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翻译理论虽然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众多理论论著 ,然而中国译学的科学化和理论化进程却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起才开始形成并发展 ,比西方国家晚了二十余年 ,因此译学理论流派发展相对滞后。中国译界甚至出现了“中国译学无流派”的声音。事实上 ,中国翻译理论发展滞后有其客观成因和翻译者的主观缘由 ,比如“文革”的劫难和重“实践”轻“理论”的指导思想等等。但是 ,必须承认 ,中国译界从起初的对中国传统翻译理论的诠释到引进并译介西方翻译理论的研究成果 ,已经开始从一味的二元争论中脱离出来 ,并开始渐渐形成“
多元互补”的局面。其中 ,虽然“文化翻译”中的归化和异化之争依旧存在 ,但是 ,“文化学派”已经逐步形成。一、简议中西译学流派发展1.西方译学流派纷呈西方翻译理论界自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了翻译研究的逐步系统化和科学化 ,取得了一批重要成果。西方译学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其成熟的语言学理论做基础 ,语言学持续发展继续为翻译理论家拓宽了视野 ,注入了活力。五十年代 ,由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语法理论代替了结构主义语言学 ,这一次语言学历史上的革命同样深深影响了西方翻译界 ,形成了美国结构主义流派。之后 ,贝尔用心理语言学来研究口译和笔译 ,哈特姆和梅森从话语分析的角度研究翻译的“交际层面、语用层面、符号层面”对译者的制约作用 ,以及从“文本类型、文本结构”等方面讨论了“衔接方式如何在语境因素的作用下影响译者的翻译活动”等。虽然翻译语言学理论观欲独自垄断译学 ,但是在近三十年来 ,随着翻译活动范围的扩大 ,出现了许多自成一体的翻译理论流派 ,如文艺学派、文学 -文化学派、美国的多元体系派 ,结构学派 ,社会符号学派 ,苏联的翻译语言学理论和文艺学理论学派 ,法国的释意派以及以奈达为代表的“交际理论学派”等。西方译界学派纷呈 ,从翻译史、翻译理论史、翻译基本理论、翻译批评、翻译教学理论等领域不断探索 ,出新 ,发展 ,形成了多元性、系统性和科学性的研究趋向。2 .“中国译学无流派”中国译学的理论性研究的突飞猛进始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 ,比西方晚了二十年 ,发展相对滞后。中国译界始终传有“中国译学无流派”的声音 ,究其缘由 ,有“文革”这样的历史原因和存在于中国翻译理论界的以下主观原因。首先 ,与西方译学理论界相比 ,我国当代翻译理论研究至少在起步时间上 ,比西方译论界滞后二十年左右。在起初的对中国传统翻译理论进行诠释的阶段 ,就一直是“宏观多于微观 ,悟性多于理性 ,经验论多于科学论 ,抽象多于具体 ,定性多于定量”(谢思田 ) ,从而整体上使译论失之空泛。而在后来的译介西方翻译理论的研究成果工作“不够系统 ,不够全面 :翻译的多 ,研究的少 ;零碎的介绍多 ,系统的研究少”(谢思田 )。纵观中西翻译史 ,我们发现任何一次翻译高潮的出现都是和创新的发展密不可分的 ,一味的考证和诠释显然不能带来创新 ,纯粹的介绍而不是“西学中用”似的的把国外先进翻译理论知识应用到中国译学中可以带来启示 ,同样不能带来创新。这无疑制约了中国译学流派的形成和发展。第二 ,我国译学研究中的中西译论相斥倾向十分明显 ,有的研究者一味推崇西方译论 ,否定我国传统译论的价值 ,认为我国的传统译论没有科学的定义和统一的术语 ,更没有系统性 ,是不科学的 ;而另一些研究者则一味排斥西方译论 ,认为其只能指导西方的翻译实践 ,根本不适合我国的翻译实践。这种中西方译论相互对立排斥的状况阻碍了中西翻译理论的互补 ,延缓了中国翻译理论“多元化”局面的形成。西方的布拉格学派 ,伦敦学派 ,美国结构学派都有成熟的语言学做基础 ,且以雅各布逊 ,弗斯 ,卡特福特等语言学家为代表人物。正是如此 ,中国语言学发展的落后和也导致了“中国译学无流派”呼声的出现。二、中国译史上的二元之争中国译学的发展滞后存在着上述的若干成因 ,然究其本质 ,不难发现制约中国译学理论流派形成和发展的瓶颈还是译学研究的视域狭窄和观念僵化。受重“实践”轻“理论”观念的影响 ,中国译学至今仍然是因袭多于创新 ,考证诠释多于建树。加之译学研究的对象仍然以文学翻译和学术翻译为主 ,其理论来源仍局限于中国传统文论 ,缺乏跨学科的理论支撑。因此虽然我国传统译论在原文与译文对比研究和字词句推敲上颇有建树 ,但对此以外的领域却很少涉猎。中国翻译史上曾经出现过所谓的“学派之争” ,比如科学与艺术之争、可译与不可译之争、直译与意译之争。纵观中国译史 ,道安的“五失本三不易” ,玄奘的“五不翻” ,马建忠的“善译” ,严复的“信达雅” ,以及傅雷的“神似”说和钱种书的“化境”说 ,都可以视为对传统译学的扬弃。