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唐兴顺的《致女儿书》(《散文选刊》2 0 0 0 .7) ,能勾起人几多儿女情愁 ,“骗得”人一把一把的眼泪 ;能激起人些许古道热肠 ,回荡于胸的是对生命的热望。细细品来 ,给人的是一种“兰生幽谷中 ,倒影还自照”的淡远境界和对社会人生的无尽遐想。如果“恋母情结”可以衍化出“恋父情结”、“恋女情结” ,那么对于热爱生命的个体 ,尤其是年轻的不知“为父滋味”的个体 ,被文中激情引领的更像是一曲两小无猜的初恋吟唱。那飞转的车轮上的说笑、梧桐树叶子投下的美丽图案、隆起的沙包、打好的土洞 ;那抛向树梢的核桃、小兔般的蹦跳、从远而近的自行车声和叫门声……难道不更多令人玄想起初恋时的那一爿玫瑰斑驳吗 ?作者送女儿到北师大门口 ,小女“突然放声大哭 ,从来没有的那种哭声” ,这不正是恋人离别时的那种哭声吗 ?而女儿上学后在只有定时电话联系的情况下“最是难堪挂机时‘就这样吧’ ,断了电话又一遍一遍地回忆你的声音、语句 ,分析你的情绪和身体。”这不正是现代恋人离别后的那种难堪和尴尬吗 ?不正是恋人们离愁别绪心灵世界的细腻描绘吗 ?在文中作者也体认了自己的这种情愫。那是女儿上大学后 ,一种类似“失恋”后的高峰体验 ,“……家里一下子缺了你 ,好像是全空了一样的 ,你的书桌 ,你的课本 ,你从学校回来老是大口大口喝凉白开水的水杯 ,一下子都突出到爸爸的感觉上来……这种折磨 ,给你说老实话 ,还是爸爸青春时节 ,恋爱曲折时曾经有过……”此情此境能不让人遐想起“衣带渐宽终不悔 ,为伊消得人憔悴”的词句吗 ?体味这“恋情”恰似听《梁祝》一曲 ,但有《梁祝》中的生命激情 ,却无其悲剧感和生命虚无感。作者不是一个矫情主义者、滥情主义者 ,他不仅是一个“自然人” ,更是一个“社会人” ,他不是在媚俗 ,而是在传达几许对社会人生力透纸背的洞见。这“恋情”之余的枝节 ,留给人的是平静中的淡远之感和无限遐想。《论语》上说“父母在 ,不远游” ,《圣经》上说“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连合”。作者在生命深处知道 ,《圣经》新约糅合了古希腊商业文明 ,它上面的这句话是合时宜的。他知道电话另一头的话语终将变成“真实的谎言” ,乃至对方有一天会完全异化为别样的个体。他知道自己手中的线拴着的不是一只没有生命的风筝 ,而是一只小鸟 ,甚至可能是一只雏鹫 ;他知道自己手中的钓钩钩着的不是一根没有生命的水草 ,而是一条小鱼 ,甚至可能是一头幼鲸。“你的前程在远方 ,你应该到大树林里去鸣唱” ,“跨过了这个门槛 ,冲出了这个云层 ,万里长天任驰骋 ,你是要做大树的材料。”在生命的更深处 ,作者知道女儿只是自己生命临时的一处寄所 ,一次终极关怀的实在 ,而自己的生命应是“人类生生不息生命长河”中的一星浪花 ,自己的终极归宿在这“生命长河里” ,“生命的长河就是这样奔腾不息 ,岁月的年轮就是这样生息不已 ,生命之树兴荣枯息是亘古不变的规律。”作者认为“散文是心灵的图景 ,是思想曲径通幽的隧道”。如果说作者的这份激情 ,这份淡远是形而上的东西 ,那么 ,本文中作者曲径通幽处 ,隧道尽头形而下的东西又是什么呢 ?也就是说进入作者期待视野的是什么呢 ?中国传统哲学有“体用不二”一说 ,作者的洞见正是来自对未来社会所需的互为依托的“用”与“体”的思索。就“用”而言 ,作者体悟到的是一个“市民社会”的悄悄到来。“市民社会”这一用语产生在 18世纪。崇尚“绝对精神”的黑格尔认为人类的终极目的是理念自由。他把“市民社会”纳入了自己自由意识的流程中 ,把它作为“家庭”发展成为“国家”的一个中介 ,一个自由理念得以真正实现的必经阶段。所谓“市民社会” ,黑格尔认为“这是各个成员作为独立的单个人的联合 ,因而也就是在形式普遍性中的联合 ,这种联合是通过成员的需要 ,通过保障人身和财产的法律制度和通过维护他们的特殊利益和公共利益的外部秩序而建立起来的。”作者之所以能有此洞见是因为他是一个典型的现代“文士”。他是一个文人 ,他具有文人的敏感和开放的心灵 ;他是一个长期处在改革浪尖上的现代“士人” ,他具有改革者的那种坚忍的探索精神和经验主义的“奥卡姆剃刀”。随着中国改革向纵深处发展 ,作者日渐体悟到作为千年家族制度及其延伸的“形式主义国家”所造成的“异化” ,只有在“市民社会”里才可以消弭 ,因为只有在一个“市民社会”里才能产生法人主体和道德实践主体 ,才能在此基础上建立新的现代“家庭”和真正意义上的“国家”。多年的从政经验告诉他 ,鲁迅在 2 0世纪初所指出并不懈批判的国民劣根性 ,不但几近一个世纪后没有消弭 ,反而在一个“形式主义国家”里变本加厉。这在作者前期的散文创作《心地集》中得以表征 ,如《卖鸡蛋的》、《小秘书》等 ,乃至于作者曾发出过“建设容易 ,破坏难”(《水泥》)的慨叹 ,表观出作者也曾有过鲁迅式的彷徨。