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汉1920年开始进行话剧创作。由于他多情、多恋,早期的剧作大都局限在婚恋的圈子里,细致 入微地抒写了人生情感世界的酸甜苦辣,剧作充满着感伤、浪漫和唯美的情调。20年代末期,他 在执著、勤奋的艺术实践中开始接受革命文学的影响,创作思想和艺术风格都出现了“转向”。以 更自觉、深刻的理性意识观察、判断表现生活,对于社会的黑暗予以暴露、挞伐,对处于“水平线 下”的芸芸众生的生存状貌、觉醒反抗予以展示。这种“转向”是客观社会环境的使然,但也有着 他个人婚恋的因素。他的“转向”过程,也可以说是他婚姻调整的历程,即有失落的困惑,又有获 得的喜悦。1919年,在日本留学已经三年的田汉,与爱恋已久的表妹易漱瑜一起离家出走。其 间,田汉结识了易漱瑜两个女友——白薇和康景昭,并经常在一起朗读英文版《娜拉》。他们同情 娜拉的不幸遭遇,更为娜拉不愿做玩偶的反抗而感动。共同的文学爱好,对戏剧艺术的痴迷,白薇 逐渐对田汉产生爱意,但这只是一个小插曲,不久白薇便别田汉而去。随着接触的频繁,了解的加 深,田汉从易漱瑜另一个女友康景昭身上,逐渐感觉到了“灵”的相融,但后来康景昭也离日回国 ,田汉时感忧伤,专门写下了《镰仓别康景昭女士》一诗,抒发了惜别之情和相约重逢之意。田汉 无法忘记这两位生性活泼开朗的美丽女性,前者对田汉又敬又爱,后者则让田汉心旌摇动,只是那 时他碍于表妹易漱瑜的情感,才把那份情思压抑心中。和三个女性在一起时,田汉谈论得最多的是 他酝酿的剧本《梵峨嶙与蔷薇》。在三个女性的激励下,田汉终于在1920年完成了剧本创作。 田汉是一个善于将个人生活“移情”于剧中的作家。在剧本中,我们明显可以看出这种创作倾向。 这部剧作的情节和人物塑造都包容了田汉那个时期的生活与爱情体验。特别是从主人公秦信芳、柳 翠最初的爱情不能“灵肉一致”,到最后在别人的帮助下终于走向“灵肉调和”的理想情感世界, 可以说正是当时田汉恋爱生活的折射。秦柳两人“灵肉调和”的喜剧性的结局,是当时田汉追求的 爱情理想。《灵光》写于《梵峨嶙与蔷薇》之后。剧中所表现的顾梅丽、朱秋屏两个女性与张德芬 之间的感情纠葛,也渗透着当时田汉与易漱瑜、白薇和康景昭三个女性之间那种微妙的情感波澜。 作者把爱情给予他沉重的心理负荷转化为一种心灵的抗争,把当时情感世界里的复杂感受在作品中 作了真实而大胆地展现。但剧本并没有局限个人情感的生活内部,而是披着“三角恋爱”的外衣, 着重渲染的是爱国的情愫。最终,张德芬消除了未婚妻顾梅丽对自己的误解,再次向顾梅丽表白了 自己忠贞不渝的爱情。并决定两人一起回国办医院,搞创作,去为拯救“依然在泪川里宛转哀啼, 在凄凉之境里流漓颠沛着”的人民做点事情。剧本的主题被拔高,表现了一种高昂向上的情调,因 此,在日本东京演出后,受到一致好评。1920年底,田汉与易漱瑜在日本正式结合。他们心灵 相融,相爱至深,互相勉励,使田汉的话剧创作进入了丰收时期,写出了一批显示中国话剧诞生时 期实绩的剧作。如《乡愁》和《加啡店之一夜》等。1922年,田汉与易漱瑜一起回国。在上海 创办了《南国》半月刊,宣称“欲在沉闷的中国新文坛鼓动一种清新芳烈的艺术空气”。<1>( p.82)《南国》是艺术和爱情之国,夫妻二人在这个“国土”上携手并进,辛勤耕耘,确实给 当时的文坛带来了新的气息。