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篇小说《沙家浜》约 3万余字 ,作者薛荣 ,《江南》杂志 2 0 0 3年第 1期发表。小说中的人物依旧是阿庆嫂、郭建光、胡传魁、阿庆等 ,与家喻户晓的京剧《沙家浜》中的一样 ,但却被改得面目全非。在小说中 ,阿庆嫂被描写为“风流成性”的女人 ,“一只不会下蛋的母鸡” ;胡传魁被描写为“有义气在 ,有豪气在”的炸碉堡、除汉奸的抗日豪杰 ;郭建光被描写为“胆小”的“窝囊废” ,与阿庆嫂有一腿 ,与胡传魁争风吃醋……小说一发表 ,立刻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和强烈不满 ,广大读者和文艺评论家感到非常气愤 ,纷纷批评该小说戏说抗日战争、颠倒历史事实、混淆是非黑白、丑化英雄人物、动摇了人民群众最核心的价值观念 ,呼吁决不能允许这样的“创作”肆意泛滥。《文汇报》、《北京娱乐信报》、《工人日报》、《中国文化报》、《羊城晚报》、《深圳商报》等报刊 ,先后报道该小说所引起的社会反响 ,并发表多篇署名文章 ,对该小说的错误倾向进行了批评 ;尤其是在各个网站上 ,其讨论、批评指责更为热闹激烈。当然 ,也有少数文章 (包括小说作者及《江南》杂志编者 )为小说辩护 ,但随即便受到更尖锐的驳斥 ;至于网上 ,这种“辩护”与反驳则呈现非常复杂的情形 :有真的为其辩护的 ,也有名为辩护实为调侃的 ,还有正话反说、反话正说的 ,更有按照小说的逻辑推演下去、推向极至 ,显现其恶劣后果的 ,甚至还有按小说的“写法”依葫芦画瓢地将《红岩》、《白毛女》等红色经典戏说改编得惨不忍睹后再自嘲自讽一番了事的……以其不凡的批评智慧 ,看后使人仿佛眼前一亮。现将部分媒体对小说《沙家浜》的反响、批评摘要如下 :一、民族精神的象征不容随意“戏说” 新华社北京 3月 2日电 (记者任忆 )称 :很久以来被人淡忘的文学界 ,因《江南》杂志刊发的新编小说《沙家浜》而再度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作者“薛荣”也因此一夜成名 ,而“阿庆嫂”的“转变”却引起社会公众的惊呼。众所周知 ,“阿庆嫂”、“郭建光”虽是“文革”时期样板戏中的艺术人物 ,但经这几十年的传唱 ,他们已是国人妇孺皆知的抗日英雄 ,并成为我们民族精神的象征。而在新编小说《沙家浜》中 ,机智的“阿庆嫂”只是一只“不会下蛋的母鸡” ,还变成伪军司令胡传魁的“姘头” ,同时也是新四军某部指导员郭建光的“情妇”……“汉奸”变“英雄”、“英雄”变“流氓”。凶杀、滥情等都是当今文坛的“时尚创作题材” ,并拥有一批读者群。但包括原作者家人在内的众多读者 ,对这种“戏说”性质的改编依然表示了极大的愤怒与唾弃。而样板戏《沙家浜》中生活原形的所在地江苏常熟市沙家浜镇也宣布 ,他们将对这部玷污英雄形象的“探索作品”提起诉讼。文学本是一种虚构的创作 ,为何却引起如此大的公愤 ?这不能不使我们对眼下的文学创作方式及内容进行反思 :新编小说《沙家浜》到底触到了当今社会的哪根敏感神经 ,使它成为各界人士、媒体的众矢之的 ?我国古时即有“闻歌咏以觇国风”的故事 ,因为文学作为民族的象征 ,是一切社会活动留在纸上的影子。著名美学大师宗白华在他的名作《美学散步》中指出 :无论是诗歌、小说 ,还是音乐、绘画 ,各种艺术形式都可以左右民族思想 ,也能转移民族习性。它能激发民族精神 ,也能使民族精神趋于消沉。鲁迅先生是一个人人敬仰的“文学斗士”。当年他满怀报国志 ,为救“东亚病夫”而赴日学医。但他在现实中发现 ,从医救得了国人的躯体 ,但救不了国人的精神。他在痛定思痛之后 ,毅然弃医从文 ,以手中笔为武器 ,用文学唤起大众的觉醒。由此可见 ,文学不仅仅是一种消遣 ,它还肩负着更重要的使命。“用旧瓶装新酒”更是文学创作中常用的讨巧手法 ,眼下文学创作中的“改编风”、“戏说风”盛行 ,就是此理。这本无可非议 ,但关键是创作者拿什么样的“旧瓶”装什么样的“新酒” ,不是所有的题财、所有的内容都能拿来“改编”、“戏说”的。道德有一个底线 ,文学创作也应该有一个底线。超出了这个底线 ,就会为社会所不容 ,为公众所不取。你可以拿高高在上的皇帝“戏说” ,但不能拿民族英雄岳飞来“戏说”。非要把原来智勇双全的“阿庆嫂”变成风流成性的“潘金莲” ,把抗日军人“郭建光”变成“奸夫” ,这已不仅仅是为了满足个别人的好奇心 ,更是一种对民族感情乃至民族精神的亵渎。……纵观古今历史、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英雄 ,都有需要严肃对待的东西 ,因为他们是一个国家或民族的精神象征 ,是民族自信力的表现 ,而这些是不容随意“戏说”的。倘若如此 ,只能说是一个民族的悲哀。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邵道生认为 :在价值观多元化的时代 ,若一件文艺作品或一件事情只有几个人“发难” ,也许该文艺作品的作者或是事件的当事人不会“介意” ,甚至可以找出各种各样的理由来宽慰自己 ,不过 ,作品或是事件遭到来自各个方面或是各个阶层的“集体谴责” ,那就得好好反思一下自己究竟有没有问题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这时就再也不能使用“阿Q”式的自慰或是唐诘诃德式的“英雄”解释了。