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型在20世纪90年代的提出,是与改革开放后国力日益强盛,国际地位日益 提高,民族自豪感日益高涨,从而要求弘扬民族传统文化的心态有关,另一方面,也与理论界没有 自己真正的文论话语,只有政治批评或社会批评的话语有关。我们有属于自己的古代文论,却不能 用来解释中国现当代文学,这是一种“失语”。批评家通常使用的文论语言多是借用西方文论或苏 俄文论,这是令中国文论家窘迫的境况。蒲友俊先生认为这种“失语”具有普遍性和严重性,是文 学理论全身性的病症,并得出结论:文论失语的原因在于阅读缺失①。笔者认为,文论失语问题在 新文化运动后已存在,引起这一问题的原因似乎不是仅仅在于阅读缺失,更重要的是现代文论的建 设者们现实精神不足,没有立足于中国现实的生活,不是从实际的文学生活中提炼理论,而是过于 强调从古代传统中继承或从西方社会里引进理论。在古代文论现代化、西方文论中国化的过程中, 人们感到文论本身的不古不今、不中不外,十分生涩拗口,没有当代生活的气息,没有充沛的元气 ,也不易于与普通读者理解、交流。我们知道,为了疗救“失语症”,一些文学理论家就向中国传 统的文论资源祈灵,提出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型。当然,用心良苦,但是否可行呢,我们来看看中国 古代文论和中国现代文论的各自特点。中国古代文论和中国现代文论属于不同的类型。中国古代文 论是建立在深厚的民族文化基础上的,有她自己鲜明的特点。具体的样式有评注、评点、批注、序 跋或以诗评诗等,总的来说是感受式的、体验式的、有很强的随机性。赵宪章先生精到地把中国古 代文论归为文艺学经验方法的典型历史型态,并极有见地地提出了中国古代文论的三个特点,l、 审美的主体性。认为中国古代文论注重审美主体在艺术实践中的意义,侧重从主体出发去接受和认 识文艺现象,侧重对艺术的本质和现象作出主体性的规定。2、思维的浑整性。认为中国古代文论 不是解剖、剖析式的而是把对象作为一个浑然的整体进行感悟,不象西方文论偏重用分析的方法认 识审美对象,先把对象分解成不同的部分,再分别加以研究。3、表述方式的意会性。认为中国古 代文论讲求用直感、直观进行想象、体会,有非常明显的非确定性,即意会性。中国的现代文论虽 不能说是西方文论的翻版、复制,但可以说是受西方文论的极深的影响的,几乎是在西方文论的哺 育下成长的,这是事实,我们必须承认。只要翻开现代文论著作,映入眼帘的是大量的西方文论家 的名字,康德、黑格尔、丹纳、马克思、普列汉诺夫、厨川白村、弗洛伊德、阿恩海姆、卡西尔、 苏珊·朗格等等。我们自己的文论家在论证时引用的西方的文论家、文论作品俯拾皆是。所以,我 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的文学理论家在进行中国现代文论的建设时,所选择的道路是不同于 中国古代文论的另一条道路,大致上是西方文论的道路。不同于中国古代文论从总体上对文学的规 律和特点进行概括,不同于中国古代文论往往是凭经验、感悟式的评论,西方文论往往用一分为二 的观点进行研究,如“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共性———个性”,“内容———形式”等 等,建立了一系列的范畴。从德国古典哲学、19世纪法国文论、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心理 批评再到20世纪以来的形式批评,基本上都是如此。中国现代文论也是按这种一分为二的研究方 法进行现代文论的建设的,从西方文论吸取了大量营养,进行了大量的借鉴。因此,中国现代文论 几乎可以看作是西方文论这棵大树的一个侧枝。中国古代文论与西方文论的种种不同和区别,几乎 同样适用于中国古代文论和现代文论的不同和区别。不完全相同的是中国现代文论与古代文论在民 族文化深层生活上是有种种的联系的,这是来自母体的遗传因子,这种遗传因子的沟通和呼应需要 现代文论的本土化后才能实现。由以上中国古代文论和现代文论不同特点的对比中,我们已经得出 两种文论属于不同的类型的结论。这两种不同的文论包含着不同类型的价值内核,在价值取向上两 者在很多方面是迥异其趣的,没有商量的余地。休谟认为由于价值不能从事实推导出来,因此,它 完全是主观的。也就是说,中国古代文论是在中国古代文学中培育、提炼出来的一种结晶,蕴涵着 自己独特的价值观念系统,有自己独特的表现形式,具有独特的价值,它与现代文论中所蕴涵的价 值观念系统及表现形式是完全不相似的,两者不可以转换的。如果强为作媒,要进行古代文论的现 代转换,就会出现许多问题。李平先生说“1)中国古代文论是依靠直觉,只可意会,有些问题没 有办法说清楚。但是现在要送出,就要求说清楚,就要用西方的分析的方法,就产生矛盾;2)牵 涉到两个体系的问题;3)……转换有没有必要?既然中国古代文论已经好到要送出去,还转换什 么呢?”②徐珂先生认为“自从运动破除迷信,主张科学、民主大旗以来,传统文论话语已改为白 话文,中国传统文化运用的模糊的整体思维和直觉形式渐渐趋于淡化,走向边缘,纯思维的抽象分 析登上了文论舞台。