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棋是一种游戏。 这是一种关于生存竞争的游戏。大凡人类把现实中的各种争斗游戏化,便有了种种体育竞技而当以游戏为游心之事,为精神之快乐,它便成了艺术。 黑白子,纵横十几道格子,先人们在这里演绎了无数的厮杀、争斗、悲欢离合。同时它也有着玄妙的 意境,包含着宇宙之象、人生之道。围仓象天,方局法地,一阴一阳之谓道,围棋,成了中国文化的象征,犹如气功,犹如阴阳八卦。围棋不知起源于何时。“尧造围棋,以教子丹朱”,这当然是附会。中国人往往喜欢把一些物品的发 明权交到某位圣贤手上,这就像一位穷小子,攀上了富亲家,从此有了显赫的身份。但围棋产生于 原始时代,却又是大为可能的。当原始时代的先人们,在地L画三五道方格,摆上儿颗石子,或几根长短不一的树枝,作圈地、攻杀的游戏,也许,这便是古老之“弈”的雏形。围棋本为玩物,后来却被赋予了许多别的意义。中国的儒士们,一方面慷慨激昂、壮心不已,一付天 将降大任于斯人的样子;另一方面,又不失人好玩的天性。但玩物往往容易丧志,咋办?最好的办 法便是将这种“玩物”纳人到正统的规范、体系中,赋予它一种正面的意义,以玩得心安理得、名正言顺,不亦乐乎?不亦君子乎?对围棋实施“招安”战略的始作俑者,便是东汉的大名人班固。这之前,围棋的地位一直不高。尽管 孔夫子《论语》中就有教导:“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不有博弈者乎,为之犹贤乎已。” 这仅仅是说,如果无所事事,还不如下棋。亚圣孟子则把“博弈好饮酒,不顾父母之养”列为世俗 五不孝之一,似乎围棋的盛行,已冲击到当时社会的伦理秩序。西汉时,围棋被当作“失礼迷风” 、“简慢相轻”之物。这样,围棋所具有的平等、竞争意识与儒家仁、礼之道相冲突,决定了围棋 的被贬抑。而班固,却大大突出了围棋的正面意义:“局必方正,象地则也。道必正直,神明德也 。棋有白黑,阴阳分也。骄罗列布,效天文也。四象既陈,行之在人,盖王政也。成败减否,为仁 由己,危之正也。”文以载道,棋亦载道,本为“技艺”的围棋,拥有了“道”的身份,也就获得了意义,有了存在的依据。不过,围棋史上也一直不乏反对派。三国时吴地棋风盛行,人们“多不务经术,好玩博弈,废事弃业 ,忘寝与食,穷日尽明,继以脂烛。”乃至吴太子孙和要命群臣作《博弈论》,据说共获六篇,惟 韦暇之作独占鳌头。韦大人也确实了得,引经据典,苦口婆心,循循善诱,义正辞严,拳拳之心天 人可鉴。可惜韦大人的努力,终无济于事。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到魏晋南北朝时,中国竟迎来了围棋的第一个黄金时代。魏晋时,围棋观念的一大变化,就是确立了围棋作为“戏”的独立存在的价值,并把它纳人到“艺” 的范畴。这之前,无论赞成还是反对,都不脱功利之心。韦耀说围棋“胜敌无封爵之赏,获地无兼 土之实,技非六艺,用非经国,立身者不阶其术,征选者不由其道……而空妨日废业,终无补益” 。班固则强调围棋“上有天地之象,次有帝王之治,中有五霸之权,下有战国之事,览其得失,古今略备”。这两种观点,看起来针锋相对,实际上出发前盲后谙点或日看问题的角度并无分别。魏晋上人则反其道而行之,“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为乐当及时,何 能待来兹?”