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 2 0世纪中国文学史 ,给人最为直观的视觉印象 ,就是它自身结构的内在矛盾性 :一方面是西方话语的霸权意识 ,造就了现代中国文学的理论体系 ;另一方面则又是强劲升腾的儒学精神 ,主宰着现代中国作家的思想灵魂。东西方这两种完全不同时态的文学现象 ,以一种非理性组合的兼容方式 ,消弭了它们之间客观存在着的巨大文化反差 ,这就是 2 0世纪中国文学的所谓“
现代性”品格。然而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 ,我一直都感到十分困惑 :百年中国文学狂热追求西方现代社会的价值观念 ,但却始终未能真正进入到西方现代文学的人文境界 ;渴望获得主体个性的绝对自由 ,但又无法彻底摆脱政治理性的严重制约。那么究竟是何种力量 ,导致了中西方现代文学对话交流的最终失败 ?认真反思一下过去的历史 ,我个人认为 ,应是中国现代精英知识分子“误读”西方的群体行为。谈到“误读”西方 ,这使我首先想起了梁启超先生的一番感叹 ,他说 :“晚清西洋思想运动 ,最大不幸一事焉 ,盖西洋留学生殆全体未尝参加于此运动 ;运动之原动力及其中坚力量 ,乃在不通西洋文字之人。坐此为能力所限 ,而稗贩、破碎、笼统、肤浅、错误 ,诸弊皆不能免 ;故运动垂二十年 ,卒不能得一健实之基础 ,旋起旋落 ,为社会所轻”① 。其实 ,“不通西洋文字”并非只是晚清思想界的一种孤立现象 ,同时也是现代中国作家的一种普遍状态。由“不通西洋文字”之人去传播“西洋思想”固然可笑 ,但是那些精通西洋文字之人是否就一定精通西方文化 ,却是一个更值得我们去高度关注的深层次理论问题。比如“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 ,受过良好西方教育的“西化”派领军人物胡适 ,他用儒家“仁学”思想去诠释西方人文精神的做法 ,就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极好的判断实例 ② 。“不通西洋文字”与不通西洋文化 ,只凭借满腔的“西化”热情和肤浅的“西学”知识去为国人之导师 ,实际上从 2 0世纪初叶开始 ,就已经严格限定了中国作家对于西方现代文学的认识水准 ,所以“误读”西方也就在所难免不足为奇了。2 0世纪中国文学“误读”西方的第一个表现特征 ,是中国作家对于西方现代文学性质与功能的认识失误。西方现代文学是一种主体性文学 ,是西方现代生命哲学的直接产物 :它推崇文学创作的智性原则与高尚情操。追求审美想象的自由意志与个性张扬 ,强调超越政治理性与宗教理性的主体独立意识 ,维护艺术精神的纯粹性与纯洁性。但由于长期处于思想的封闭状态 ,中国作家不仅不了解西方现代文学的这种价值取向 ,相反却将其误认为是西方社会实践哲学的必然产物 ,是阶级政治集团主观意志的集中反映 ,完全否定了它主体思维的独立品性与超越现实的存在可能。所以 ,2 0世纪中国文学就其整体意义而言 ,是社会政治话语的文学表述 ,是现代思想革命的历史文本 ,政治家或思想家才是它真正的救世主。尤其是涉及文学观念重大变革的三次文学运动 (如晚清的文学改良运动、“五四”的文学革命运动、 30年代以后的左翼文学运动等 ) ,都是由一些锐意进取的政治家或思想家所率先发难的 ,他们旗帜鲜明地提出各自不同的文学主张 ,目的就是要去实现他们对于中国文学现代转型的正面影响。政治家与思想家之所以对 2 0世纪中国文学倍感兴趣 ,归根结底是与他们所信奉的“进化论”思想有关。我们甚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 ,“进化论”这一时代主题词 ,几乎涵括了现代中国精英知识分子对于西方文明的全部认识。“进化论”思想使他们明白了西方强大与中国积弱的历史原因 ,使他们懂得了用“科学”去实业救国、用“民主”去更新体制的革命道理。而这一政治理想能否得以顺利实现 ,当然又都归结为一个如何去启蒙国人思想觉悟的根本性问题。正是基于这样一种实践哲学的理性思考 ,“文学革命”已不再是局限于自身变革的狭隘意义 ,而是被明确纳入到了现代中国社会革命的总体议事日程 ,受到政治家与思想家们的格外青睐。