这就是1924年刊登在《南国》上的独幕剧《获虎之夜》。此剧不 仅是田汉早期剧作的代表作,也是现代文学第一个十年话剧创作的一部杰作。剧本成功地描写了一 对向往自由幸福、争取合理权利的青年男女形象。女主人公莲姑,敢于追求个性解放和婚姻自主。 面对父亲强加给她的婚姻,她喊出了:“我把我自己许了黄大哥”,“世界上没有人能拆开我们的 手”。这正是当年易漱瑜大胆反抗母亲包办婚姻的言行举止在莲姑身上的投影。男主人公黄大傻由 于身世凄苦,命运坎坷,性格软弱,伤感苦闷情绪较浓,但他对爱情的追求,也是十分执著的,在 伤感苦闷之中仍包含一颗火热的心。这种性格又或多或少的打上了作者性格的烙印。正当田汉在创 作中大显身手,尽力拼搏的时候,妻子却积劳成疾,加之产后虚弱,终于一病不起,不久,易漱瑜 撒手人寰,离田汉而去。这给田汉带来了沉重的打击,使他陷入了深深的悲痛之中。每当思念往事 ,忆及从童年时期的青梅竹马、两小无猜,到青年时期冲破家庭束缚双双出走;从东渡日本相濡以 沫,到为实现南国梦而密切配合,他都浸着泪水抒写对妻子悼念的诗文,来寄托对亡妻的哀思。直 到一年后,田汉才逐渐地从深切的哀伤中解脱出来,重新燃起了创作剧本的欲望。《苏州夜话》是 田汉在妻子死后三年的作品。剧本主要表现了主人公失落爱之后的孤寂,企盼爱的慰藉而受到挫折 的苦闷,以及对往昔情感的追悔。这明显是作者在失去爱妻之后内心深处复杂情感的再现。易漱瑜 去世前,曾留下嘱托,让田汉与她的好友黄大琳重新组建家庭。田汉当时对黄大琳不太了解,妻子 去世后,本打算与在日本相爱的康景昭结合,但康景昭已是有夫之妇。无奈,田汉只好与黄大琳交 往。1927年两人在上海结婚。可是,渡过了一段平凡的家庭生活后,婚前被掩盖的层面逐渐暴 露出来,他们发现彼此是缺乏深刻了解的,他们在性情、知识、视界都相差甚远,对生活的追求也 不一致。黄大琳是个生活型的女性,看重舒适的、安逸的小家庭。对田汉所从事的文学事业也不太 理解,也没有共同语言。因此,婚后生活的温度自然迅速下降,出现感情危机也就不可避免。这不 仅使田汉感到异常的烦恼和痛苦,也引起他更加对死去的妻子易漱瑜的怀念。田汉正是带着这样的 心境来创作《苏州夜话》的。所以,《苏州夜话》是一部心理情感戏,是一部情绪化、心灵化的剧 本。《湖上的悲剧》同样是田汉这一时期因婚恋而产生的特有的思想、情绪和心境的体现。剧中的 穷诗人杨梦梅与素萍小姐自由相爱,却遭到素萍父亲的阻挠。为了反抗封建包办婚姻,素萍跳湖自 尽。被人救起后隐名埋姓,改名白薇,幽居在西湖边上自家的庄园里,过着“鬼”一般的生活。一 天,杨梦梅与弟弟因避雨来到白薇居住的庄园。杨梦梅此时已结了婚,但是并不幸福,他一直还想 着“死去”的恋人素萍。当他得知白薇就是素萍时,急忙来到湖边寻找自己昔日的恋人。可就在这 时,白薇却开枪自杀。杨梦梅抱着奄奄一息的白薇,悲伤地问她,好不容易盼到这天,为什么要自 杀时,白薇回答说:“‘人死不能复生’。你要是发现你那死了三年的爱人会在偶然的机会复活起 来,你会把人生看成笑剧了”。作者为什么安排这样一个残酷的结局呢?这自然和他个人的婚恋体 验有着一定的联系。与黄大琳婚姻失败而产生的痛苦,使田汉更加怀念死去的妻子易漱瑜。当年他 与易漱瑜自由恋爱,反对包办婚姻而出走,最终幸福结合的一个个生活场景历历在目,然而易漱瑜 却已远离人世。