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文学历来有“雅”“俗”之分,这一点虽与西方文学有着相 通之处,但二者在各自的文学传统中所占的比重却是大不同的,李福清 先生曾准确地指出了它们的区别,他说:“西方俗文学在文学史地位并 不高,时间亦不长,大约产生于17世纪,到18世纪末便停止了。中国则 不然,从宋代发展到清末,很流行,不断地出版。它的地位介乎民间文 学与作家文学之间。”①中国“
俗文学”的内涵很广,除掉属于“雅文学” 的诗文,其余的诸如小说、戏曲、说唱文学之类的就要归人这个范畴 了。作为包含着多种文学体裁的整体,市民文学也是“俗文学”的一个 重要组成部分,它是真实反映市民生活状态和思维情感的文学,它最贴 近市民阶层生活的方方面面,反映这个新生阶层生机勃勃的力量是它 的使命,它也从中获得鲜活的生命力。因此,市民文学不但富有文学价 值,也富有民俗学意义和认识价值。通过宋代的瓦市伎艺、元代的杂剧 散曲、明清的时调小曲和近代的白话青楼小说等市民文学形式,我们可 以感受到中国古代社会底层的市民是如何艰难而又倔强地生存,他们 这一千多年来走过了怎样的心路历程。 但是,同市民阶层一样,市民文学的命运也是坎坷多艰的,它不但 在历史屡遭禁毁,而且在今天仍然没能引起足够的关注。各种文学史, 包括古代文学史、近代文学史和俗文学史,虽然提到了一些市民文学的 作品,但都没有把市民文学作为一个有着自身发展规律的整体来对待, 都把这一重要概念略去不谈。除去研究者漠视的因素,恐怕研究这一 课题的难度是使得市民文学研究仍然是个冷门的重要原因。因此,谢 桃坊先生《中国市民文学史》的出现,在填补这一学术空白的同时也具 有了特殊的意义。该书由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10月出版,2003年 10月第二次印刷。在当今社会文学遇冷、文学研究不受重视的情况下, 该书能如此受读者欢迎,充分说明了其价值所在。 《中国市民文学史》共七章,从宏观上描述了中国市民文学的演进 过程,详细阐发了其文化意义。全书视角新颖独特,语言平实而又充满 了真知灼见,学术含量很高。综观全书,其创获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 面: 一、“史”的框架与专题研究兼顾。该书名之为《中国市民文学史》, 顾名思义,就是为中国市民文学所作的“史”,它描述了中国古代市民文 学从产生、发展、繁荣到衰退的全过程,为读者提供了一个“史”的框 架。但由于市民文学的范围实在是太广了,作者便作了一些取舍,舍弃 了地方戏、宝卷、弹词、鼓词、子弟书等艺术形式,也抛弃了大而全的泛 泛叙述,而只选取了几种有代表性的形式作了专题研究,通过大量的资 料对其加以详细阐释,凸显市民文学的艺术特色和内在规律。这样一 来,专题研究的串联形成了“史”的建构,而“史”的框架也没有影响到对 单个问题研究和探讨的深度。 作者按照时间顺序,探讨了中国市民文学的“大团圆”格局、明清艳 情小说、明清时调小曲、晚清对小说戏曲的禁毁等专题,对每一专题都 力求发其精微。例如,对于中国市民文学特别是话本小说和戏文中常 见的“大团圆”格局,作者没有简单地将其斥为俗套而加以否定,而是认 为这种文学现象的出现有其必然性。他既肯定了其中所包含的“天道 无亲,常与善人”的传统伦理观念,又指出这与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 —商业经济大发展,人们对“利”的重视程度增强—是有密切关系 的:“才子佳人故事的表面现象是他们的传奇式的爱情,而真正的意义 则强调了其中的现实关系。科举人仕在故事情节的发展中是本质性的 因素,然而这些本质性的因素往往淹没于浪漫而优美的传奇性里不易 为人们所注意了。”(第三章《中国早期市民文学》)所以大团圆结局与 市民阶层的价值观念和审美趣味非常吻合的,它“非常鲜明地反映了新 兴的市民阶层的社会意识,因为从故事的结局可以寻求构成每个情节 的属于市民意识的本质性因素”(同上)。 与此类似的还有对宋人话本小说中市民女性形象的分析。作者肯 定了市民女性身上体现出来的与传统社会不合拍的新观念,歌颂她们 对“情”的珍视和为了自己的爱情自由所作的大胆追求。同时指出,她 们的这种追求多是以现实利益为基础的,因为财富决定了市民阶级的 地位。她们身处社会下层,富有生活斗争经验,能随机应变,甚至为了 达到个人目的而权谋机诈,为了“利”而不惜牺牲掉“情”。这显然是以 往的文学作品中所没有的艺术形象,因此宋人话本小说中市民女性代 表了市民阶层的价值观念,代表了这个新兴阶级生机勃勃的力量。通 过这两个专题的研究和对比,读者不难看出市民阶层的价值观念,不难 得出一条贯穿在所有市民文学中的明晰的线索,从而形成对市民文学 “史”的建构。 二、视野开阔,论点新颖。与许多文学史著作不同的是,作者不仅 从文学角度着手,还运用了新的研究方法,即文化批评的方法,强调作 为一种文学现象所体现出来的文化价值,而在很大程度上淡化了市民 文学的道德功用和社会意义,这一点恰恰是以往的研究者过分强调 的。