作为文化的主体,个人精神世界已经大大相异于古代文论时期的人们,人们的 审美情趣、理论素养、知识结构,特别是思维方式已有了根本性的变化,由此产生的宏观文论层面 也发生了新的变革。现代文论永不可能是古代文论,这是不可逆的。”③补充一点说,中国古代文 论和现代文论之间自从五四白话文以来又出现了一个语言学上的问题。蒋绍愚先生指出:“世界上 的事物、动作、性状极其纷繁,人们没有必要加以逐个命名,这样做也是没有可能的,而是对其加 以概括、抽象,舍弃非本质的特征,把具有某些本质特征的归为一类。把哪些事物、动作、性状归 为一类,哪些事物、动作、性状归为另一类,这在不同民族以及同一民族在不同历史时期都有所不 同的。与此相应,在不同的语言中以及同一种语言在不同历史时期中,把哪些事物、动作、性状概 括为一个义位,也有所不同。”④那么中国古代文论如王君果要向现代文论转型也必然遇到上述语 言学上所提及的困难。我们说苹果有苹果的颜色、味道、营养成分,梨子有梨子的颜色、味道、营 养成分,苹果是不能变成梨子的,但两者是可以共存的。中国古代文论取得了辉煌的成就,闪烁着 灿烂的智慧之光,有其巨大的价值,我们当然要研究,吸收取其精华。但是要进行中国古代文论的 现代转型是一个虚假的命题,实际上不能达到这一目标。那么,怎么来解决中国现代文论的“失语 ”症呢?事实证明搬用西方现代主义的一批文学理论是不能诠释中国文学的实际问题的,总有隔靴 搔痒之感,转而要从古人那里深挖探宝,梦想老树生花,也因事过境迁隔山不打鸟,同属不可取。 笔者以为,由于受到传统“崇古”思想根深蒂固的影响,学术界以学术的名义过度地强调知识的积 累,重视“无一字无来历”,而近代以来,“崇洋”之风渐滋,文化人不卖弄西方的新理论就显得 浅薄、没学问、老土了。无论“崇古”、“崇洋”,往往压抑、遏制了创新的意识和行为。难道继 承传统、借鉴西方不重要吗?当然非常重要,中西的审美经验对于文学理论的建设都是不可或缺的 建筑材料,只是不能变继承传统为“盲从传统”,借鉴西方为“投降西方”。怎么办呢?笔者认为 应立足于创新,关注文学的具体实践,发挥文学的创造精神,激活文论家的主体批判意识,在文学 批评的实践中产生思想,形成理论。我们看到象巴赫金、罗兰·巴特、德里达这样的大师,都是在 理论批评的实践中构筑自己的思想和理论,形成自己具有原创性的理论成果的。因此,中国文论的 强大有待于一批主体批评意识强烈、有高度创新能力的文论家的出现,中国的古代文论和西方文论只有在启发和激活文论家的创造力的意义上起作用,这样才能真正解决“失语”问题。伪命题: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型@尹奇岭$南京大学中文系<1>蒲有俊:《阅读缺席与文论失语》,《当代文坛》2001年第6期。
<2>劳承万等:《“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九人谈》,《学术研究》1999年第1期。
<3>徐珂:《重建中国文论话语的困境和复在之路》,《学术研究》2000年第11期。
<4>蒋绍愚:《两次分类———再谈词汇系统及其变化》,《中国语文》1999年第5期。暮旯 畚穆鄄忝嬉卜⑸诵碌谋涓铩Ｏ执穆塾啦豢赡苁枪糯穆?这是不可逆的。”③补充一点说,中 国古代文论和现代文论之间自从五四白话文以来又出现了一个语言学上的问题。蒋绍愚先生指出: “世界上的事物、动作、性状极其纷繁,人们没有必要加以逐个命名,这样做也是没有可能的,而 是对其加以概括、抽象,舍弃非本质的特征,把具有某些本质特征的归为一类。把哪些事物、动作 、性状归为一类,哪些事物、动作、性状归为另一类,这在不同民族以及同一民族在不同历史时期 都有所不同的。与此相应,在不同的语言中以及同一种语言在不同历史时期中,把哪些事物、动作 、性状概括为一个义位,也有所不同。”④那么中国古代文论如王君果要向现代文论转型也必然遇 到上述语言学上所提及的困难。我们说苹果有苹果的颜色、味道、营养成分,梨子有梨子的颜色、 味道、营养成分,苹果是不能变成梨子的,但两者是可以共存的。中国古代文论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闪烁着灿烂的智慧之光,有其巨大的价值,我们当然要研究,吸收取其精华。但是要进行中国古 代文论的现代转型是一个虚假的命题,实际上不能达到这一目标。那么,怎么来解决中国现代文论 的“失语”症呢?事实证明搬用西方现代主义的一批文学理论是不能诠释中国文学的实际问题的, 总有隔靴搔痒之感,转而要从古人那里深挖探宝,梦想老树生花,也因事过境迁隔山不打鸟,同属 不可取。笔者以为,由于受到传统“崇古”思想根深蒂固的影响,学术界以学术的名义过度地强调 知识的积累,重视“无一字无来历”,而近代以来,“崇洋”之风渐滋,文化人不卖弄西方的新理 论就显得浅薄、没学问、老土了。无论“崇古”、“崇洋”,往往压抑、遏制了创新的意识和行为。难道继承传统、借鉴西方不重要吗?当然非常重要,中西的审美经验对于文学理论的建设都是不可或缺的建筑材料,只是不能变继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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