本文中曾写道 :“为了避免麻烦 ,爸爸平时很少直接接电话” ,这不正道出了一个改革者在巨大社会阻力面前无言抗争的心声吗 ?他体认到“旧式家庭”有疏解的必要性和必然性。本文中的父亲 ,少有男权主义思想和家长制作风 ,他很难说是一个严父。在他影响下的女儿是一个独立的个体 ,而不是一个附庸。父女之间是平等的朋友关系 ,乃至于一定程度上的“恋人”关系。父女关系的维系 ,靠的是心灵层面上的沟通和生命维度里的融洽相处。这种关系在 2 0世纪前中期的文学作品中几乎是没有表现过的 ,也可以说是不可能有的 ,如朱自清的《背影》、《傅雷家书》等。这表征了一种有着自由主义倾向的家庭伦理观在时下的出现和日渐形成。“我知道 ,爸爸会越来越管不了你 ,越来越没有能力管你 ,这是很正常的事。”这里的“管”字 ,就文本整体而言 ,要么应当理解为“影响” ,要么就是用词不当。同时 ,作者在本文中也体认到“整体主义”有疏解的必要性和必然性。上文已提到在《心地集》中 ,他已体认到“形式主义国家”———官僚政治存在的现实性。马克思曾指出官僚政治不过是“国家的形式主义” ,是“虚假的国家” ,其实质是“国家利益成为一种同其他私人目的相对立的特殊的私人目的”。作者体认到“形式主义的国家”有必要进行解构和重建。《致女儿书》的写作和发表都是在二十世纪的最后一年 ,作为一封公开信 ,它没有了二十世纪初林觉民《与妻诀别书》中的民族大义 ,也没有了二十世纪中叶陈毅《示女儿》中的革命豪情 ,它充满了一种人文主义的情怀 ,充满了对个性独立的首肯和呼求。与“五四”运动前后的文学有相似之处。这可以从文本中得到佐证。北京这个历史悠久 ,风云际会的当今政治中心 ,被作者消解为一个“最美最丑、最善最恶” ,最富人性的地方 ;一向自我标榜为“崇高”的人类 ,作者给其贴上了“最复杂的动物”的标签 ;一向被视为各种“权威”的“名人” ,作者首先给予的是怀疑的目光 ;文中唯一出现的政治语词“搞好团结”也被作者降格为“俗语” ,“实实在在的生活需要” ;即使自己的爱女本是“要做大树的材料” ,却没有大志 ,成了一个平凡的人 ,作者也给予首肯 ,“即使没有大志 ,不下苦功 ,按部就班地学 ,只要身心健康 ,你也是优秀的人”———作为一封公开信 ,这难道不是对普天下即将成为“平凡市民”的儿女们的首肯吗 ?———这些内容有“整体主义”的气息吗 ?黑格尔认为“市民社会是个人私利的战场 ,是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场” ,“市民社会从政治中获得解放意味着市民社会成员仅仅成为了利己主义者 ;市民社会的人被政治国家夺去了自己的类本质、共同性和普遍性 ,沦为利己主义的孤立的个人 ,他把别人看做工具 ,把自己也降为工具 ,人的世界就像原子一样完全消融在相互对立的个人世界中。”对于“市民社会”出现的必然性 ,作者的心态是开放的 ,具有亲和力的 ;作者的认识是冷静的 ,具有思辩力的。他知道“市民社会”在消解旧有“异化”的同时 ,必然会导致黑格尔所言的新的“异化” ,而消弭新的“异化”必以建立在家庭———具有法人主体性和道德实践主体性的人的组合———基础上的真正的“国家”为手段。因此 ,在首肯女儿成为一个平凡人的同时 ,又鼓励自己的女儿成为“毛泽东、邓小平” ,“冰心、丁玲”。就“体”而言 ,作者体悟到了“市民社会”对终极关怀的渴求。冯友兰曾把中西文化之别视为“古今之别”。作者预感到“市民社会”将是一个价值观念多元化、工具主义、贫富不均、物欲横流的社会 ,西方社会里早已存在的扭曲、孤独、荒谬、存在丧失、意义丧失这些“现代主义”的异化现象将成为未来社会的最大病症 ,特别是在一个有“用”而无“体”的国家。正所谓米兰·昆德拉的“生命不能承受之轻”、艾略特 的“人类不能承受太多实在”、海德格尔的“不知道为什么我被扔进这个世界”。作者体认到一个有“用”而无“体”的国家,不会有真正的幸福 ,她只能使她的国民成为一群“迷途的羔羊”。帕斯卡认为“人只不过是一根苇草 ,是自然界中脆弱的东西 ,但他是一根能思想的苇草” ,作家方方认为“人真正的惨痛不是穷日子 ,而是精神上的折磨”。作者早期的创作也体证了上述观点 ,并在其创作中以一种弥赛亚的精神发出了一种对“体”的执著呼求 ,一种对“终极语境”的呼求 ,如《心地集》中的《伤残的葡萄》、《荆棘鸟》、《石榆》等等。那么进入作者视野的“终极语境”是什么呢 ?中国文化深受佛教各派影响 ,各派的观点也不尽相同。大乘佛教把轮回———转瞬即逝的生老病死循环———体验为涅般木 。禅宗大师龙树认为“轮回与涅般木 无别”。作者体悟到了生命的轮回性 ,“爸爸像你十九岁时你爷爷也就是你爸爸现在这样的年纪 ,那时我对我父亲的心情 ,可能也就是现在你对我的心情。”“我的思想和牵挂 ,我的嘱咐与教导 ,很大程度上可能仅属于
More summaries about the 市民社会及其终极语境——探究《致女儿书》的曲径通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