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贺桂梅的研究开始引人瞩目,1990年代末以来,她在文学史、思想史领域发表了颇具分量 的论文,对1980年代以来的文学史观及思想资源进行了知识学的清理,对当代文学史领域的现 代性思想进行了深入的反思。另外,她还在女性主义文学研究及文化研究领域显现了出色的能力。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她2003年推出的专著《转折的时代——40～50年代作家研究》(济南: 山东教育出版社,2003年12月),以新的问题意识与理论视野,及建立在丰富史料基础上的 绵密分析,成为当下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颇具前沿性的、令人振奋的成果之一。这部著作也显示了 她良好的学术素质和从事开拓性研究的令人值得期待的前景。贺桂梅以她出色的研究日益成为人们 无法忽略的存在。或许,这一事实可以被很轻易地解读出某种历史象征意味:它暗示着新一代学人 已经悄然开始了自己的入场式。不过,如果把贺桂梅看作所谓“70年代出生”的学人潜藏着不小 的风险,她的鲜明的个人风格顽强地抵抗着这种代际描述的可能性。可以说,她的存在恰恰质疑着 正在渐渐形成的关于“70年代人”的定型化或本质主义的想象(或许还有性别的想象):比如她 批判性地运用西方理论及“越界”(跨学科)思考的能力,对历史与思想史的兴趣,自我反思的倾 向,以及以学术为志业的内在激情。精神资源与知识谱系贺桂梅可谓典型的、“正宗的”学院派出 身,在北大经受了十年的“封闭式”学术训练,之后的留校又使她正式进入学院体制。在浓郁的学 术氛围中,她接受了系统的学术训练,领受了多位名师的言传身教。不难发现,在90年代中期开 始自己的学术生涯到2000年左右,贺桂梅一步步成长并逐渐走向成熟的时期,洪子诚与戴锦华 给了她巨大的影响。这自然是一份幸运。不过,从另一角度看,在精神分析的意义上,这两位学术 上的“父亲”也难免带有压抑性的意味,她要“长大成人”,形成自己的风格,必先战胜影响的焦 虑,从他们的“阴影”中突围而出,这种成长的历程外表看来可能波澜不惊,其实却可谓惊心动魄 。导师洪子诚以史料支撑历史判断的治史风格与“回到历史现场”发掘历史复杂性的追求在贺桂梅 这里都得到了继承——它也被很多人看作是“北大学术传统”的一部分,这种影响即使在她199 9年出版的专著《批评的增长与危机——90年代文学批评研究》(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及2 000年完成的博士论文中还都有所体现。材料的丰富与持重一直使贺桂梅给人以少年老成的感觉 ,这至今仍是她的一个优点。但是,对于洪子诚的研究而言,给历史叙述提供支撑的其实并非所谓 “
史料”——这是一个普遍的误解,他的史料功夫也的确容易诱导这样的误解——而是他的历史哲 学与逻辑判断。然而洪子诚的理论框架是“不可见”的,给人的感觉仿佛史料自行出场与呈现。这 其实只是一种叙事的效果。更准确地说,在他那里,个体生命经验、史料或历史的复杂性这些因素 与他的历史哲学之间形成了一种互动的胶着状态。但彼时的贺桂梅显然无法达到这种史料背后的判 断,也就是说,她还没有获得准确的判断立场或立足点以及足够的理论穿透力(或许,那是《转折 的时代——40～50年代作家研究》才真正实现的)。在这一背景下,戴锦华对贺桂梅的影响是 令人无法忽略的。对于具有女性主义立场的贺桂梅来说,戴锦华构成了一份温暖的母系的精神资源 。戴锦华的最大意义在于帮助贺桂梅完成了重要的“语言学转向”,即系统地进入结构主义及其后 的西方理论脉络。这次转型极大地更新了贺桂梅的理论武库,打开了她的视野。另外,戴锦华对贺 桂梅的影响是全面而深刻的。在北大,戴锦华可谓偶像级的教师与学者,她的才华、敏锐、深刻、 热情以及知识分子的批判性品格共同形成了一种特殊的人格魅力,这种魅力越切近感受得越强烈。 在较早阶段,我们不难在贺桂梅的写作风格上看到戴锦华的影子;在90年代后期以前,她把许多 的热情投向了女性文学批评,可能也与这种影响有关。不过,在这个阶段之后,就研究与写作而言 ,她逐渐地发现了自己的特长,找到了自己的方向,也自然找到了自己的语言与风格。这是她走成 熟的某种标志。在我看来,两人之间最大的区别在于,贺桂梅没有戴锦华那样对西方理论的似乎过 于强烈的热情,在这方面她显得比较谨慎。总的说来,戴锦华更以批评见长,特别喜爱以运用新颖 的西方理论对文本进行阐释与解读。贺桂梅则逐渐将自己的学术重心确定于历史方面,她一步步远 离了批评,关注的中心也离开了文学创作(或者说,对文学创作的关注的意义已发生了改变),如 何以新的理论视野,重新组织复杂的史料,加以新的阐释,呈现新的历史面貌,逐渐成为她的学术 追求。对贺桂梅来说,掌握、熟悉西方理论的价值,绝不在于直接拿来阐释中国的各类文本与文学 史,事实上她从来没有系统地操练、运用过任何一种西方理论,也没有针对不同的分析对象轮番使 用各种西式武器。研读西方理论,并非把它们视为可以脱离具体语境的“真理”或方法。她对于追 逐西方“新潮”理论,“同步于”西方学院或全球学术体制通货膨胀式的学术生产并无多大兴趣。 