同时,作者还借鉴了西方的经济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等理论来同中 国市民社会相印证,在同西方的比较中将中国市民文学的本质予以揭 示,表现出了很高的理论水平和高屋建领的态势,这在第一章“中国的 市民社会与文学”和第五章中的“明清艳情小说的文化意义”一节中表 现得最为明显。 以明清的艳情小说为例,作者肯定了艳情小说的出现是市民们在 忍受了儒学特别是理学长时间的重压后的一次大觉醒,是人们认识到 自己的生命本原和生命意义的标志,是人的真实而合理的原欲冲动的 一次大爆发。作者认为,明清艳情小说的情形同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出 现过的歌颂肉欲和重视认识生命意义的思潮是很相似的,“若从当时人 们—尤其是市民们重视探寻生命意义的角度来理解艳情小说,则我 们是会对它作出宽容评价的”(第五章《中国市民文学的繁荣兴盛》)。 同时作者又认为艳情小说与欧洲文艺复兴相比,它的反抗是病态的,他 说:“我们感到遗憾的是:中国艳情小说仅停留于对肉欲的追求与描写, 未能进一步通过两性关系揭示更深刻的东西,未能表达出两性自然而 神圣的情感,未能赋予人本思想的光照,因而大大削弱了它的价值。” (同上)作者认为,这是由中国市民阶层的特点决定的。与西方的市民 阶层相比,中国的市民阶层始终没有获得一个自由的发展空间,它们对 封建社会有很强的依附性,这就决定了其虽然有追求自由和反抗压迫 的愿望,但他们往往是采取一种消极和病态的方式来表现被扭曲的人 生。(见第一章《中国的市民社会和市民文学》) 关于明清艳情小说大行其道的原因,论者大都强调当时的时代背 景,以鲁迅“风气既变,并及文林,故自方士进用以来,方药盛,妖心兴, 而小说亦多神魔之谈,且每叙床第之事”(《中国小说史略·明之人情小 说》)之语为是,这当然是对的。但《中国市民文学史》则运用了文学接 受学和传播学的观点对此加以解释,为读者提供了一个理解此问题的 新视角。正如德国哲学家约翰·雅科布·巴霍芬所说:“事物的起源决 定着事物的继续发展,也明确了事物的特征和直接目的。”②作者认为, 市民文学是伴随着商品经济的大发展而产生的,因此它具有商品的性 质,是一种大众消费品,作家创作的目的不是供自己消遣,而是以商品 的形式转让给读者或受众。因此作家的创作与受众的关系是非常紧密 的,受众的心理和审美习惯直接决定了市民文学的创作方向,作家必须 考虑到受众的需求,应答受众的期待,而“艳情小说的读者对象主要是 都市的男性市民群众,他们可以从小说故事里感受到种种新奇的刺激, 以满足性的幻想。”作者还预言:“只要有人类社会存在,有男性的性幻 想存在,艳情小说便有广大的社会基础,也就有读者,而这类作品便会 以新的形式与新的内容不断产生。”(第五章《中国市民文学的繁荣兴 盛》)这是符合实际并富有预见性的。 作为中国第一部市民文学史,作为运用新方法来研究文学问题的 尝试之作,该书也存在一些不足。例如,宏观的叙述使得一些章节逻辑 性不强,出现了前后重复的情况。对武侠小说的评价,作者批评其只考 虑通俗文学受众的趣味,不顾历史真实而妄加虚构,从而将其斥为“文 化垃圾”,这显然过于简单化,同作者前面的一些论点也有相矛盾之 处。但是,对于这样一部有着较大独创性的著作来说,这些只是玉之微 瑕,作者七载的辛勤工作,使我们终于有了一部高质量的中国市民文学 史,这是值得我们充分肯定的。同时,我们也应该清醒地看到,市民文 学研究存在的问题仍然很多,这项工作仍然有深人下去的必要。宏观视野下的中国市民文学研究—— 评《中国市民文学史》@车振华$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2004级博士生<正>中国古 代文学历来有“雅”“俗”之分,这一点虽与西方文学有着相通之处,但二者在各自的文学传统中 所占的比重却是大不同的,李福清先生曾准确地指出了它们的区别,他说:“西方俗文学在文学史 地位并不高,时间亦不长,大约产生于17世纪,到18世纪末便停止了。中国则不然,从宋代发 展到清末,很流行,不断地出版。它的地位介乎民间文①<俄>李福清著:《中国小说与民间文学的关系》,《古典小说与传说》,中华书局2003年,第144页。
②《神话、宗教和母权》,伦敦1967年版,第75页。高的理论水平和高屋建领的态势,这在第一章“中国的 市民社会与文学”和第五章中的“明清艳情小说的文化意义”一节中表 现得最为明显。 以明清的艳情小说为例,作者肯定了艳情小说的出现是市民们在 忍受了儒学特别是理学长时间的重压后的一次大觉醒,是人们认识到 自己的生命本原和生命意义的标志,是人的真实而合理的原欲冲动的 一次大爆发。作者认为,明清艳情小说的情形同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出 现过的歌颂肉欲和重视认识生命意义的思潮是很相似的,“若从当时人 们—尤其是市民们重视探寻生命意义的角度来理解艳情小说,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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