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对中国文化影响极其深广,其思想主张向来是中国文化心理品格的主体部分。它具有相 当高的文学价值,对后世文学影响颇巨。《世说新语》(下文称《世说》)作为后世文化产品之一 ,自然毫无例外地受到了《论语》的规范和影响,下面主要从思想倾向、题材与文体选择、表现手 法三个方面来探讨这一问题。一思想倾向方面。饶宗颐在为杨勇《世说新语校笺》所作的序中说: “《世说》之书,首揭四科,原本儒术。”傅锡壬对《论语》与《世说》进行了比较,得出了这样 三条结论:(1)《世说》之名因袭《论语》;(2)尊儒为《世说》主题之一;(3)《世说》 一书以前四科为本体,后三十二科为批评,亦可见其重儒术之意。<1>我们同意王能宪对傅锡壬 本体论批评论之说所进行的驳正,<2>但认为傅氏的其他见解并非没有道理。由于汉统治者“罢 黜百家,独尊儒术”,作为儒家代表作品的《论语》,对当时人的影响是广泛而深远的。到魏晋南 北朝时期,尽管魏武尚刑名,儒家一统天下的局面被打破,人们的思想日益多元化,但在社会价值 评判标准里面,儒家的“仁”、“义”、“孝”等依然占据主导地位。司马氏政权系篡魏而得,故 其舍“仁”、“义”而突出讲求“孝”,后人关于这个时期的著作也反映了此风尚。《晋书》专列 有《孝友传》,又据《隋书·经籍志》,晋萧广济、刘宋郑缉之都曾撰《孝子传》。《世说》中也 收录了大量这方面的事例予以彰显,如“荀巨伯远看友人疾”、“王祥事后母朱夫人甚谨”条等。 作家编纂任何作品,都面临一个材料取舍的问题,刘义庆编纂的《世说》,今人多云几乎是一部“ 百科全书式的作品”,但编纂者的选择倾向还是显而易见的,即“原本儒术”。一般认为,最能说 明《世说》编纂倾向的,莫过于《任诞》篇。虽然编纂者将阮籍、刘伶等人收入,客观上可能张扬 了他们的真孝和反叛色彩,不过从门类名称来看,却无论如何也不能说“任诞”一词是编纂者对阮 籍、刘伶们的赞美。概而言之,《论语》在思想倾向上对《世说》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一是《世说 》中的人物品评常常以《论语》中的人物行事作为标准。如《忿狷》第四则:“桓玄武与袁彦道樗 蒲,袁彦道齿不合,遂厉色掷去五木。温太真云:‘见袁生迁怒,知颜子为贵’。”颜子(颜回) 不迁怒,事出《论语》:“哀公问弟子孰为好学?孔子曰:‘有颜回者,好学,不迁怒,不贰过, 不幸短命死矣’。”颜回是孔子最得意的弟子,也是《论语》语录中受孔子赞美最多的学生。温峤 (太真)之言表现了时人在人物评价标准方面对孔子观点的认同。实际上,《论语》中所表现出来 的许多价值标准都具有超越时空的意义,它最深刻最准确地揭示了人们期许美好的人情伦理和合乎 宗法的社会秩序这一普遍愿望。《论语》还是《世说》中人物的日常谈资。比较有代表性的例子即 是《简傲》“王子猷作桓车骑骑兵参军”一则。王子猷回答桓玄的三句问话中有两句用了《论语》 原文,即“不问马”,“未知生,焉知死”,机智、巧妙而滴水不漏。据范子烨统计,《世说》中 用《论语》典故多达37次。<3>二是《论语》对《世说》编纂者刘义庆有一定影响。据刘义庆 本传,他出身世重儒学的彭城刘氏,宋武帝刘裕对刘义庆极其赏识,称其为“吾家丰城”,并多次 予以奖拔,作为侄辈的刘义庆和刘裕的儿子一样扼守要津。江兴礻右说刘义庆的思想“最终没有越 出儒家的范畴”,<4>此言颇确。他的思想最终未脱儒家藩篱,儒家的代表作《论语》对他编纂 《世说》,不可能没有影响。二题材与文体选择方面。《世说》作为志人小说的代表作品,与志怪 小说不同,明确地专记人事,剔除鬼怪。鲁迅言:“记人间事者已甚古,列御寇韩非皆有录载,… …”(《中国小说史略》)此之“记人间事”与《世说》之专记人事还有差别。实际上与《世说》 专以人物言行表现其容止精神的题材最为类似的应该是比《韩非子》等更早的《论语》。《汉书· 艺文志》云:“《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 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撰,故谓之《论语》。”《论语》以孔子为中心,集中记载了他 的言行,鲜明突出地表现了他作为思想家和教育家的睿智、深刻、幽默和蔼然平易。《世说》产生 于南朝初年,两晋清谈风气已告一段落,实是对“魏晋风度”的文化内涵及其审美特质的一个总结 。从题材上分类,《史通·杂述》将《世说》归入“琐言”,《少室山房笔丛·九流绪论》将其归 入“杂录”,《四库全书总目》言《世说》皆“逸事琐语”,虽名目不同,都基本上都肯定了它的 人物言行录的性质。《世说》在选择人物言行展示人物风神和社会文化特质方面表现了与《论语》 一书极大的相似性,故石昌渝指出:“志人小说这种题材类型最早可以追溯到先秦诸子散文。”< 5>p.112《世说》的题材选择在受到《论语》影响的同时,对其又有所发展。首先,与《论 语》只记载和表现孔子不同,《世说》扩大到了当时人物品藻审美标准下认为可资提及的所有人物 :皇帝、士人、平民、僧侣,包括女子和小孩,涉及魏晋人物的广度较《论语》拓宽了许多。其次 ,由于《世说》所涉人物众多,采取了将人物分门别类予以表现的方法。