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在《
文选》的37种文体中,除赋、诗、骚、七四体为文学作品外,余下的33体均属于实用 性的文章。文章以“诏”起,其后继之为“册”、为“文”。册选文一篇,文选文三篇,即《永明 九年策秀才文》、《永明十一年策秀才文》和《天监三年策秀才文》。它们分别是齐武帝萧赜、梁 武帝萧衍策试选拔秀才的策诏文,由当时的大手笔王融和任代作。作为文体的策和文虽然都属于皇 帝的命令,但因使用的性质不同,其作用也不一样。册,为册书,产生于商周,兴盛于两汉,其作 用,一是“册封王侯”<1>,二是“诸侯王三公薨于位者,亦以策书诔谥其行而赐之”,三是“ 三公以罪免,亦赐策文”<2>。纵观两汉册书,用于“册封王侯”的少,用于重臣擢拔与罪免的 多。这种现象之产生,反映了两汉治国的重心已由初期的封王建国转向了对重臣贤才的依赖和使用 。高帝曾说“贤大夫有肯从我游者,吾能尊显之”,<3>哀帝亦云“夫三公者,朕之腹心也,辅 善相过,匡率百僚,和合天下者也”<4>,分别从不同的角度表述了他们对贤大夫、三公的重视 。正因此故,他们常用册书的形式将那些尸位素餐,“上不能匡主,下亡以益民”<5>的庸臣从 重要的位置上罢免下来;同时又将那些有德有才能直言极谏之士从草莱之中选拔出来以登朝位,这 样便出现了皇帝亲自主持策试之举,便产生了为策试所需要的策诏文。策诏文虽缘起于对贤良方正 的征用,其性质作用有别于册书,但其书之于册的外在形式和表达皇帝旨意、命令这一根本属性, 则又表明它同册书有着一定的内在联系,是册书的一种演变或创新,具有“尊显”的意义和作用。 策诏文之作,始于汉文帝。刘勰《文心雕龙·议对》说:“汉文中年,始举贤良”。徐师曾《
文体 明辩》说:“夫策士之制,始于汉文。”均认为汉文帝是其创始人。考之史籍,亦如二人所言。《 汉书·文帝纪》说:“九月,诏诸侯王公卿郡守举贤良能直言极谏者,上亲策之,傅纳以言。”此 处所说的“傅纳以言”,是指被策试者要“敷陈其言”而文帝要“纳用之”,既然要敷陈其言,亦 自有对策文之产生。由此观之,完整的策试是由策诏文和对策文组成的。它们如同联璧玑珠,相互 生辉,共同展示策试的全过程,为我们以下的考证提供了依据和方便。文帝此次策诏贤良文学,《 汉书·晁错传》也有记载,说:“后诏有司举贤良文学士,错在选中,上亲策诏之。”“时贾谊已 死,对策者百余人,唯错为高第,由是迁中大夫。”其景况之盛,亘古未有。晁错本传全文录入了 文帝的策诏文和晁错的对策文,文帝的策诏文是这样写的:惟十有五年九月壬子,皇帝曰:昔者大 禹勤求贤士,施及方外,四极之内,舟车所至,人迹所及,靡不闻命,以辅其不逮;近者献其明, 远者通厥聪,比善戮力,以翼天子。……故诏有司、诸侯王、三公、九卿及主郡吏,各帅其志,以 选贤良明于国家之大体,通于人事之终始,及能直言极谏者,各有人数,将以匡朕之不逮。这是一 篇陈政的策诏文。文章以“起年月日,称皇帝曰”<2>发端,行文简捷明快,遒劲有力,不失为 一篇佳作。如果说,晁错的对策可称为“蔚为举首”<6>,那么文帝此策亦可誉为“开山之作” 。自文帝之后,历代欲有作为的君主无不“踵其事而增毕,变其本而加厉”,以至一次策诏连下数 首策文,将策试的范围和内容引向了开阔的境地。