他们把足以引起人的精神愉悦的活动都称为“戏”,并确立了“戏”的价值。裕康有 诗曰:“琴棋自乐,远游可珍。含道独往,弃智遗身。寂乎无累,何求与人?长寄灵岳,怡智养神 。”寄情于诗酒琴棋山水,成了他们释放自我的一种方式。与此同时,围棋也正式成为一种“艺” ,并有了完善的品第制度。诗有《诗品》,画有《画品》,书有《书品》,棋则有《棋品》。沈约 《棋品序》称围棋“体希微之趣,含奇正之情;静则合道,动必合变。若夫入神造极之灵,经武纬文之德,故可与和乐等妙,上艺齐工。”在中国古代,“艺”有“技艺”与“道艺”之分。“道艺”指儒家六艺:礼、乐、射、御、书、数, 甚至就指六经,都拥有显赫的身份。“技艺”则是各类“术”、“技”,如医、卜、算、书画、博 弈等,执此业者则为“技艺之徒”。韦耀说围棋“考之于道艺,则非孙氏之门也”,沈约则说它“ 可与和乐等妙,上艺齐工”。上艺者,道艺也。沈约不仅肯定了围棋是“艺”,同时还强调此“艺”非彼“艺”,用心可谓良苦。到唐代,琴、棋、书、画并称,棋正式成为“四艺”之一。中国围棋大致包含“技”、“戏”、“艺”、“道”四个方面。“技”即“技艺”,“戏”即“游戏 ”,“艺”即“艺术”,“道”即棋道,指人生、宇宙之道。中国从唐代开始出现职业或半职业的 棋手,他们或做宫廷棋待诏,或依托于达官,或在茶楼酒肆陪人下棋,以赌彩为生。但奇怪的是, 当某种“艺术”一旦成为职业,操此职业者成为“技艺之徒”,地位便急剧卜降。棋史_t曾有一 传说,南宋棋待诏沈之才一日在宫中与人对弈,宋高宗观棋,见沈之棋有危急,谕日:“切需仔细 。”之才对曰:“念兹在兹。”_仁怒:“技艺之徒,乃敢对联引经耶?”命内侍省打竹蓖逐出。 棋待诏乃国手,实际上却不过是充当帝王享乐的工具。“技艺之徒”,竟敢引经据典,那就叫不识天高地厚了。“技”与“道”,往往成了区分棋品、人品高下的分水岭。正因为如此,当人们想要拔高棋手的品位 时,往往便要淡化他们作为棋手职业的一面,而将他们雅化、名士化。瞿世寿《<不古编)序》称 国手昊瑞微“视其所操之技,则弈也;察其所藏之蕴,非弈也”。而明末国手过百龄,“以相国之 招而不去,以金吾之祸而不避,至知国家之倾覆而急归,为公卿门F客者,垂四十年,而未尝有干 请。若百龄者,仅谓之弈人乎哉?”川“比德”者尊,“执技”者下,这又典型地体现了中国文化的重道轻技的传统与此同时,文人们以棋为一种爱好,就像他们好在绢、纸上随意挥洒、笔走龙蛇一样,便成了一种雅 尚,一种赏心乐事。棋有文人棋和棋士棋,画有文人画与画师画,两者在品位上竟也分出了高下。 只是书、画孰好孰坏,由文人说了算。棋抨对弈,却是立马就要分出高下来的。文人往往技不如人 ,索性看淡胜负,以“胜固欣然,败亦可喜”、“善弈不如善观”相标榜。钱谦益称:“余不能棋 而好观棋,又好观国手之棋。”观棋而“语”、为人作序的同时,又作了许多观棋诗。张潮作《棋 论》,谓翰墨棋酒,乃人生必需,“春雨宜读书,夏雨宜弈棋,秋雨宜检藏,冬雨宜饮酒……春听 鸟声,夏听蝉声,秋听虫声,冬听雪声。白昼听棋声,月下听箫声,山中听松声,水际听效乃声, 方不虚此生耳”。围棋艺术化,人生审美化,正是中国围棋也是中国文化的动人之处。想想,当“ 秋气晴美,天光照席,水波不兴”之时,扁舟一叶,棋抨一局,“江山之胜尽入局中”,该是一种多么令人神往之妙境游戏之事,或被当做饭碗,或被当做一种精神的艺术,小小黑白子,也就具有了别样的意义。