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厥与袁静二人合著的长篇小说《新儿女英雄传》(以下简称《新》)最初连载于《人民日报》19 49年5月25日至7月12日的文艺版,在当时的解放区有一定的影响。正式出版时,郭沫若和 谢觉哉分别为此书写了序言,并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作品出版后,受到了全国第一次文代会的表彰 。在国内发行达380万册以上,并译成英、法、日等多国文字。《新》的英雄叙事的价值不仅表 现在它是现代较早的英雄叙事文本,而且还表现在它实际上奠定了嗣后的英雄叙事文本的重要模式 。郭沫若说过:“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指示,给予了文艺界一把宏大的火把,照明了创作 的前途。在这一照明之下,解放区的作家们已经有了不少的成功作品。”<1>(P1)本书便是 成功作品之一。这就等于把这一文本当作对毛泽东的文艺思想进行诠释的一个范例,具有指示风向 的作用。当然,这种政治层面上的诠释,无助于我们对文本丰富的文化底蕴的发掘。要想对这一文 本有更为符合实际的认知,就需要我们抛开既有的结论,用新的目光对其进行重新审视和解读。笔 者认为,在《新》的英雄叙事中,包含着显形主题、民间主题和隐性主题这样三个结构层次。前者 是对其服务的政治需要的满足,次者是对民间话语的认同,后者是对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的个性解 放主题的遥相呼应。这三位一体的结构形式,使其具有了无法取代的文学价值。一在《新》中,其 显形主题是对政治需要的满足,是贯彻毛泽东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的具体实践,这是它在当时 获得主流意识形态的青睐、又被接受主体喜爱的重要缘由。《新》的显形主题中,它一直是被认为 通过对牛大水和杨小梅的爱情描写,反映解放区人民的斗争和生活,歌颂了在党的领导下锻炼成长 起来的新一代英雄儿女,这恰恰契合了政治话语要求的革命性。郭沫若说:“这里面进步的人物是 平凡的儿女,但也都是集体的英雄。———读者从这儿可以得到很大的鼓励,来改造自己或推进自 己。男的难道都不能做到牛大水那样吗?女的难道都不能做到杨小梅那样吗?”<1>(P1)郭 沫若的话语既是个人的,也代表着主流意识形态。即通过这样的文本能够教育和感染读者,尤其是 我们的军人和农民,能够和他们一样,成为革命的英雄儿女。在这样的现实要求下,描写英雄儿女 ,“当然不是描写到个人和社会的冲突而是要描写到‘集团’如何创造了‘新的人’,又创造了新 的社会”;其“人物当然不能是个人主义的英雄,而是勇敢的有组织的服从纪律的新英雄。”<2 >(P195)牛大水和杨小梅便是这样的“集团”所创造的“新的人”,他们“是勇敢的有组织 的服从纪律的新英雄”。但这“新的人”主要是对既有社会秩序的反抗,而不是和他们所皈依的新 社会秩序的对立。这和丁玲所写的《在医院中》中的那个经常对新社会秩序“说三道四”的女医生 陆萍不同,陆萍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对延安的新社会秩序的重新审视,意味着接纳中的清醒批判。而 牛大水和杨小梅则不然,他们除了对革命的忠诚和献身精神之外,没有对现实的重新审视和对立。 这就决定了在文学叙事中,更侧重的是这“新的人”如何皈依这“集团”的行为过程,即便是这行 为涉及到了情感层次,也是政治化了的情感,而不是对全部情感历程的发掘。在《新》中,与其说 个体推动了革命,不如说是革命重塑了个体,即集体主体对个体主体的决定作用,这实际上含有这 样的隐喻: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是改变个体主体命运的的保证;如果没有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 牛大水和杨小梅既无法成为英雄儿女,更无法结为伉俪。类似的主题在延安时期的文学创作中是较 为流行的主题。如长篇叙事诗《王贵与李香香》所昭示的:“不是闹革命穷人翻不了身,不是闹革 命咱俩也结不了婚!”这里,叙事主体把婚恋纳入到了革命叙事的整体框架中。尽管如此,其革命 叙事并没有淹没婚恋在文本中的主体地位,所以,作品突出了王贵和李香香在自由结婚后的幸福以 及李香香面对崔二爷逼婚时的痛楚的心路历程。在《新》中,它所宣示的主题也带有“不是闹革命 咱俩也结不了婚”色彩,个体人生价值被置于革命范畴之下。如果没有革命,牛大水就没有机会和 杨小梅发展恋情,即便是牛大水有意,也只能是无可奈何。这样的比照在作者的英雄叙事中已经有 所凸现:如“大水听到小梅这样受苦,心理很难过;可是小梅已经成了人家的人,他又有什么办法 呀!”<3>(P18)甚至牛大水对其弟小水提议去看小梅还表示“爱怎么就怎么吧”,却又“ 不知不觉的到他表嫂家去了”<3>(P23)。当小梅被其丈夫张金龙“生拉活扯的弄回去”后 ,牛大水一方面“很不放心”,另一方面又盘算着:“叫人家看着,我算是她什么人呀!”<3> (P24)如此的矛盾心理,恰好昭示了这样的一个基本事实,如果没有革命,杨小梅就没有走出 家庭的机缘,牛大水也就没有和小梅沟通的机会,更不会走向婚姻的殿堂。袁静曾就《新》中的杨 小梅这一形象的发现这样说过:“我偶然和我的好友———妇联主任马淑芳同志聊起她参加革命的 经过。