比如汉武帝建元元年策诏贤良<7>,就明确表 示要“垂听而问焉”,后策试董仲舒,真的连策了三文,由一策的“求天命与性情”,到二策的“ 求帝王之道”,再到三策的“求天人之应,治乱之术”,一问一答,步步紧追,将策试引向了深入 。董仲舒的对策文,刘勰用“祖述春秋,本阴阳之化,究列代之变,烦而不奥者,事理明也”<6 >给予了高度评价。据现有文献记载,汉魏晋宋齐梁,有策诏文和对策文可考的篇目并不很多。西 汉,武帝的策诏文,除上述一篇三首外,还有《元光五年策贤良制》一文。这次策诏,《汉书·公 孙弘传》记载说:“时对者百余人,太常奏弘第居下,策奏,天子擢弘对第一。”该传全文录入了 武帝的策制文和公孙弘的对策文。武帝的策制文与前篇相比,重点仍放在天文地理人事上,设置的 问题其容量之大,可谓无所不包,既令人目不暇接,又让人跃跃欲试,以展才智风采,学术风流。 其设置之妙,亦可垂示千古。而公孙弘的对策以简要著称。刘勰称之为“简而未博,然总要以约文 ,事切而情举”,<6>,也是一篇光照千古之作。有魏相的《贤良对策》,此为残文,见于《汉 书·韩延寿传》,说:“是时昭帝富于春秋,大将军霍光持政,征郡国贤良文学,问以得失,时魏 相以文学对策,以‘赏罚所以劝善禁恶,政之本也。日者燕王为无道,韩义出身强谏,为王所杀, 义无比干之亲,而蹈比干之节,宜显赏其子,以示天下,明为人臣之义。”昭帝的策诏文史无记载 ,故不可考。有杜钦的《举贤良方正对策》、《白虎殿对策》和谷永的《建始三年方正对策》。杜 钦的《贤良方正对策》和谷永的对策为同时之作,《汉书》两本传都作了记载。建始三年是汉成帝 的年号,成帝本纪有此次策诏贤良的诏书记载,而无策诏文的记录,两对策文亦只字未提,故成帝 此策亦无从考寻。杜钦的《白虎殿对策》,其本传全文录入。成帝的策诏文亦见于对策文中,说: “天地之道何贵?王者之法何如?六经之义何在?人之行何先?取人之术何以?当世之治何务?各 以经对。”可见,这也是一篇残文。杜钦的对策文,刘勰用“略而指事,辞以治宣,不为文作”< 6>予以称赞。后汉,有申屠刚的《举贤良方正对策》。《后汉书·申屠刚传》云:“平帝时,王 莽专权,朝多猜忌,遂隔绝帝外家冯、卫二族,不得交宦。刚常疾之,及举贤良方正,因对策曰, ”“书秦,莽令元后下诏曰:‘刚所言僻经妄说,违背大义,其罢归田里。’”再细披原文,则知 此策为疾世愤恶之辞,与常规的对策文相比,另具特色。而平帝的策诏贤良方正亦成为王莽收买士 心,玩弄权术的一种手段,其策诏文失而不可考。有鲁丕的《举贤良方正对策》。《后汉书·卓鲁 魏刘列传·鲁丕附传》云:“建初元年,肃宗诏举贤良方正,大司农刘宽举丕。时对策者百有余人 ,唯丕在高第。”丕之对策文,《后汉书》本传不载,而严可均《全后汉文》依据袁宏的《后汉纪 》收录了全文。刘勰称此文为“辞气质朴,以儒雅中策”<6>,认为是后汉对策中唯一一篇可肯 首的文章,肃宗章帝的策诏文因对策文只字未提,现也不知其所云了。有养奋的《贤良方正对策》 ,此策不见于《后汉书》,《全后汉文》依据《续汉五行志三》注补引《广州先贤传》作了收录, 同时又据《广韵》72引《孝子传》叙其生平说:“奋,字叔高,郁林人。永元六年举贤良方正。 ”永元是汉和帝的年号。《后汉书·和帝纪》记述了永元六年策举贤良的诏书,并说帝要“亲临策 问”。和帝策诏文,养奋的对策文只录用了一句话:“策问:阴阳不和,或水或旱。”余者无记载 。