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务周刊》:您所领导的政府税收委员会曾给日本国内政府决策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那么在日本国内所实施的一揽子税收改革措施到底时日本经济起到怎样的作用? 石弘光:税收委员会是政府决策的监督机构,政府的政策首先是被我们提出后,才能颁布实施的,有 时税收委员会就有关事宜同政府进行协商。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政府采取了增税与减税并 举的政策,在增税方面主要通过增加消费税和企业环境税等方面提高税收.减税方面包括对资本利 得税进行改革,个人拥有达5年以上的不动产,算做个人资本利得,同时公司所得税改革法案使税率从37.5%降为35%。2002年以来,日本政府又制定了新的养老金计划。这些措施对保障社会安全 、发掘税收在保持社会稳定发展中的潜力起到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商务周刊》:上世纪知年代 以来,各国纷纷采取税制改革,并积极推行减税计划。中国政府也在进行税制改革,您又怎样评价中国的锐制改革呢?石弘光:在旧的税制体系中,过高的边际税率对储蓄、劳动力供给和企业家创新产生了严重的抑制作 用,旧的税制也制造了逃税的机会,很多人在避税方面投人相当精力,使税收并未达到预期目的。 我们看到,大多数国家中,较高的边际税率并没有达到限制社会收入不平等的目标。政府制定的原 有税收目标远远小于其名义的累进度,再加上不断增加的社会公共支出等因素,是促进各国进行税 制改革的主要原因。自>994年以来,中国政府实行分税制,对间接税做出重大改革,并使增值 税扩大到所有交易额中,简化税收结构,改变了以前中央和地方性政府共享收入的做法,这就抑制 了地方政府对于中央政府税基侵蚀的机会。但是中国税改的结果并没有完全解决税收在解决社会公 平中的问题,并且可能造成了地方自主权的扩大。我认为,中国税制改革的关键问题在于税收政策 的改革并没有带动税收管理的改革,这样就影响了税制的实施,可能削弱了改革的效果。《商务周 刊》:很多人指出,中国的税负太高,您士时可看待中国总体税负水平呢?能否将中国、美国和日本三国的税负水平做一下时比。怎样判定合理的枕负程度?石弘光:欧洲国家,例如法国、比利时提倡高税负、高福利.美国政府则希望税制对企业和资本形成 激励,提高国民产出和生活水平旧本则希望通过税制改革促进社会和经济稳定发展。各国经济模式 不同,所以合理税负水平是不同的,但是从《福布斯》发布的税负指数来看,中国税负水平在世界 上是处于前列的。然而我们又很难从纳税人个体分析出合理的税负水平,这需要从整体国家经济税 收状况进行分析,关键问题是制定合理的税收政策并保障其实施。现在中国经济转轨是在开放的市 场环境中进行的,政府面临财政支出不断增长和税收国际竟争日益激烈的双重压力。财政支出的不 断增长要求税收筹集更多的资金,而税收国际竞争要求尽可能降低税率,以吸引更多的资本流人, 所以降低国民税负需要各种因素的平衡。西方国家的财政收人主要用于公共产品和社会福利支出, 不能形成直接的生产性投资,因此,西方国家有些因为税负的加重而减少了生产性投资,从而阻滞 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幸运的是,中国政府在财政方面的作用相对灵活,这样,高的税负体制还并 没有直接影响经济的增长速度。在过去的几年中,尤其是2003年,中国政府税收保持了高增长 的速度,甚至超过了GDP的增长,这当然与政府所采取的税收措施密切相连,但是当中国经济发 展保持现在增长速度时,政府会面临通货膨胀的压力。经济学中的基本规律是物价水平与税收成反 比,所以在一贯的经济高增长后,中国总体税收增长会放缓。今后的几年中,中国的出口退税率在 降低,出口增长速度会放慢,而中国政府一贯的政策似乎并不太接受贸易赤字来维持进口的增长。 这些因素会使得中国的整体税制改革显得极为迫切。《商务周刊》:政府对外资企业在中国市场的 税负实行了超国民待遇,这一点现在遭到了广泛的批评。那么您如何评价中国企业对于不同性质企业,例如国有企业、外资企业、民营企业在中国税制中的地位呢?石弘光:中国对跨国公司的优惠税收政策是为了吸引更多投资,然而这种税收优惠并不能对中国经济 产生根本性的作用。