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理想主义与虚无主义,从字面上看,是两个判若水火的概念:一个使人很容易联想到意气风发、斗 志昂扬、大同世界、任重道远;另一个则与心灰意懒、看破红尘、消沉颓废、麻木冷漠联系在一起 。然而,世事的复杂却常常是苍白的概念、僵化的思维所难以解释的。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常常可 以看到理想主义者突变为虚无主义者的人生,也不难找到虚无主义者因为某种人生的机缘蜕变为理 想主义者的例证。在那些变化的深处,我们是否可以感受到在理想主义与虚无主义之间并没有一道 不可逾越的鸿沟的人生玄机?尤其是对于经历过“文革”的当代中国人来说,无论是“造反派”, 还是“保守派”,谁没有体验过在政治的风云多变中从狂热急剧地跌入迷惘、从“兴无灭资”、“ 赤化全球”的理想主义峰巅迅速地滑向“信仰危机”的深谷的过程?二十世纪,是理想主义(其中 ,既有共产主义理想,也有“兴无灭资”的幼稚狂想;既有“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阶段性理想,也 有“自我设计”的个人理想)与虚无主义(其中,即有“上帝死了”、“人死了”那样的现代派悲 叹,也有“不读中国书”这样的激进主义呐喊;既有“于无所希望中得救”这样从容、坚毅的虚无 主义,还有“我不相信”这样愤怒的虚无主义)相生相克、互为消长的百年。政治风云的变幻、经 济实力的较量、意识形态的作用、世界大战的影响……这一切都使得理想主义的流行与衰落、虚无 主义的扩散与受挫,以及二者之间的转换与消长呈现出纷纭复杂的壮观景象。本文试图通过对当代 文坛上两位重要作家在理想主义与虚无主义之间徘徊的心路历程的描述,揭示一个值得注意的文学 、人生现象:理想主义与虚无主义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二者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对 于深入探索人生、深化文学的智慧,意义不可低估。上个世纪的五六十年代,是中国当代史上理想 主义空前高涨的年代。新中国的建立,毛泽东的浪漫主义气质,“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渴望,使 得理想主义成为生活在那个火红年代的人们的共同精神状态。那种全民性的充沛热情、坚定意志、 亢奋心态,在中国的历史上是前无古人的,在可以预见的将来,恐怕也是不会重现的。在那样的文 化氛围中,文学的主旋律也必然是理想主义的。“革命必胜、正义必胜”,是当时无数文学作品的 基本主题。那些作品影响了无数青年的思想情感,使他们思想激进、情感单纯、严于律己、蔑视困 难。尽管经过一次次政治运动的无情捉弄,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渐渐变得冷静、务实了起来,但那一 代青年在追求理想中表现出的崇高热情,一直到今天,还令人感动。有时,我会产生出这样的假设 :如果没有一次次翻云覆雨的政治劫难去摧残纯洁的理想之花,中国青年的理想主义之旅也许就不 会在“文革”的狂热刚刚过去就突然中断受理想主义影响最深的,是两代人:一代是解放初成长起 来的“少共”;一代是“文革”中成长起来的红卫兵———知青。这里,我想以王蒙作前一代人的 代表,以张承志作后一代人的代表,通过对他们的人生旅程和创作得失的分析,来探讨理想主义怎 样通向虚无主义,以及当代作家是怎样在理想主义与虚无主义之间徘徊的等问题。二读《青春万岁 》、读《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王蒙的理想主义情怀灼然可感。无论是讴歌解放初期中学生的浪 漫生活,还是出于美好的愿望“干预生活”,都体现了五十年代的单纯和认真。甚至在经历了“反 右”的打击、“文革”的悲剧以后,作家在八十年代前期的创作仍然回响着理想主义的旋律:他的 “意识流”小说与西方“意识流”小说的一个重要区别正在于此。《春之声》结尾对新时期的期望 ,《海的梦》中对青春“永远不会老”的信念,《风筝飘带》里对明天和梦想的展望,《布礼》对 饱经磨难后仍然保持了对共产主义信念的人们的礼赞,《蝴蝶》结尾对主人公“期待明天”的心态 的描写,都充满了乐观、向上的气还能赋予文学以抒情的品格。不过,这并不是一切。早在一九五 七年,他就在《关于〈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一文中写道:“我还想通过林震的经历显示一下: 一个知识青年,把‘娜斯嘉方式’照搬到自有其民族特点的中国,应用于解决党内矛盾,往往不会 成功,生活斗争是比林震从《拖拉机站站长和总农艺师》里读到的更复杂的……我多少知道林震是 不值得效法的”,因为在林震身上,“有最初走向生活的青年人的不尽切合实际的、不无可爱的幻 想。”①这样,作家不仅对自己作品中被人们忽略了的丰富人生意味进行了言之成理的剔发,而且 也在无意间流露出了作家对世态人心的深刻了解,对中国“国情”的深入体验。这种了解和体验使 作家对“理想”可能蜕变为“幻想”保持了清醒的意识,从而使王蒙对“理想”的理解带有相当温 和的色彩,并与那个时代里常见的由“幻想”激发出来的狂热区别了开来。事实上,无论是在理想 主义气息浓郁的五六十年代,还是在世俗化浪潮不断高涨的八九十年代,青年的纯洁理想在现实中 碰壁的悲剧一直绵绵不绝。