有皇甫规两篇《举贤良方正对策》,二文均见于《后汉书》其本传,并说:“冲、质之间,梁太 后临朝,规举贤良方正,对策曰……梁冀忿其刺己,以规为下弟,拜郎中。”“永康元年,征为尚 书,其夏日食,诏公卿举贤良方正,下问得失,规对曰……对奏,不省。”这里说的“冲、质之间 ”,是指冲、质二帝之间。冲帝是建康元年八月即皇帝位的,时年二岁,第二年便去世了。质帝即 位,年仅八岁,然第二年被梁冀鸩杀。据《后汉书·冲帝纪》记载,建康元年曾进行过策举贤良方 正,故皇甫规的第一次对策应在此年。永康是汉桓帝的年号。《后汉书·桓帝纪》说:“壬子晦, 日有食之。诏公、卿、校尉举贤良方正。”时间与本传合。然二次策诏文既不见于二纪传,又不见 于二对策文,故其面貌不可知。有荀爽的《延熹九年举至孝对策》,《后汉书》本传收录了全文, 并叙其事云:“延熹九年,太常赵典举爽至孝,拜郎中,对策陈便宜”。《后汉书·桓帝纪》也说 :“九年春正月辛卯朔,日有食之,诏公、卿、校尉、郡国举至孝。”二纪传所叙相同,然策诏文 均无记载,今亦不可考。魏晋,有挚虞的《泰始四年举贤良方正对策》,见于《晋书·挚虞传》。 这次诏举贤良方正,《晋书·武帝纪》略有记述,说:“泰始四年……十一月……己未,诏王公卿 尹及郡国守相,举贤良方正直言之士。”而武帝的策诏文,因二纪传无记载,不可知。有武帝的《 策问贤良卻诜等》、《策问贤良阮种等》、《策问秀才华谭等》三篇策诏文和卻诜、阮种的《策贤 良对策》、华谭的《举秀才对策》三篇对策文。这六篇文章均见于《晋书·卻诜阮种华谭列传》。 列传分别记载了三人举贤良秀才始末,如说卻诜,“泰始中,诏天下举贤良直言之士,太守文立举 诜应选”,“以对策上第,封议郎。”说阮种,“是时西虏内侵,灾眚屡见,百姓饥馑,诏三公、 卿尹、常伯、牧守各举贤良方正之士,于是太保阿曾举种贤良”,“时种与卻诜及东平王康俱居上 第,即除尚书郎,虽毁誉之徒,或言对者因缘假托,帝乃更延群士,庭以问之”,“策奏,帝亲览 焉,对擢为第一,转中书郎。”说华谭,”太康中,刺史嵇绍举谭秀才……谭至洛阳,武帝亲策之 曰……又策曰……又策曰……又策曰……时九州举秀才,策无逮谭者。”对于卻、阮二人对策的时 间,二本传,一说是“泰始中”,一说是“是时”,严可均辑校的《全晋文》却将时间定为“泰始 七年”,不知何据。但据阮传说的“俱上第”,则又可以肯定二文作于同时。此外,还有陆机的《 策问秀才纪瞻》和纪瞻的《策秀才对策》。《晋书·纪瞻传》说:“后举秀才,尚书郎陆机策曰… …”详细记载了二人一策一对的情况,其时间大约在元康年间。《晋书·陆机传》说:“至太康末 ,与弟云俱入洛”。又说:“吴王晏出镇淮南,以机为郎中令,迁尚书中兵郎,转殿中朗。赵王伦 辅政,引为相国参军”。吴王晏出镇淮南在前,赵王伦辅政于后,其时大约在元康年间。元康是晋惠帝的年号,晋惠帝是个白痴。白痴不能策问,执政的贾后不便策问,于是,只好由尚书郎陆机来策问了。刘宋,有颜延之的《策秀才文》,《宋书》、《南史》均无记载,仅见于李善注任《天监三年策秀才文》,说:“颜延之《策秀才文》曰:‘废兴之要,敬传良说。”这首策诏文作于何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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