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 90年代以来 ,林白、陈染等女作家比较多地涉及女同性恋问题 ,赋予女同性恋以独特的女性主义意义 ,女同性恋开始堂而皇之地走入文学视野。但在中国现代文学中却鲜见以同性恋为主题的作品 ,仅有丁玲、庐隐、
凌叔华、杨绛等少数女作家触及了这一主题。本文要讨论的庐隐的《丽石的日记》和凌叔华的《说有这么一回事》 ,正是这样不多见的文本。庐隐的《丽石的日记》发表于 192 3年 6月《小说月报》第14卷第 6期 ,由身患重病的青年女学生丽石在临终前写下的 16则日记组成。作为身怀时代苦闷的青年学生 ,丽石不满于学校生活的单调和教员“道德的假面具” ,对封建婚姻极度厌恶与恐惧 ,她“从不愿从异性那里求安慰 ,因为和他们———异性———的交接 ,总觉得不自由”。她与女友沅青之间从友谊发展到真挚的爱情 ,并且打算将来共同生活。但是 ,她们的理想为世俗所不容 ,沅青的母亲让沅青与表兄结婚 ,并迫使她离开北京去天津读书。沅青最终屈从于母亲的安排 ,丽石感到非常悲哀。更令丽石感到寒心的是沅青逐渐爱上了表兄 ,并劝说丽石“早些觉悟” ,“同性的爱恋 ,终久不被社会的人认可” ,还“支使那男性特别显著的少年郦文来纠缠”丽石。情人的背弃使丽石失去了人生的乐趣 ,最终抑郁而死。《说有这么一回事》是凌叔华应杨振声之约而写的一篇短篇小说 ,发表的时间当在 192 5年 12月到 192 7年 4月之间。C校的女学生云罗与影曼在排演戏剧《罗密欧与朱丽叶》时结识 ,云罗扮演朱丽叶 ,影曼扮演罗密欧 ,戏里戏外 ,她俩相亲相爱 ,形影不离 ,甚至想厮守终生。但暑假的分离改变了一切 ,当影曼辞别爹娘急忙返回学校时 ,云罗已经做了别人的新娘 ,影曼悲痛欲绝。作为第一批出现在现代文坛的女作家 ,庐隐和凌叔华都经历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 ,她们的作品无一不打上“五四”的烙印。正如张爱玲所说 ,就是经过了几代人 ,“只要还有心理学家荣 (Jung)说的所谓民族回忆这样东西 ,像‘五四’这样的经验是忘不了的 ,无论湮没多久也还是在思想背景里” ,<1 > (p1 83) 《丽石的日记》和《说有这么一回事》显然是“五四”小说的一部分 ,是反对封建礼教、提倡个性自由 ,包括婚姻爱情自由这支雄壮的大合唱中的一个独特的声部。作为女同性恋小说 ,这里偏重于强调个人的对性取向的选择权 ,而同期的大多数作品 ,包括许多女作家的创作 ,多是强调冲破封建家长制的束缚 ,实现爱情婚姻自由 ,且是异性恋范畴内的爱情婚姻自主。这两篇作品对世俗的爱情婚姻的基本结构也提出了质疑 ,认为爱情与婚姻并不为异性之间所专有 ,同性之间也有爱情与婚姻的自由与权利。影曼对云罗说 :“世上事在人为 ,我们怎不能永远在一块呢 ?你看小学堂的教习陈婉真同MissChu不是住在一块儿五六年了吗 ?我们俩难道不可以学她们吗 ?”丽石更是愤懑地写到 :“唉 ,我不恨别的 ,只恨上帝造人 ,为什么不一视同仁 ,分什么男和女 ,因此不知把这个安静的世界 ,搅乱到什么地步 ?”正如西蒙娜·德·波伏娃断言“女人不是天生的 ,而是后天形成的”一样 ,这两篇小说中的女同性恋者也不是天生的 ,而是后天形成的 ,是男性社会塑造的。