而无论 棋士还是文人,他们都愿意把围棋风雅化、玄妙化,以显示自己所执之“技”或所好之“艺”的不 同凡响之处。中国思想文化的源头是《易经》,中国经籍中最玄妙的也是《易经》。于是,将“弈 ”与“易”并举,甚至强调“弈”本身就是“易”,便成为一种时尚。《兼山堂弈谱·序》称:“ 弈之为言,易也,小数之乎哉。弈者变易也,自一变以至千万变,有其不变,以通于无所不变。” 《弈理指归》称棋乃“按五行而布局,循八卦以分门”。汪绪《弈喻》以棋为“易”、为“天技”。如此种种,几乎成了论棋者不变的“定式”。不过,当中国围棋被日益艺术化、玄妙化,成为一种“雅玩”时,它作为竞技的一面又被大大弱化了 、竞技得以真正实现的前提是人的自由与平等,中国封建等级极严的专制社会,恰恰缺乏平等竞争 的机制。因此,中国古代围棋基本上是一种“玩物”,处在自生自灭状态,从未建立过完备的竞赛 体制。而在文化观念上,中国文化重“和”忌“争”,作为争胜之道的围棋,或被当做“害、诈、 争、伪”之物被贬抑,或被纳人到“仁”、“礼”、“和”的轨63道中。“彼简易而得之,宽裕 而陈之,安徐而应之,舒缓而胜之”仁2〕,被认为是棋的取胜之道的最高境界。即便要赢,最好 “赢止半子”,赢多者,嗜杀者也,非君子也‘,」。而事实上,中国古棋大多嗜杀,棋盘上硝烟弥漫,纸上谈兵时又如此的温文尔雅,理论与实践的脱节,成了中国古代围棋的一种有趣现象。中国围棋,在清中叶以范西屏、施定庵“双子星座”的出现为标志,达到顶峰,此后,则开始江河日 下。这固然是随着国运衰棋运亦衰,另一方面,也有文化土壤、围棋观念上的原因。二十世纪,在中国文化转型的大背景下,中国围棋也开始了它的蜕变。在中国古代,某种艺术一成为职业,执此业者便成“匠人”、“技艺之徒”。而今,在职业化、商业 化的时代,注定了文体明星成了大众的宠儿、偶像,由他们负担起“为国争光”的重任,引领着时 代的风尚,他们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牵动着亿万人的心。而众多的棋迷,所谓业余爱好者, 他们只能充当陪衬人、捧场者、吹喝者。如要写一部二卜世纪中国围棋史,他们往往是可以被忽略不计的〔然而,正是这些棋迷,他们又是真正纯正的游戏者。做各种“迷”,无论书迷、乐迷,还是球迷、棋 迷,大凡都是亏本的买卖,“胜敌无封爵之赏,获地无兼土之实”,但他们仍旧沉迷其中,乐而忘 返,“忘寝与食”,惟一所求的,便是一份精神的快乐。他们可以在工余,在田间,甚至在围棋被 当做封、资、修禁止的时代,在极端困苦的日子里,“一抨忘万事”,空虚的心灵有了寄托,枯燥 平淡的生活有了一丝色彩。他们的水平可以不高,棋具可以非常简陋,用纸画的棋盘,用泥巴、石 子、纽扣、马赛克做的棋子,对弈之地可以在地上,在公园石凳、长椅,在床头,这一切都丝毫不影响他们的兴致。围棋的魅力,也正是在这里获得了最充分的展刁福古人曾把围棋比作“木野狐”,这真是一个绝妙的比喻。狐者,美女妖妇也,“忽然一笑千万态,见 者十人八九迷”{4〕。这黑白世界的精灵,永远有着挡不住的魅力,诱惑着你。走近她,与她相厮相守,而无须任何的理由。“如果你定要爱我,请别问为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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