但是 ,有如科学与艺术之争 ,可译与不可译之争 ,直译与意译之争等“二元之争”至多只能视为学术争论 ,仅仅只是促使了二元对立局面的形成。新理论的建立往往未能形成系统化 ,学理化 ,加之研究对象和争论范围总是局限于文论考证 ,并未拓展到文学翻译或文字翻译之外的更宽阔的领域 ,加之并无较成熟的语言学理论作基础 ,因此并未形成真正意义上的翻译理论学派。三、现代中国译学发展1.译学发展的“多元互补”趋势从本质上看 ,翻译理论学是研究翻译的一门科学 ,隶属于人文社会科学 ,与自然科学的研究相区别。翻译学涉及语言学、文学、文化学、心理学、文体学、历史学、人类学、符号学、逻辑学、哲学、社会学、美学等众多学科领域。翻译理论学的发展需要多元体系的共存,形成成熟的翻译理论流派需要“多元互补”这样一个指导方法和研究格式。中国翻译理论的发展大致以 2 0世纪的终结为分水岭。自中国译学发展之初至 2 0世纪末是严复“信达雅”理论的诞生 ,诠释和接受阶段 ;2 0世纪末以来 ,是中国摆脱“信达雅”形式的桎梏 ,开始多方位探索翻译学时期。。尤其最近几年来 ,中国翻译研究界逐渐加强了理论建设的系统性、科学性 ,研究成果不断问世 ,如王佐良发表《翻译中的文化比较》和《翻译与文化繁荣》 ,“在翻译研究领域里提倡与文化研究相结合较力” ,耿龙明等从逻辑学角度研究翻译 ,张杰从心理学角度研究翻译 ,罗进德等从符号学角度研究翻译…… (陈福康 ,2 0 0 0 )同时 ,在口译方面 ,同声传译 ,甚至机器翻译方面也有了长足的进步。同时 ,在翻译研究方面 ,蔡毅 ,谭载喜 ,王宗炎等介绍了奈达 ,纽马克 ,斯坦纳的理论著作 ,引进了“语言学派” ,“结构转换学派” ,“《圣经》释意学派”“意义认识再现学派”等各种流派 (张映先 )。这些相对深入的研究成果涉及了译学的多方面 ,不再拘泥与文学翻译和文字翻译 ,研究范围也不再局限于文论和文字 ,而是把触角伸到了“原文 -译文”之外的一个更为宽广的领域 ,促进了中国理论译学多元化局面的形成 ,加之辜正昆的“翻译标准互补论”的提出 ,在一个较小的范围内阐明了“互补”的重要性 ,“多元互补”局面的出现促进了中国译学流派的发展 ,由此出现了以王宗炎为代表的“文化学派”。2 .“文化学派”的形成对于具有文化内涵的地方 ,翻译中一般有两种出路 :即 :归化策略和以美国翻译论家劳伦斯为代表的异化策略。归化是使外语文本符合译语的文化价值观 ,把原作者带入译语文化 ,在强势文化中较多。在中国当代翻译中 ,异化的手法更加常见。异化是指接受外语文本的语言及文化差异 ,把读者带入外国情境。具体谈到我国的翻译史 ,异化与归化的例子都不鲜见。著名的傅东华的《飘》的译本采用的就是归化的手法 ,如把作品中的主人公加上了中国传统的姓 ,译成了“郝思嘉”“白瑞德”。又如严复译《天演论》论时 ,为了模仿中国史诗的风格故意将原文的第一人称改成了第三人称。而刘宓庆《文化翻译论纲》一书中就阐述了其异化论的观点“译文实际是‘原文+原文文化背景 +译文 +译文文化背景 +原作者的气质和风格 +译者的气质和风格’的混合体。”(谢思田 )在此基础上 ,王佐良发表《翻译中的文化比较》和《翻译与文化繁荣》两文 ,提出“在翻译研究领域里提倡与文化研究相结合较力” ,(陈福康 ,2 0 0 0 ) ,“文化学派”阵营中的其他代表者包括刘山 ,蔡毅等。他们的共同点是 ,不再拘泥于归化和异化的优劣问题 ,而是认为归化和异化都各有道理 ,各有各的用武之地 ,不能绝对的摈弃任何一方。“文化学派”认为 ,总的说来 ,归化大都表现在语言的层面上 ,而在文化传达上 ,为了跨越语言理解的障碍和让读者充分理解西方文化 ,译者大都采用异化策略。四、结语中国译学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众多著作 ,然而从对传统译学的阐释和对西方译学的介绍引进过程中 ,由于重“实践”而轻“理论”的指导思想 ,导致中国译学一直到八十年代之后才出现“文化学派”这一翻译理论流派。可喜的是 ,中国译学从“
二元对立”到“多元互补” ,形成了较为科学 ,系统的翻译理论。中国译学理论建设和中国译学流派的发展趋势必然是在语言学发展的基础上 ,通过对中西方翻译诸多重大问题的认识进行比较研究 ,同时结合中西翻译理论在途径和方法论等各方面的互补 ,继续翻译理论界的多元化发展从“二元对立”到“多元互补”——论中国译学流派发展@田鹏$中南大学外国语学院
@盛昔$中南大学外国语学院中国译学流派;;文化学派;;二元对立;;多元互补本文以对比中西 翻译理论为其本研究方法,从介绍西方译学流派纷呈的现状和成因入手,分析了中国译学理论化和 科学化发展滞后和之所以出现“中国译学无流派”的声音的主要原因,总结了中国传统翻译理论界 的学术之争,阐述了中国译学流派发展的现状,并最终在介绍了中国译学中文化学派的基础上提出 了“多元互补”是中国译学走向科学化,理论化,学理化的指导原则之一①陈福康.中国译学理论史稿.上海外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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