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婧的《抒情年华》,从篇幅上说,不过十六万字,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小长篇”;作品所描述的“ 文革”中后期的青年一代的追求与幻灭,他们借助于文学和诗歌从嘈杂与喧嚣中寻求解救的精神历 程,对我这样的同龄人来说,也不算陌生。但是,在阅读它的过程中却意外地充满了“拦路虎”和 “绊脚石”,让我时时地停顿下来,掩卷而思,惆怅而叹。及至开笔写这篇文章,刚刚写了一个涩涩巴巴的开头,我就不得不又停下来,重新把一些重要的章节再读一遍。思想像一盘被绞拧的录音带,缓慢,粘涩,沙哑地转动,无休无止,没有尽头,无法辨明因果。 作品的阅读困难,首先在于它的叙述方式。作品中的人物关系和故事梗概,显然是属于“言情”的, 比较单纯,同性的友情,异性的爱情——尽管说爱情的头绪较多,牵涉到以“小屋”为中心的几个 男性与同一个女主人公J;但是,动乱年月中的荒凉青春,仍然有着其独特的清纯气息,不像时下 流行的港台电视剧那样,有多么错综复杂、明生暗长的情感纠葛,有多少反复缠绕、盘根错节的恩 怨情仇。作品所陈述的当年北京和白洋淀那些老三届人的文化圈子,以及被称做“朦胧诗人”群体 的诞生和壮大的过程,我们也已经在许多人的回忆录尤其是廖亦武主编的系统而翔实的《沉沦的圣 殿——中国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地下诗歌遗照》中大致了解过了,《抒情年华》并没有能够提供更多 的秘闻轶事。然而,在这些似曾相识的往事追忆中,我却经常读出一种叙述的破碎性,叙述的陌生感,以及由此导致作品中所描述的生活的破碎和生活的陌生化。《抒情年华》的叙述特征之一,就是支离破碎。把一个故事编织得严丝合缝,脉络分明,把众多人物 关系描述得条分缕析,秩序井然,就当下的小说而言,无论从理论还是从实践上来说,都不算什么 难事。何况,《抒情年华》本来就没有多少神秘得不可解的因素。但是,作品却写成了一个又一个 零落的片断,时断时续,七上八下,经常处于一种凌乱纷纭的状态,形成一处又一处的破裂,在粗 心的读者眼中,它缺少了必要的起承转合,缺少了贯穿的故事或情绪,不过,在潜心阅读中,却可以耋张志忠艺术还是人生:这是一个哈姆雷特式的问题 73察觉作者的良苦用心,可以在每一处的中断和破裂之际,沉吟揣测,以意逆志,发掘其中蕴含的某种可能性。 我想,这种散珠碎玉似的写法,源于作家努力地还原生活真实和历史真实的目的,也更切合作品那种 在惶惑中寻觅、在寻觅中又陷入新的惶惑的迷乱心态。而且,它也贴合我们的生活经验,尤其是我 们在追忆往事的时候,因果分明、始终连贯的部分,毕竟是少数,留存在记忆中的,大量的是那些 在岁月的淘洗中沉淀下来的一个个无法串联起来的场景,一个个稍纵即逝的无法修复的画面。诗家 说,“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史家说,“一部二十四史,不知从何说起”,都表达出这种回忆和诉说的艰涩和迷茫感。作品中关于“破碎”的言说,比比皆是。在女主人公J开始她欲言又止、神志困扰的诉说之初,她就 充满悲观色彩地说:“个人的命运是如此的渺小,最终留给历史的,也许不过是一些语焉不详的断 句。”在作品中被引述的诗人N惟一的小说《医院》的片断中,则有一个被“分割得支离破碎”的 达利绘画似的象征意象:“天空盖满乌鸦,翅膀牵着翅膀,嘴衔着尾巴,织成黑色的网,把金子一样古老的太阳,巨大的太阳,分割得支离破碎。”同时,这种破碎感又源于文本中叙述者的思考。J、N和维明在讲述往事的时候,都在紧张地思考着 、评述着他们正在诉说的既往年华,在叙述中断的地方,流泻出来的是他们或自省或沉吟的思绪, 是他们对历史对人生对自我对艺术的某种总结和反思。这种思索,转化为富有哲理性的文字,内涵 丰富,意蕴深厚,洋溢着人生的洞见和睿智,格言警句,随处可见,而且在文本中反复出现和延伸 ,前后呼应,不断深化,迫使认真的读者吟味再三,才能领会那种由J和N的具象生活生发出来又 远远地超越其上、具有很强的概括力的句子。这样的行文方式,凝练,简约,用一句流行的话来说,“浓得化不开”。姑且举作品的第一节为例:初恋是真挚的,也是肤浅的,有时,并不真的是你自己;涓生第一次向子君示爱的时候,慌乱中用了 最俗套的方式。初恋的表现形式不是本能的,是我们从书本上学来的。在此之前,我们像中学生写 作文那样,事先构思了情人的形象。其实,这是一个不能实现的梦。想象与现实的分裂,是初恋必然破灭的根源。有时,这会伤害心灵。诗,就是由伤害和梦想产生的。这样的笔触,让我联想到那位对荒诞的现实进行诗意的凝思,探讨人的存在的可能性和人生的终极悖 论的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这段话是深得昆德拉作品的神韵的,它的借助于具象进行诗意思考的 习惯,它的假定性的语气和形而上的概括能力,它的直接切人事物本质的敏锐和透辟,都让我们感 到作家的独特气质和艺术渊源。