他常常不相信这一事实,认为可能是一个梦,但等到他清醒之后,又证实这不是梦 ,是严酷的现实。人死不能复生,时光不能倒转,亡妻再也回不到自己的身边。这种由自身婚恋产 生的诸种内心苦涩的情愫与感受。仍流露在《湖上的悲剧》之中,使我们看出了田汉对婚姻爱情的 无奈,也理解女主人公最终开枪自杀的缘由。事实上,白薇的最终再次选择自杀,也表现了白薇的 一种高贵的人格:她希望以生命为代价,来支持恋人杨梦梅创造出惊世之作。而不希望因为这次与 杨梦梅戏剧性的重逢,使杨梦梅正在写的一部关于他们爱情悲剧小说,出现闹剧的成分。所以,临 终她对杨梦梅嘱托:努力完成那部记录着他们爱情悲剧的小说,对封建礼教、封建道德、封建专制 进行揭露和抨击,“粉碎那使我们不能不生离甚至死别的原因。”死是一个瞬间,生是一个过程, 而人正是在生的过程中饱受磨难走向生的尽头——死。这个瞬间却把生的过程中酸、甜、苦、辣各 色各样负荷的投影加在活人的心上。白薇正是经历了无尽的磨难,带着对恋人的无尽的牵挂忧郁地 死去。这里包含着易漱瑜对田汉艺术追求的支持和情感上的牵挂。不论是《苏州夜话》,还是《湖 上的悲剧》,都是从爱写起,结果写到了孤独,写到了死亡。女的因爱而丧身,男的因爱而孤独, 爱情的忧郁、痛苦、丧魂、失魄等,都表现得淋漓尽致。爱本是人类最崇高的东西,却也不得安宁 ,这一切的制造者是谁呢?是人类自己。剧中人在爱情中挣扎,试图冲破什么。结果连自己都没冲 破,这里没有大自然的威胁,只有人的破坏,不断地奋起,不断地后退,总是痛苦,总是悲剧。田 汉与黄大琳的婚姻只维持了两年,便宣告离异。感情潮水的突然而来又突然而去,给田汉的心田留 下了巨大的撞击的伤痕。值得安慰的是,田汉再没有与黄大琳离异之前,便与另一个女性林维中建 立了恋爱关系,很快,林维中走进了田汉的生活。林维中是一位苏州女子。在上海求学期间,为了 逃婚来到新加坡寻求发展。1925年,她从《醒狮周报·南国特刊》上读到了田汉的散文《从悲 哀国里来》,为田汉对亡妻的悼念之情所感动,同时对田汉也产生了爱慕之情,于是,与田汉有了 通信来往。在与黄大琳恋爱与结婚几年中,田汉始终和林维中保持着通信联系,两人情书频繁,倾 心相爱。在此期间,林维中还拒绝了她所在的学校校长的求婚,惟有对田汉情有独钟。从剧本《南 归》中的男女主人公那缠绵悱恻的爱恋,我们体察到田汉与林维中当时相爱的情景。《南归》写于 1927年。它虽然是因“南国”演员陈凝秋的身世而作,但也承载着田汉本人的情感体验。剧中 的诗人与田汉有着同样的孤苦伶仃的凄凉身世,同样的彷徨、无奈、痛苦。他怀着破碎的情感与隐 约的希望,又漂泊回南方,寻找爱慕他的春姑娘。谁知就在他到达前,春姑娘的母亲已将她许给了 同村少年明。面对无情的现实,诗人只好继续走上漂泊之路。春姑娘虽然由母亲作主定了婚姻大事,但她并不爱少年明,于是春姑娘抛下少年明,追随诗人而去。《南归》充满着失去爱情的孤独与痛苦,也洋溢着对爱情的眷恋与向往。田汉第三次婚姻又重蹈了第二次婚姻悲剧的覆辙。林维中虽然羡慕田汉的才情志向,但对田汉所从事的文学事业并不理解,她无法给田汉提供事业上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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