从这个角度看,林震的孤掌难鸣、刘世吾的世故、赵慧文的看破红尘, 都具有相当的典型性。现在,我感兴趣的问题是:王蒙为什么对于“幻想”有着早熟的免疫力?那 是天生的素质吗②?在晚年,作家坦诚自道:“我身上有两种倾向或两种走向都非常鲜明,比如一 种是幽默,一种是伤感……我非常真实地感受到了这两种力量,既有幽默的,讽刺的,解脱的,尖 刻的甚至恶毒的情绪,另一方面又有伤感的,温情的,纠缠的,原谅的,永远不能忘却的情怀甚至 于自恋。”①这里,如果我们可以将“幽默”看作达观、世故的象征,把“伤感”看成理想主义者 的一个心理特征,那么,我们就不难发现:王蒙的二重人格使他一手联系着现实,另一只手联通了 理想。这意味着他的理想主义(或他对理想主义的理解)是建立在深刻理解现实的基础之上的。他 因此而对“幻想”(天真的、狂热的理想主义)具有天然的免疫力。能够证明这一点的还有三个事 例:一是他的另一个自白———“年轻的时候我也是有志于相声创作的”②,这是他天性幽默、机 智的证明;另一个是在被打成“右派”以后,据与他一同劳动“改造”的从维熙回忆,王蒙的态度 是“似在合眼睡觉,其实在睁眼看着四周”从维熙:③,这种态度就明显不同于那些虔诚忏悔的天 真汉;还有一个例子,是作家在那部显然凝聚了自己对青春的回顾与反思的长篇小说《恋爱的季节 》中真切刻画过的成长体验———“成长的一面是丰富、充实、老练、安详,另一面却是冷淡、多 疑、麻木还有庸俗。”“即使最最美好的日子,过多了也会逐渐淡漠,逐渐平常,逐渐枯萎起来… …”这样的议论中,不仅传达出作家的生命体验,也为帮助我们理解《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中的 刘世吾那段关于“我们,党工作者,我们创造了新生活,结果,生活反倒不能激动我们……”“我 真忙啊!忙得什么都习惯了,疲倦了”的感慨提供了有力的旁证:革命热情的消退对于钱了浓厚的 沧桑感,都与作家写出了这层哲理感密切相关。然而老练并不等于虚无。中国那幅十分有名的对子 “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就充分体现了传统士大夫“万物静观皆自得”的乐观心态, 而决无“看破红尘”的虚无意味。王蒙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反思文学”作品(《悠悠寸 草心》、《布礼》、《蝴蝶》、《相见时难》、《杂色》等篇都是)中一面深刻地、伤感地探索着 革命的教训,一面也不断地渲染着希望和理想的主题。这与作家青年时代所受的理想主义熏陶有关 ,也与八十年代初人们走出了“文革”阴影的普遍乐观心态有关,还与他深受中国传统诗词的影响 有关④。然而,这一切甚至在八十年代初也开始发生了一些变化。早在一九八二年,作家就在《莫 须有事件》、《风息浪止》中以漫画般的笔触揭开了新时期生活中那些琐碎、无聊的日常生活悲剧 :要么是正不敌邪、小人得志;要么是扯皮拉筋、一团乱麻。“邪恶的人与人的关系”不会随着新 时期的开始而了结。这里毫无诗情画意。从这些作品开始,作家一直不断地书写着针砭“邪恶的人 与人的关系”的主题:《冬天的话题》、《活动变人形》、《名医梁有志传奇》、《夏之波》、《 坚硬的稀粥》、《一嚏千娇》、《球星奇遇记》、《来劲》、《欲读斋志异》……无论是夸张的漫 画笔触(如《冬天的话题》、《坚硬的稀粥》、《球星奇遇记》),还是写实的力作(如《活动变 人形》、《名医梁有志传奇》、《夏之波》);也不管是冷嘲热讽,还是深长的叹息,作家都表达 了对历史与现实的具有现代派意味的理解:人生充满了喧哗与骚动,却没什么意义。无数的争论和 挤兑,纷繁的矛盾与流言,虚掷了多少改革的热情又保全了多少平庸的腐朽,扭曲了多少淳朴的人 生又成全了多少阴暗的小人。读那些故事,我们会很容易联想到鲁迅对国民劣根性的批判,联想到 卡夫卡的绝望、约瑟夫·海勒的调侃、约翰·契弗的迷惘。是的,使王蒙完成了从一个“少共”成 长为一个有影响的当代作家,从一个“干预生活”的现实主义作家演变为一个认同了现代主义的“ 先锋作家”的转化的,除了现实生活难以回避的严峻以外,还有外国“现代派”文学的影响作用。 在王蒙的创作谈中,多次谈及了当代欧美文学的影响。他经常提到的名字有:海明威、杜鲁门·卡 波特、约翰·厄普代克、约翰·契弗、伯尔。而这些作家,都以擅长表现现代西方人的迷惘、无奈 、苦闷而著称。他几次谈到他最喜欢的,是这些作家的洗练的文体、节制的叙事风度、新奇的比喻 ①。他的眼光似乎是纯文学、纯技巧的。但当他欣赏契弗的洗练,认为契弗“从不像托尔斯泰那样 去‘侵略’你的思想,不像雨果那样去震撼你的情感,不像例如狄更斯那样去激起你的同情和担忧 ”时②,我们不是也可以由此感觉到作家对激情的疏离么?是的,“现代派”文学对二十世纪人的 影响是巨大的。即使你仅仅只对“现代派”的技巧与语言感兴趣,它的虚无主义世界观、荒谬感、冷漠感也正的无可奈何(《风筝飘带》)么?王蒙是当代作家中最早接受“现代派”影响的作家之一。发表于一九七九年的短篇小说《夜的眼》已经显示了他对困惑、迷惘感觉的认同。但这并不妨碍他在叹息、调侃的同时也讴歌———《说客盈门》是对清官的讴歌;系列小说《在伊犁》是对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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