作为“在特定处境下被选择的一种态度”<2 > (P4 83) ,丽石正是通过好友的不幸遭遇 ,看清了封建制度下异性婚姻的本质 ,才选择在女儿国中构筑自己的爱情堡垒的。女友雯薇本是一个活泼、好强的女孩 ,结婚三年后 ,别人看来 ,她生活得很幸福 ,但“想不到她内心原藏着深刻的悲哀” ,婚姻生活弄得她事事不如人 ,令她感到“劳碌 ,烦躁”、“无趣” ,加之“吐血的病 ,三年以来 ,时好时坏” ,身体日渐憔悴 ,精神也就更加消沉了。欣如本是一个志趣高尚的青年 ,“为了生计的压迫 ,———结婚的结果” ,竟然堕落到放弃人格 ,“作了某党派的走狗 ,谄媚他的上司 ;只是为四十块线”。身边的悲剧使丽石确信封建的世俗婚姻是可怕的梦魇 ,是罪恶的渊薮 ,它吞噬着活泼健康的青年的血肉和灵魂。所以沅青曾对丽石说 :“我只要能找到灵魂上的安慰 ,那可怕的结婚 ,我一定要避免。”在丽石看来 ,不仅异性婚姻如此 ,异性恋爱也常常成为戕害青年的凶手 :海兰与归生都是她的好友 ,他俩彼此有情 ,但终因海兰“受名教的束缚太甚” ,而只能辜负归生的爱情 ,令归生烦闷痛苦 ,以致“常常自戕其身” ,而海兰也难逃痛苦的折磨。《说有这么一回事》中 ,云罗与影曼身处封闭的女校 ,与异性接触的机会比较少。与云罗最亲近的异性是她自己的哥哥 ,但他却是一个势利小人。哥哥为了自己的前途巴结上司 ,硬逼云罗嫁给死了太太的科长。从这样的异性来认识整个异性世界 ,得出的结论无疑是令人失望的。影曼是个“高个子的北方人” ,“平日很爱说笑话” ,显然她有些男性化 ,并且她是以罗密欧的形象与身份与云罗认识并交往的。云罗在影曼那里 ,找到如同戏剧中的罗密欧一样的理想男性的品质 ,或者说影曼就是云罗的罗密欧。我们不得不联想到 ,传统戏曲中 ,往往是由男人来扮演女人 ,从而达到“兼美”的最高标准 ,而此处反其道而行之 ,由女性来扮演男性 ,则更显出对传统秩序的双重颠覆———人们不仅可以无视生理性别的天然设定 ,伪装成相反性别 ,而且竟然是由女性来扮演男性。后者形成对《品花宝鉴》等男色小说的后拨 ,“理想”男性可以由女性来设定 ,与之相反的传统的观念认为“理想”女性不仅应由男性设定 ,同时男性还可以制造完美女性。虽然两篇小说都表现出对传统的性别秩序的反抗 ,但二者对理想性别秩序的建构是不同的。影曼在颠覆男女性别秩序的同时 ,设想出一种木兰式的女扮男装的折衷方案 ,一定程序上反映出对现存秩序的屈从 ,因为在假凤虚凰的假定情境中依旧是“男”“女”有别 ,夫唱妇随。在小说的许多细节中我们都可以看出影曼在扮演男性时所反映出的男性眼光。 影曼把脸贴近云罗 ,低声笑道 :“你是我的眷属 ,听见没有 ?”“又说便宜话 ,我不同你睡了。”云罗推她一下 ,就势把头贴伏在她的胸前。云罗半夜醒来 ,躺在暖和和的被窝里 ,头枕着一只温软的胳臂 ,腰间有一只手搭住 ,忽觉得一种以前没有过且说不出来的舒服。往常半夜醒来所感到的空虚、恐怖与落寞的味儿都似乎被暖熔熔的气息化散了。她替影曼重新掖严了被筒 ,怕她肩膀上露风。上述细节几乎与普通的异性恋没有区别 ,这使她俩的关系具有一种虚拟性 ,是异性恋关系的替代。影曼是男性化的形象 ,她充当生活中的罗密欧 ,而性情温柔羞涩的云罗就是朱丽叶。这种关系的虚拟性 ,正是西蒙娜·德·波伏娃所说是“男性化抗议” ,也即为女性对抗男性化世界的一种策略。