这短短的一段话,却在某种程度上奠定了作品的基调,包含了J对 于往事追忆和思考的情感走向,而且,“诗,就是由伤害和梦想产生的”,这样的断语,很有新意 ,它给我们推开了认识诗歌本质的另一扇门,长期被陈规陋见所遮蔽的另一扇门,让我们眼睛一亮 ,豁然开朗。而且在此后的文字中,我们还经常可以发现它的存在和深化,比如这样的句子:“诗 意能给人们带来什么?不是浪漫和美,而是现世生活的腐蚀和毁灭。”这种确立一个个主题,然后 将其一次次地再现和发展开来的叙述方式,甚至,作品中这种舍弃起承转合连贯流畅的形式,径直 把展示事物本质的最核心的部分呈献给读者的结构方式,让我们再次想到了昆德拉式文本的影响力。由此,对于作品的破碎感,我们也获得了其积极的意义。加当代作家评论2003年第3期她在骨子里是一个悲观主义者,总以为“当代”是最糟糕的……反省是必要的,过于明澈就会走向虚无。 这种破碎感,恐怕还得之于作品女主人公J的精神状态,得之于某种特殊情境下产生并且在此后数十 年间一直萦绕不去的怀疑、悲观和虚无主义。在作品的封底,印着这样一段话:小说中描述的这一 小部分特殊的青年人,在经历了种种波折和寻找之后,“他们在后来的年代成为诗人、顽主和社会 栋梁”。如此说来,会让人误以为,作为“文革”中特殊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女性,J及她周围的人 们是与王朔笔下的“顽主”有同一血缘的人物,这或许是因为,动乱年月和过早产生的幻灭感,使 得J显示出一种淡漠、虚无和颓唐的姿态。但是,如果说在王朔和姜文的《阳光灿烂的日子》里, “文革”狂潮的涌起,对于生活在京西军队各军兵种司令部家属大院里的小男孩们,意味着家长和 学校对少年人的监督和管制的缺席,让他们在酗酒、群殴和“拍婆子”中体验青春和野性的自由与 放纵,叛逆和性意识的萌动与狂欢;那么,身为著名的女子高中学生的J,由于年龄和经历、思想 和情趣,她无法像那些“不良少年”一样天真不羁、童心无忌(说到底,在天真不羁和童心无忌背 后起支撑作用的,仍然是“文革”岁月无处不在的那种家庭优越感和等级制度,《阳光灿烂的日子 》中或着意渲染或偶尔提及的大院里的孩子们与市井胡同里的孩子们生存环境的优劣对比,神秘的 军队大院对少女米兰的吸引力,大院里的孩子们在短暂的酒神式的狂欢之后都在父母亲为军官的背 景下参军入伍而平民子女只有无可奈何上山下乡,直至作为影片序幕的姜文等人坐在豪华轿车中显 示其今日成功人士身份的片断,都在明示和暗示着什么,当年的军队干部子女无疑是属于最优越的 特权阶层的)。相反,J更像是遇罗锦《一个春天的童话》中的女主人公一样,在少女时期就遭受 由于父母失和、家庭冷战造成的心灵伤害,承受由于家庭处境所受到的政治上的歧视和排斥,生活 过早地在她们眼中失去了玫瑰色的光环,她们也因此失落了许多同龄人所具有的那种人生理想的乌 托邦梦幻和雄心勃勃的政治抱负,可以说,在“文革”爆发之前,由于家庭不和和政治歧视的双重 困境,她们就已经沦落到了社会的边缘,因此,红卫兵狂潮与她们无关,“文革”和时代动荡造成 的“礼崩乐坏”,也不会使她们欢欣鼓舞,不会给她们带来多少解放感,不会给她们的家庭和自己 带来多少实质性的改善,却只会让她们更加茫然和困惑,她们就只能够在无力把握时代流向、无法 参与时代主潮的卑微无力的处境中,更多地寻求人间的温情和异性的关爱,并且在为了自救而未婚 同居的行动上,似乎成了引领新潮的人物。只是J与遇罗锦笔下的女主人公的不同在于,在八十年 代初期拨乱反正的大气候下,后者更多是向社会诉说自己的不幸和被欺骗,争取社会公正和女性权 利,J则是在更为宽松和开放的新世纪之初,从个人的特定角度粉碎那些似乎已经形成公论的历史 记忆,剖析青春存在的另一种形态,拷问自己和同代人的灵魂,追寻那也许根本就不存在答案的历 史之谜、青春之谜,并且带着女性的韧性和决绝,在撕去温情脉脉和语言掩饰之后,袒露出最大可 能的心灵真实,袒露出心灵中深刻的困惑、渴望和绝望,以及彻底的幻灭和虚无。“……她说,有 时候,你会恐惧,你不知道为什么要活着,这样的时刻一旦拉长人就会发疯。你不知道你做的一切是为了什么,只是听任一股激情盲目地走下去,而激情却似乎是?昆沌的,难以名状的,既不纯正,也不美好。”正是基于这样痛切和决绝的心境,人生中的大喜大悲,常人眼中的得失损益,似乎都张志忠艺术还是人生:这是一个哈姆雷特式的问题 75不那么强烈不那么重要了。青春,初恋,在J的心目中当然有着沉甸甸的分量,但是,J的叙述 语调一直是沉静的、节制的,她的惶惑,她的追问,她的思索,远远地大于她的情感波动,无论是 与珊珊的友谊的破裂,还是因为恋情暴露被愤怒的母亲逐出家门,直到与N在患难中相逢相爱和最 终的分手,在那些善于煽情的作家笔下会写得肝肠寸断、血泪淋漓,会铺排出一咏三叹、汪洋恣肆 ,J却经常讲得不动声色,简约含蓄。甚至,当恢复高考制度,为许多同代人所津津乐道的柳暗花 明、绝处逢生,改变了个人命运,金榜题名进入大学读书,在J的自诉中也没有多少欣喜之情,平平淡淡,波澜不惊:“考上大学对于我来说仅仅意味着重又回到了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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