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小青的长篇小说《城市表情》无疑是一部直接切入当下现实的、带着当代城市体温的作品。在书籍封底的介绍文字中 ,编者说这是一部厚重的政治文化小说。这个命名应该说抓住了小说的核心 ,但也容易引起歧义 ,因此需要做一点解释。在我看来 ,这里所谓的政治文化 ,不能理解为偏正结构的政治文化 ,而应该理解为并列结构的政治文化 ,即是说 ,小说的视角并不是单一的政治文化的视角 ,而是从政治的和文化的双重视角切入城市问题。也许我们应该给这个命名加上一个小小的顿号 ,称之为政治、文化小说 ,或者说是政治与文化的小说 ,这样的表达才更吻合小说的内容。对这个命名做这种挑剔性的解释 ,我想决不是一种文字游戏 ,也许经过这番辨析 ,我们才能清晰地看到作者范小青在创作上的自觉性的突破。范小青的创作首先是以浓郁的地域文化特色而立足于文坛的 ,即以长篇小说为例 ,有她的《裤裆巷风流记》 ,她荡漾在苏州小巷 ,流连于吴越风情 ,透露出浓厚的文化意蕴。在这里我们看到一位文化的范小青。但范小青并没有因为对文化的偏爱而沉湎于过去 ,她又是一位现实感极强的作家 ,于是就有了反映改革的《百日阳光》 ,在这部长篇小说中 ,作者力图从现代化进程的历史背景中表现一个城市改革的意义。现代化无疑就是最生动的政治 ,作者自然选择了政治的视角。于是我们又看到了一位政治的范小青。而在《城市表情》中 ,文化的范小青与政治的范小青糅合为一体 ,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对现代化的独特的阐释方式。毫无疑问 ,现代化的实践一直是当代作家关注的焦点 ,也一直是当代小说重点反映的内容。但它也因此形成了一定的写作模式 ,要么是改革与保守的路线之争 ,要么是腐败与反腐败的较量 ,要么是政治生涯与情感危机的交织。我们于是将其命名为官场小说、反腐小说或者政治小说 ,而我们显然对其相似的面孔强烈不满。范小青写《城市表情》 ,这似乎是一个我们都听得耳朵长茧了的关于城市改革的故事 ,对于范小青来说 ,她显然就面临着各种模式的陷阱 ,但她成功地绕开了这些陷阱 ,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改革小说的范本。她的成功就在于 ,她找到了一种新的视角 ,这就是政治与文化的双重视角 ,在双重视角下 ,范小青创作的两层优势 ,即她的文化意蕴和现实感 ,非常完美地集合为一体 ,她就有了强大的力量 ,可以击穿改革故事的表层 ,深入到另外一个有意味的空间。《城市表情》除了主要人物依然是官员、企业老板这一点与其他改革小说相似之外 ,就完全跳出了改革小说的现成模式 ,它没有写贪官的腐败荒淫 ,没有写官场的权谋算计 ,更没有写什么婚外恋、床上戏 ;可是小说同样写得有声有色 ,扣人心弦 ,何况它仅仅写了城市改革中的一件事 :修一条道路。当然 ,城市主干道的工程也是一个宏大的工程 ,然而 ,平庸的作家来写这样的工程时 ,只会眼睛盯着老板们用了多少红包和小姐来攻克工程指挥长的堡垒 ,范小青关注的却是工程中潜在的文化冲突。这正是范小青的高明之处。单从改革小说的角度来说 ,《城市表情》开辟了一个新的空间 ,而且它让我们感觉到 ,这个空间具有充分发展的可能性。当然 ,《城市表情》的意义还不仅仅在于它突破了改革题材的模式 ,更在于作者范小青通过这部作品表达了一名作家的文化情怀和文化承担。《城市表情》是写城市建设的 ,城市建设必然是以现代化为旨归的。但在具体实践中 ,城市建设的现代化目标将面对保护文化传统的挑战和质疑。城市建设的策划者和领导者必须处理好 现代化与保护文化传统之间的矛盾冲突。范小青正是抓住这个矛盾冲突大做文章的。在现代化与保护文化传统的这对矛盾中,核心问题就是如何理解和处理文化。在现实生活中 ,我们会遇到大量只图眼前利益的领导人 ,他们在加速现代化的冠冕堂皇的理由下破坏文化 ,甚至摧毁文化。面对这些破坏文化的行为 ,许多文化人痛心疾首 ,他们带着凭吊文化的心情大声呼吁 ,他们的言行充满着道义感和责任感。文化人在现代化与保护文化传统的冲突中表现出鲜明的文化立场 ,他们天然成为了文化英雄的角色 ,但这是否意味着文化人的立场必然具有历史文明的公正性呢 ,恐怕道理还不是这么简单。事实上 ,在对待文化的问题上 ,大致上有两种思路 ,一是将文化人化的思路 ,一是将文化物化的思路。将文化物化的思路不过是把文化视为一种物质形态的东西 ,物为我用 ,与我的意图相吻合 ,就可以取来 ,与我的意图不吻合 ,就可以舍弃。云南的朋友曾给我谈到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的一种现象 ,在哈尼族的聚居地 ,有一种传统的民居建筑 ,是用最原始的材料垒积起来的棚屋 ,因为是一种圆形的红屋顶建筑 ,散落在绿色的草地上 ,像一个又一个的蘑菇 ,凡去当地旅游的人 ,都把这种建筑视为富有民族风情的景观。但这种简陋的建筑不能为人提供舒适的居住环境。