马淑芳同志的不幸遭遇和曲折的奋斗经历,引起我极大的同情和兴趣,使我有了要想塑造这 样一种妇女典型的强烈愿望。”如此看来,从形象的生成来看,由生活中的真实人物马淑芳到文学 叙事中的虚构人物杨小梅,是该文本的最初构思路径,至于牛大水和张金龙则是缘于杨小梅而来的 。然而,饶有兴味的是,在文学叙事中,杨小梅似乎围绕着牛大水这一艺术形象而来,杨小梅并没 有成为文学叙事的中心。这是否昭示了叙事主体对女性在潜意识中的一种抑制,抑或迎合革命理论 关于依靠牛大水这样的男性心理呢?如在《新》的开篇是这样叙述的:“牛大水二十三岁了,还没 娶媳妇。”<3>(P1)结尾处则是“小梅一见大水,心坎里猛的一阵欢喜,她那眼泪可就撑不 住了,泪珠儿扑扑扑的往下掉,忍不住哭出声来”,而大水则“望着小梅,一时喉咙里像堵住了个 什么,哽得说不出话来。———他拉住小梅的手儿说:‘哈,小梅,咱们总算熬过来了,咱们胜利 啦!’”<3>(P271)如果我们把其文学叙事的两个断点连接起来的话,可以发现,从大水 还没娶媳妇到大水娶了媳妇还有了大白胖儿子,这既是大水实现了个人愿望的过程,也是革命走向 胜利的过程。二民间主题是指积淀于民族文化心理深处、带有普遍的审美取向的结构形式。这在《 新》中主要体现为对英雄男女的结构形式的认同。中国民间文化传统对英雄美人具有广泛的认同, 英雄救美人或者是美人感念英雄而最终和英雄终成眷属是流行的主题形式。这可以说是在才子佳人 之外的又一重要文学叙事模式。所以,“自古英雄爱美人”、“英雄难过美女关”等话语,都表明 了“英雄美人”的文学叙事作为一种较为稳定的审美模式积淀于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深处。如果我 们把这样的一种文学叙事置于历史长河中加以考察的话,可以发现,英雄美人的文学叙事到了近代 才逐渐地定型。如在《三国演义》的英雄叙事中,三国时期的英雄和美人关联较少,不管是曹操、 刘备还是孙权,他们更关注江山社稷,至于美人则沦为江山社稷的从属,这便是孙权把其妹妹嫁给 刘备的重要根据。而文才武将则不同,他们是江山社稷的直接奠基者,具有重要的作用。所以,桃 园三结义就把这江山社稷的奠基者当作了兄弟,并进一步上升到了超越英雄男女之情、认同“朋友 是手足,妻子是衣服”理念。与此相关联,叙事主体也在文学叙事中张扬了这一点,这也是我们绝 少看到创世英雄们沉湎于男女情感难以自拔的原因。到了《水浒传》,其英雄作为乱世英雄,他们 作为俗人的欲望一面便浮出了历史的水面。如矮脚虎王英就是一个对美人非常感兴趣的梁山好汉, 其最后终于得以和扈三娘拜堂成亲。但是,这样的个人欲望并没有成为英雄叙事的重心。及至文康 的《儿女英雄传》,其英雄叙事则聚焦于现世英雄及其儿女情怀上,英雄和儿女已经平分了文学叙 事上的秋色。它讲的是安骥在侠女十三妹何玉凤的搭救下,得以和同时被困寺中的民女张金凤同时 脱难,并由十三妹作媒,两人结为夫妇。后何玉凤也嫁与安骥。最后,安骥功成名就,位极人臣, 金玉姊妹和睦相处,子贵孙荣,书香不绝。到了孔厥和袁静的英雄叙事,则直接承继了文康的《儿 女英雄传》名称,只是在标题上加了一个“新”字。所谓新英雄儿女传,就是在这英雄叙事中融入 了一些“新”质的思想,在新英雄儿女中,认同的是共产主义思想等新型政治理念;而传统的英雄 儿女则是在对传统政治需要的满足中,才获得存在价值的。不管新也好,旧也好,有一点是可以肯 定的,那就是《新》的英雄叙事并不是空穴来风,而是有着深厚的民间文化的土壤,它深潜于读者 文化心理结构之中。如此而来,《新》的英雄叙事既可以界定为英雄儿女的故事,也可以界定为两 个男性和一个女性的故事。这和《英雄儿女传》有所不同,后者所讲述的是一个男性和两个女性的 故事。当然,这两个女性并没有处于对立之中。但在《新》中,这两个男性不管是在个人的情感上 还是在政治立场上,都处于直接对立之中。而政治立场的对立,则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他们的情感 不容的状态。牛大水和张金龙无疑是对立着的双方。张金龙作为一个游手好闲之辈,其自由散漫的 农民习气和痞子作风无法见容于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中严明的纪律,这是他为什么会从共产党的 “同路人”到“陌路人”的重要原因。而牛大水则不然,他是一个老实憨厚的农民,他恪守老实人 的原则,严守自己所认同的理念。这恰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星星跟着月亮走;我就跟着你们学 ,你们怎么着,我也怎么着。”当大水终于加入了组织而被要求遵守纪律和服从党的决议时,大水 说:“行喽,叫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3>(P23)尽管大水还存在着“农民意识”需要克 服,但大水并不懂什么叫农民意识。实际上,在战争年代里,这需要克服的农民意识主要指缺乏组织纪律性的散漫意识和缺少牺牲奉献精神的个人意识,并非和现代意识相对的农民意识。这也是为什么在嗣后展开的英雄叙事中,作者并没有沿着牛大水如何在现代意识的烛照下克服自己狭隘的农民意识的重要原因。正因为牛大水更符合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要求,所以,他就被作为一个在共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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