如此一来,既对人物有传 神的表现,又对社会文化特质有深入的揭示。题材选择对文体选择具有非常重大的影响,有时可以 说是决定性的。《世说》在题材选择方面对《论语》的借鉴在某种程度上也就规定了《世说》在文 体上的选择,即对“笔记体”这一文体的采用。据前引《汉书·艺文志》所言,我们完全可以把《 论语》看作是一本语录汇编。它的每一则记载篇幅短小,只以准确表达孔子言语思想、神态为人为 目的。从体制上来说,孔子诸弟子随闻随写,积多成册,笔记性特别明显。当然,说《论语》带有 笔记性,并不是我们为了讨论《论语》对《世说》在文体方面的影响而强加之词,之所以这样说是 因为《论语》确实可以作为笔记体之渊源。谭家健云:“《世说新语》……形成了文学史上一种新 体裁———笔记体,从南北朝一直发展到近代。而其最早渊源,恐怕是可以上溯到《论语》的。” <6>张海明亦云:“《论语》……在记载人物言行及偏于语录体等方面,或许对《世说》不无影 响。”<7>石昌渝则干脆说:《论语》“这种言行录方式成为志人小说文体的基本特征之一。” <5>p.112需要说明的是,《论语》只是笔记体的渊源,为笔记体作品的选材及其表现方法 提供了范式,既然是《世说》而不是《论语》标志了笔记体的形成,则同样可说《世说》对《论语 》的笔记体既有继承又有发展。我们认为《世说》的发展主要表现在其对各种纷繁复杂的人物故事 进行了分门别类的表现,有严密的宏观结构,体现了编纂者对材料的宏观把握水平及对魏晋社会更 全面、更细化的深刻认识。三表现手法方面。如果说第二个问题我们讨论的是《论语》在“写什么 ”和“用什么形式写”等方面对《世说》的影响的话,那么这里我们讨论的是《论语》在“如何写 ”方面对《世说》的影响。由于题材及文体选择上的相似性,《论语》对《世说》的表现手法也有 不可忽视的影响。首先,《论语》语录式叙事选择对《世说》叙事重心选择的影响。《论语》是中 国散文史上语录体的经典作品,傅修延称这种叙事为“以精粹之言为‘眼’的叙事模式”,认为以 《世说》为代表的“世说体”正是对此叙事模式的继承和发展。<8>孔子将“言语”作为专门的 学科教授学生。春秋战国时期,对口才的重视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党锢以后,清议转向清谈, 人们的思辨能力和口才再度显得非常重要。清谈的能力关乎个人的仕途经济、名利荣辱,“于时诸 公专以一言半句为终身之目。”(刘应登《世说新语序》)于是对名言隽语的收集整理、传之久远 则成为一种必要。《语林》正是这样一部作品。《世说·轻诋》篇注引《续晋阳秋》言:“晋隆和 中,河东裴启撰汉魏以来迄于今时言语应对之可称者,谓之《语林》。”《世说》中的许多故事来 自《语林》等书。也就是说《世说》将叙事重心放在对人物语言的载录上,是有901其深刻的社 会文化心理原因的。《四库全书总目》说:“……义庆所集名《世说新书》。……不知何人改为《 新语》,盖近世所传,然相沿已久,不能复正矣。”相反我们倒认为《世说新语》一名比《世说新 书》更符合它叙事重心为载录语言的实际。事实上,《世说》在“以言见人”方面备受后人称赞: “读其语言,晋人面目气韵,恍然生动,而简约玄澹,真致不穷。”(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 “晋人崇尚清谈,临川王变史家为说家,撮略一代人物于清言之中,使千载而下,如闻謦亥欠,如 睹须眉。”(《读书敏求记》引刘辰翁语)其次,《论语》“立象以尽意”对《世说》的影响。周 光庆认为:“《论语》的立论方式,成书过程,在一定意义上决定了它在表达形式上的特点和风格 :……基于‘立象以尽意’的法则,以实喻虚,借物写意,较少进行逻辑推理。”<9>《论语》 中阐述了很多道理,都是通过具体的意象来表现,如“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借“松”表现 坚贞;“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用水形容“流逝”等等。石昌渝云:“《论语》并 不想记载孔子一生的经历,……它记下孔子的某个言论和某个行为,只是要表现孔子的精神,阐发 孔子的思想,换言之,关于片言只语和某个行为举动的记叙只是一种精神和思想的载体,形象只是 目的。这种记叙,我们或者可以叫它‘写意性’记叙。”“写意的记叙在魏晋南北朝的笔记小说中 得到继承和发展……《世说新语》则是它们的杰出代表。”<5>p.83《世说》也不承担传记 的任务,它记下有关人物的某个言论和某个行为,只是要表现人物的容止精神。人物容止精神的形 象化表达,有赖于《世说》中许多意象的使用,如用玉来形容嵇康、卫王介等人的美洁明丽,用酒来表现刘伶的意气等等。《世说》用自然意象来叙事的特色,杨义曾述及:《世说》中松、竹、鹤的意象用得颇勤,不乏神采。《任诞》篇有:“王子猷尝暂寄空宅住,便令种竹。或问:“暂住何烦尔?”,王啸咏良久,直指竹曰:“何可一日无此君?”指竹为君,暂住即种,意象独到,便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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