小说《沙家浜》的出笼及其引发社会的“巨大反响”的确是作者本人及其刊登此“大作”刊物的编辑先生们始料未及的,然而这恰恰是“社会的必然” ,为什么 ?因为它过分出奇的“创意”惹发了中国人民的民族感情 ,犯了众怒。《沙家浜》为什么会长盛不衰 ?为什么会得到广大中国人民的喜爱 ?这是因为《沙家浜》中成功地塑造了中国人坚强不屈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精神 ,圆满地塑造了中国人巧斗外来侵略者的民族智慧 ,非常有力地鞭挞了汉奸卖国贼卖身求荣的丑恶嘴脸 ,以及恰到好处地暴露了日本侵略者的残暴和愚蠢 ,所以中国人就是喜欢阿庆嫂这样的民族形象 ,就是热爱像郭建光这样的民族英雄 ,就是憎恶刁德一、胡传魁这样的民族败类……社会转型时期人们的价值观、审美观的确是在发生很大变化。但是 ,有一点应该肯定 ,只要中华民族还存在 ,那么中国人的那种“最最基本的民族感情”是永远不会变的 ,中国人的那种“带有民族品格的喜欢、热爱和憎恶、仇恨”是永远不会变的 ,而且 ,我敢这样地肯定 ,中国人的这种“最最基本的、带有民族品格的喜欢、热爱和憎恶、仇恨”与“样板戏”无关 ,与“高大全”无关 ,这也是人们喜欢《激情燃烧的岁月》最重要的原因 ,读者的骨子里有着这样的是非观念。小说《沙家浜》的作者及其策划并出笼这部作品的编辑先生正是在这基本点上触动了中国人的“中枢神经系统” ,触犯了中国人的最最基本的民族气节 ,怎么能不引起众怒呢 ?(《北京娱乐信报》2 0 0 3年 2月 2 8日 )《中国作家》杂志副主编何建明曾在“沙家浜镇”生活过 19年 ,熟悉生活中真实的“阿庆嫂”和“阿庆” ,对郭建光、胡司令等的生活原型也很了解 ,他在给《北京娱乐信报》的传真中写道 :“我感到无比气愤。”“我是沙家浜人 ,我不干 !”(《北京娱乐信报》2 0 0 3年 2月 2 5日 )杂文家李庚辰说 :“文学创作应该有一定的界限 ,不是什么东西都可以创作 ,什么东西都可以想象。抗日战争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战争 ,原本文艺创作中的英雄形象就不多 ,现在还被糟蹋成这样 ,在这个缺少英雄的时代 ,我们应该歌颂英雄 ,弘扬英雄的这种气概。但是这篇小说将我们心目中的英雄丑化了 ,将英雄鄙俗化了。这是一种悲哀。”(2 0 0 3年 2月 2 4日《北京娱乐信报》)张山 2 0 0 3年 2月 2 2日在《中国文化报》撰文指出 :这部完全与原作对着干的戏说之作 ,受到读者的严厉批评是理所当然的 ,“中篇小说《沙家浜》的创作态度显然是不严肃的 ,与我们这个时代对于抗日战争那段历史的认识也是背道而驰的。”今春梅 2 0 0 3年 2月 2 7日在《北京现代商报》撰文认为 :“文革”期间的八台样板戏被锤炼成难得的精品。说起阿庆嫂 ,谁人不知 ?其正义、机智的形象深入人心。应该说 ,对于英雄 ,尤其是对于整个民族的解放作出贡献的英雄 ,我们总是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将他放在一个很高的位置上仰视的。所以这一次 (由发表小说《沙家浜》引起 )的哗然其实并不难理解。所有的人说出的是一种声音———“我们不能接受 ,即使阿庆嫂只是一个虚构的文学人物”。一位自称日本网友蔡凤鸣的在人民网上发表的从知识产权即法律的角度谈谈小说《沙家浜》一文说 :看了人民网上关于浙江《江南》双月刊发表的中篇小说《沙家浜》的讨论 ,特借贵网发表一点意见。首先本人赞同各位反方 (批评方 )的观点。京剧《沙家浜》虽出自“文革” ,且主人公是虚构的 ,但是几十年的历史证明 ,无论从艺术还是从思想的角度 ,都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所肯定 ,按照“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定理来判断 ,它应该是一部好作品。如果因为“文革”该否定 ,就类推到凡是“文革”的东西 (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 )都统统该抛弃 ,那就不仅是偏激 ,而且是形而上学的历史割断。我们否定的是“文革”的指导思想及错误做法 ,而对于“文革”时期的具体人、事、物 (精神产品和物质产品 )等则要具体分析和区别对待。对于物质产品来说 ,“两弹一星”中的一弹 (氢弹 )一星 (卫星)出自“文革”时期 ,能否定吗 ?!如果否定 (如 :销毁 )了的话 ,恐怕小布什现在的目标就不是伊拉克而是中国了。京剧《沙家浜》、交响乐《黄河》等 ,经过历史检验、为人民喜爱的文艺作品 ,也出自“文革”时期 ,难道也要统统否定吗 ?小说《沙家浜》无论从题目到主人公到内容情节都和京剧《沙家浜》及其相关作品雷同 ,只是塞进了作者自己制造的一些烂货和毒汁而已。这和那些剽窃他人论文 ,假造科研数据编造“论文”以骗取名利地位的“学者” ,以及用劣质白酒加敌敌畏勾兑“茅台酒”害人害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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