完成“语言学转向”只是为了确立自己的知识立场或批判性的立足点。对于中国当代的知识分子来 说,在所谓全球化的语境中,处身于全球理论生产格局中的第三世界,如蒙昧于理论生产的当代进 程,则无法真正敏锐地、批判性面对不断为“理论”改写或塑造的现实与历史。事实上,贺桂梅对 于当代中国学人的这种命运充满了自觉。对于80年代以来融入全球化资本市场以及话语空间(意 识形态)的中国来说,进入主流的理论脉络是批判性地阐释中国的前提。在这个时代,离开了全球 性的理论视野,我们已无法真正的“出声”。并没有纯净的等待西方理论阐释的中国,在“五四” 以来思想的“跨语际实践”中,西方理论与思想一直是中国现实的内在构成部分。所以,批判性地 研究、熟悉西方“语言学转向”之后的理论,其实是更深刻地将贺桂梅带入了思想的复杂的历史地 形图。“语言学转向”是贺桂梅最重要的理论转型,对于她的研究,这一转向具有重要意义:如果 说,在“转向”之前的阶段,贺桂梅还基本上局限于文学作品的解读、批评以及在此基础上的思潮 研究与作家论批评。那么,“转向”之后,对于她来说,文学文本已不再具有中心地位。众多的思 想、文化现象同样是需要解读的文本与话语,而且它们产生于其间的历史语境也是一个文本,需要 在互文本的意义网络中来理解。更重要的,在话语的运作背后还隐藏着权力的实践与意识形态的秘 密。这一转向有力地破除了贺桂梅的实证主义幻想——如果曾有过的话。对所谓史料的过度依赖其 实无异于不加反省地认可了某些有待质疑的前提和预设。可以发现,在“语言学转向”所提供的思 想、理论资源中,真正对贺桂梅产生深刻影响的绝不是结构主义式的“把现实放进括号里”,而主 要是福科式的知识考古学、系谱学,解构主义,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以及某些西方马克思主义 (如阿尔都塞、伊格尔顿、杰姆逊等)理论。后结构主义时代对现代性思想的批判自然接通了对中 国现代性思想的反思,近年来,贺桂梅对文学史观念领域中的“启蒙主义”观念进行的清理正是在 这一思路中展开的。在《80年代人道主义思潮“个人”观念之辨析》一文中,她细致分析了中国 当代人道主义思潮的多种来源和观念形态,即80年代前期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80年代中期的 “主体论”和80年代中后期的“文化哲学”。在这一意义网络中,西方启蒙主义以来的各种哲学 观念和中国自“五四”以来关于“人”的话语(它同样具有西方的知识背景)并置杂陈,历史的话 语沉积为共时的交织,在80年代不同的语境中产生了复杂的播散与衍变。在这篇文章中,贺桂梅 表现出了极为出色的辨析和知识考古的能力,以工笔图绘出一幅高度复杂却异常清晰的当代思想地 图,深刻地发掘出关于“人”的话语的意识形态内涵。这一幅精细的思想史图景也对如下中国思想 史的重要问题做了生动的说明:西方语话如何在跨语际实践过程中完成对中国的转译?中国知识分 子以及主流意识形态又如何操纵和控制乃至利用西方话语塑造中国现实?这篇文章在思想史领域相 关研究的基础上做了重要的深化、细化,并做出了自己独特的发现。贺桂梅的几篇以80年代启蒙 主义文学史观为研究对象的论文(《挪用与重构——80年代文学与五四传统》、《“现代”·“ 当代”与“五四”——新文学史写作范式的变迁》、《八十—九十年代对“五四”的重构》)①也 与此类似,它们以巧妙的解构技术,寻找启蒙话语的裂隙与内在矛盾,让被压抑、排斥的异质性因 素浮现。它们的论域虽在较专业的现当代文学史方面,反思与批判的却是“现代化”的80年代式 思维,清算的是这种思想范式的遮蔽性,以及对当代文学史理解与写作的制约。研究领域与学术风 格以知识考古学或系谱学的方法来清理文学史观或批评观念,是贺桂梅近年的一个研究重点。虽然 在这一领域近年来另外的研究者也取得了不少的重要成果,但贺桂梅的独特之处在于:在处理思想 史命题的具体分析过程中,她表现出了高度的细密与耐心,在拆解、分析多种话语成分的复杂交织 状态时,敏感、细腻、条分缕析,能够准确触摸同一主题的思想观念在不同语境中演化的细微环节 以及这种变化的纹理与褶皱。这是她的拿手好戏。如关于80年代人道主义思潮的梳理就表现了她 的这一特点,关于女性主义批评资源的研究也是她这方面的代表作②。也正因如此,她特别青睐那 些历史的“转折期”,如80年代,40—50年代,在这些转折期,各种话语与思想成分交织纠 缠、冲突,成为供她分析的最合适对象,似乎也只有这些时期的思想状况的复杂性才提供了足够的 分析难度让她施展手段。对80年代以来支持文学创作、文学史写作的思想观念进行反思与批判是中国现代性反思的一部分,近年来的相关研究成果大多只是围绕单纯的文学史写作观念进行,大体上可以看作反思现代性这一思想史研究命题在当代文学史方面的扩展与延伸。因而它们往往以“纯理论”的形态存在,与具体的当代文学创作已没有太大关系。贺桂梅的研究与此趋向还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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