因为随着与中国内地企业合作越来越密切,跨国公司的税负水平并不仅与自身 税率有关,而是取决于总体税负水平。通过研究发现,有时中国地方政府一味地追求引进外资而对 跨国公司实行超优惠的税收,并没有起到促进经济发展的作用。随着中国政府税收压力加大,统一 内外资税收水平是必然趋势,这样才能扩大税基,降低本土企业的负担。但是我要强调的是,中国 在履行市场开放和WTO的承诺中,对于外资的税收水平还是很高的。加快市场开放,税率同国际 化接轨步伐,对于中国税制也是有好处的。在日本税制改革中,坚持对所有参与市场的企业一视同 仁.并没有采取歧视性税率。所以我建议,中国对市场中的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税收水平应该是 趋同的,应当避免局部地方政府通过行政手段直接控制当地国有企业,使其纳税压力高于民营企业 。所以,平等的税收政策才是比较合理的选择。《商务周刊》:通过比较中日税收制度的不同,您对中国税制改革有什么建议吗?石弘光:首先税收政策应该透明,政策得到广大纳税人的认可才能有效实施,这是法治能不能得到社 会认可并得以建立的重要因素。但是这需要花费时间。日本引进了美国的税收政策以后,在本土化 方面花费了很长时间。对于中国而言,税制改革与法治建立应当同步进行,借助监督机构使税制改 革有效推行。与中国不同的是,日本政府规模较小,这就简化了制定政策时相关利益者的关系。所 以日本有可能尽早建立税收监督机构,保障国民享受公共资源的公平性。但是中国则需要更多时间 协同政府和各方机构的关系。其次,所得税是经济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个人所得税与公司所得税 处于同等重要的地位,以支出税代替个人所得税,这样可以体现按支付能力纳税的原则,又能避免 双重征税。中国还需要对间接税进行大量调整,并保持税收的稳定收人来源。日本税制改革之后, 增值税由选择性征收向普遍征收转变,并且随着对增值税的管理技术的提高,扩大了增值税的征收 范围。我认为中国税收改革比日本幸运。因为日本税收改革错过了最好的时机,当日本经济低迷时 ,政府的政策是降低税负,并提高税收总量,这是难以做到的。现在,中国处于经济快速增长期, 税制改革会因国民收人水平提高而变得容易推行。所以如何在最佳时期,使税制改革变得有效,这 是你们需要面对的。》从日本的经验看中国税制改革——专访日本政府税收委员会主席石弘光中国 对跨国公司的优惠税收政策是为了吸引更多投资,然而这种税收优惠并不能对中国经济产生根本性 的作用策应该透明,政策得到广大纳税人的认可才能有效实施,这是法治能不能得到社会认可并得 以建立的重要因素。但是这需要花费时间。日本引进了美国的税收政策以后,在本土化方面花费了 很长时间。对于中国而言,税制改革与法治建立应当同步进行,借助监督机构使税制改革有效推行 。与中国不同的是,日本政府规模较小,这就简化了制定政策时相关利益者的关系。所以日本有可 能尽早建立税收监督机构,保障国民享受公共资源的公平性。但是中国则需要更多时间协同政府和 各方机构的关系。其次,所得税是经济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个人所得税与公司所得税处于同等重 要的地位,以支出税代替个人所得税,这样可以体现按支付能力纳税的原则,又能避免双重征税。 中国还需要对间接税进行大量调整,并保持税收的稳定收人来源。日本税制改革之后,增值税由选 择性征收向普遍征收转变,并且随着对增值税的管理技术的提高,扩大了增值税的征收范围。我认 为中国税收改革比日本幸运。因为日本税收改革错过了最好的时机,当日本经济低迷时,政府的政 策是降低税负,并提高税收总量,这是难以做到的。现在,中国处于经济快速增长期,税制改革会 因国民收人水平提高而变得容易推行。所以如何在最佳时期,使税制改革变得有效,这是你们需要 面对的。》从日本的经验看中国税制改革——专访日本政府税收委员会主席石弘光中国对跨国公司的优惠税收政策是为了吸引更多投资,然而这种税收优惠并不能对中国经济产生根本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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