开始走向现代化的哈尼族人因为物质条件的改善 ,逐步拆除这种原始的蘑菇房 ,盖起了红砖瓦房 ,甚至还贴上瓷砖 ,装配上现代化的生活设备。这时候 ,一些文化人就为这些蘑菇房的消逝而哀叹 ,他们要求当地政府出面拆掉这些新的砖瓦房 ,重新盖起蘑菇房 ,他们说 ,应该保持少数民族的文化特点。我的云南朋友虽然也是一位文化人 ,却对这些文化人的主张极为反感 ,他说 ,这些人只是远远地把蘑菇房当做欣赏的对象 ,并不生活在蘑菇房内 ,也不会为生活在蘑菇房内的哈尼族人民幸福与否考虑。在这一个案中 ,蘑菇房的民族风情是否一定与砖瓦房的舒适方便截然对立 ,这是可以讨论的问题 ,因为它还涉及到具体的技术操作层面。但这一个案却揭示出文化立场的复杂性。那些极力主张哈尼族人仍然住在蘑菇房内的人 ,的确是看到了蘑菇房所承载的文化信息 ,但是他们没看到居住在蘑菇房里的人。有些人也许会把这个问题归结到历史发展观中的道德化问题 ,但我从这里看到的正是文化人化与文化物化的区别。文化物化也就是把文化对象化 ,对象化的最终结果将导致文化的异化 ;而文化人化就是强调要把人与文化一体化。文化人化的立场引导作家进入到生命哲学的层面。我想 ,范小青一定是对现实生活的这种将文化物化的现象深有感触 ,她因此才会写这样一部张扬人化的小说。小说有一节专门写到南州市委为锦绣路工程召开征求意见会 ,我以为这是小说的穴眼所在。作者通过领导阶层的各种意见的交锋和讨论 ,充分表现出人化观点的征服力量 ,这就是新上任的副书记田常规所说的观点 :“我们无论是从宏观上谈城市建设 ,还是具体地谈某个建筑 ,都不应该回避人在其中的作用和需求。”这就点明了 ,所谓文化的人化 ,就是彰扬文化中的人文情怀和人道精神。当大家议论纷纷 ,莫衷一是时 ,田常规的一番话起到了廓清方向的作用。田常规这个人物在小说中比较特殊 ,若按传统小说的理论来要求 ,这个人物缺少血肉 ,但在这部小说中他又起到很重要的作用 ,我宁愿把他称作为观念化人物 ,他承载着作者的主观理念 ,在关键时刻代作者发言。比方说 ,锦绣路工程在进行中 ,不断加大其文化内涵 ,当移建豆粉园的决定引起议论时 ,田常规说 :“建筑和人的关系 ,不仅仅是遮风挡雨 ,建筑无时无刻不在改变着人的性情 ,当然 ,这种改变 ,是相当隐秘的。”这显然是将文化的人化作了更深一层的阐释。他同时认为 ,那种盲目崇拜高度 ,把现代化等于高楼大厦的观点已经被“集体认同”了。这可以说是对当下政治一针见血的批评。小说的结尾 ,田常规接替闻舒 ,成为南州市委书记 ,这似乎表达了作者的一种理想 ,她希望文化人化的理念能够主导着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小说着力塑造的人物是常务副市长、锦绣路工程总指挥秦重天。这是一个敢作敢为、有思想、有个性的领导干部形象。当然 ,最重要的是 ,作者通过这个人物 ,形象地表现出文化人化的观点如何从政治层面给现代化建设带来有益的、关键性的影响。我特别赞赏范小青在塑造秦重天上的结构方式。按照习惯性的思路 ,往往会采取二元对立的结构方式 ,设置一对尖锐对立的人物关系 ,一方坚持人化的观念 ,一方坚持物化的观念 ,然后可以把故事编得矛盾迭起 ,甚至惊心动魄。但这样一来 ,很可能激烈的政治路线之争就掩盖了文化人化理念的阐释。范小青没有把秦重天放在这种二元对立的环境中 ,而是通过秦重天的思想观念的变化过程来完成人物的性格塑造。秦重天是力主改造锦绣路的 ,但他最初的想法比较单纯 ,是出于城市建设和发展的需要 ,也是为了给城市人民生活提供方便 ,他的想法尽管是从人出发 ,但这时候还没有把文化的因素考虑进去。随着工程的进展 ,他才逐渐意识到从人化的角度对待文化 ,文化就是城市建设的巨大财富。他不断地修正自己的思想 ,也在不断地修正工程规划。秦重天是一个果断的领导 ,也是一个从善如流的领导。他从副书记田常规、副市长唐朝等领导人那里得到启发 ,也虚心听取文化人的意见。他寻访南州老人吴一拂 ,使他在锦绣路工程的规划上茅塞顿开。吴一拂关于城市的见解 ,如城市建设要考虑以人为本 ,过去的南州的建筑都很人性化 ;如建筑是有灵性的 ,一个古城失去史迹 ,这就等于一个人失去了记忆 ,等等 ,都是将文化人化的理念具体化、实际化。秦重天寻访吴一拂以后就果断地作出了一个重要的决定 ,将豆粉园回迁到新修的锦绣路上来。因为秦重天在吴一拂的启发下 ,反思到南州城过去一些年的现代化建设有许多都是在毁坏老南州的历史气息 ,作为一个城市的领导者和决策者 ,在从今往后的建设工作中 ,必须更多地考虑怎么保住仅剩无几的历史气息 ,通过回迁豆粉园 ,使新建的锦绣路 ,能够在新鲜的感觉中仍然带给人一些古旧的气息 ,这就是城市建设中最辉煌的成就。当秦重天思考到这一层次时 ,就把现代化与保护文化传统的冲突转化为一种合力了。如果说他最初的锦绣路工程的出发点是为了改善人民的生活条件 ,是起码的现代化目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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