为“色情诗”的《双人床》与《如果远方有战争》,我认为是余光中以个人私密情 欲对抗国族庞大叙述的反战力作,陈鼓应(1977:32、33)却仅凭字面意义就断言余氏“生命中只有性”、“至于他为何一闻战鼓,便急于上床,这种‘创作动机’恐怕只有待于变态心理学家来给予分析了”更是令人不禁大叹:这样的“文学批评”,未免太过轻易!陈氏这三篇评论最大的弊病,正在于严重混淆了叙述学中的真实作者与隐含作者之别⑥。经过乡土文学论战期间“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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