由于只是一种策略 ,而并非本质上的同性恋者 ,影曼眼中的云罗“粉玉似的胸口”、“酥软微凸的乳房的曲线”、“弓形的小嘴”、“滑腻腻的腮颊”等 ,终究难逃传统男性意识和审美趣味的窠臼。也就是说 ,在二者所刻意制造木兰情境中 ,影曼眼中的云罗仍旧是罗密欧眼中的朱丽叶 ,一个男性眼中的对象物———他者的形象。即便影曼不仅渴望成为男子 ,还在努力地“做”一个男人 ,模仿男性化的性格 ,像男子一样地怜爱呵护云罗 ,但云罗还是流露出“你为什么不是个男子”的怨尤。其实 ,“对于一个女人来说 ,希望成为一个男人至少证明 ,她已经逃避了对她最初的程序设计。但是即使她竭诚尽全力想做男人 ,她也不能成为男人。因为要想成为一个男人 ,女人不仅要有男人的外貌 ,还要有男人的意识 ,也就是说 ,在她的生命中 ,至少要成为两个‘自然的’奴隶。这简直是不可能的”。<3> (P356 )丽石则完全忽视男性存在的必要性 ,营造出一个无差别的女儿国 ,并且呈现出相当程度的“厌男症”。她拒绝男性 ,尤其对于所谓男性特征 ,她感到厌恶与恐惧 (例如 ,在提到异性追求者郦文时 ,她特别使用了“男性特别显著”这样的定语 )。她认为男女角色的设定都是多余的 ,因此发出“可恨上帝造人 ,为什么不一视同仁 ,分什么男和女”的哀叹。尽管沅青曾埋怨丽石没有早打主意 ,装作男子的模样去她家求婚 ,但在两人的通信中 ,并没有“夫妇”角色的假定 ,两人都表现出女儿本色 ,丽石与沅青的爱情理想是建立一个纯洁的女儿国。这样就使丽石的同性恋理想更倾向于精神的层面 ,正如丽石所说的“我只求精神上的一点安慰” ,而这种安慰她从不愿从异性那里去求得。因为和异性交接让她感觉不自由 ,沅青却是她的“安慰者”、“鼓舞者” ,她“不是为自己而生” ,而是为沅青而生的。其实在丽石带有洁癖的爱情幻想中 ,我们不难看出自恋的成分。在她精心营构的女儿国中 ,女友往往就是自己的投影和映像 ,是另外一个自我。同性恋者是“希望以这种方式 ,在自己是一个物的表面下 ,达到自我实现 ;同时 ,她也会试图通过她的他性 ,她的相异性去发现她自己。她在独自一人时是不能真正形成双重自我的” ,“女人之间的爱是沉思的。抚摸的目的不在于占有对方 ,而是通过她逐渐再创自我”<2 > (P4 75) 。对此 ,曾创作了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第一部同性恋题材的长篇小说并坦认自己是同性恋者的台湾作家白先勇 ,也有相同的认识 :“异性恋所找到的是一个异己、一个异体、一个other,同性恋呢 ,找寻的往往是自体、自己、self,在别人的身上找到自己。”<4 > 而这种找寻正是《说有这么一回事》中所没有的。如果硬要给这里所说的“
女儿国”在西方的女性主义理论中找寻一个近义词的话 ,或许可以用Sisterhood来对应 ,通常的译法是“姐妹情谊” ,而此处我更倾向于采用“姐妹之邦”。当然 ,无论是影曼式的“男性化抗议”还是丽石式的“女儿国”的自恋 ,都构成了对传统性别秩序的质疑。对于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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