梁启超发起晚清文学改良运动中的宗旨 ,并不是真正传播西方现代文学的崇高人文理念(其实他懂得并不多 ) ,而是要全力提升文学艺术参与现实生活的实用价值功能。胡适与陈独秀发动“五四”文学革命运动的动机 ,也不是真正输入西方现代文学的主体审美意识 ,而是要全面强化新文学创作的功利主义思想。瞿秋白与毛泽东介入现代中国文学的目的 ,则更为直截了当 ,他们就是要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 ,去硬性规范政治对于文学的绝对统治地位。其实 ,这些政治家或思想家的主观意图都十分清楚 ,他们所看重的东西 ,是文学的“有用性” ,而不是文学的“娱乐性”。可当他们深信不疑西方现代文学的终极信仰 ,就是创作主体对于社会发展的严肃态度和神圣责任 ,并要求现代中国作家勇于去承担拯救国家民族命运的使命意识时 ,无意之中却又暴露出了他们理论见解上的致命弱点 :崇尚文学艺术的娱乐教化作用 ,原本并非是现代西方主体性文学的理论根基 ,它恰恰是古代中国伦理性文学的光荣传统。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中 ,无论是历朝统治者还是士大夫文人 ,他们都认为“娱乐”是文学外在的表现形式 ,“教化”才是文学内在的本质属性。故当梁启超、胡适、毛泽东等人以经世致用的文学思想 ,去反对消闲娱乐的趣味倾向时 ,他们实际上已经是站在了传统文学观念的立场上 ,用其“教化”的一面去反对其“娱乐”的一面。如此一来 ,长期被视为是接受西方影响而成长起来的 2 0世纪中国文学 ,就不得不去面对自身理论体系所表现出来的难以自我排解的内在矛盾性 ;它反“传统”的动力源泉并不是来自于西方 ,而是来自于传统文化内部的积存能量。这无疑是从根本上 ,彻底破灭了百年中国文学效法西方的“现代”神话 !2 0世纪中国文学“误读”西方的第二个表现特征 ,是中国作家对于西方现代文学客体对象的选择失误。综观百年中国文学的发展历程 ,我们发现它所使用的经典理论术语 ,多是从西方现代文论那里借鉴而来的 ,但真正对它产生过实际影响的 ,却只是苏俄近现代的文学思想。诸如“为人生”的主张是从 19世纪俄罗斯文学中提炼出来的 ,“反映论”的观念是从前苏联的文艺理论体系中移植过来的 ,现代中国作家坚信这两个直接决定着中国文学历史走向的核心词汇 ,既是西方现实主义运动的时代标志 ,又是西方现代文论的绝对真理。由于他们缺乏系统的欧洲现代文学知识 ,只是肤浅地将苏俄近现代文学完全等同于西方的现代文学 ,甚至还将其视为是西方现代文学的最高成就与光辉典范 ,因此而造成了思维判断上的逻辑混乱。由憧憬西方到向往苏俄 ,膜拜对象的悄然置换 ,集中反映着转型期中国文学的尴尬与无奈。在欧洲文艺复兴史上 ,俄罗斯与信奉东正教的斯拉夫语体系国家 ,是最后开启现代文明之窗的民族文化群体。尤其是当西欧工业化革命已经进入到高速发展的 19世纪 ,俄罗斯与东欧诸国却仍在苦苦挣扎着去摆脱教会文化的心理阴影。这种游离于西方现代文化中心的独特社会形态 ,与 2 0世纪初叶的中国历史文化背景十分相似。加之俄罗斯地跨欧亚大陆 ,兼有东西方文化的两种特征 ,故那里发生的一切很容易引起现代中国作家的思想共鸣。先是向俄罗斯的文学看齐 ,就其近而学之 ;后是向前苏联的文学学习 ,干脆全盘照搬之 ,这应该是 2 0世纪中国文学“西化”追求的真实写照。“五四”新文学时期 ,从表面上来看 ,各种西方文艺思潮都曾风风火火地光顾过中国文坛 ,但新文学作家的真正兴趣却只在俄罗斯文学(只要我们留意一下当时文学翻译的社会风气便可发现 ,像鲁迅、沈雁冰等具有时代象征意义的文学大师 ,他们所倾心关注的外国文学作品 ,基本上都是 19世纪俄罗斯或东欧各国的经典之作 )。左翼革命文学时期 (乃至以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 ) ,西方现代文学被明确地界定为是资产阶级腐朽没落的思想代表 ,开始受到唯物史观的猛烈批判和彻底否定 ;而前苏联的文学观念与作品文本则源源不断地大量涌入 ,并逐渐成为现代中国文学心仪西方的唯一偶像。对于 2 0世纪中国文学而言 ,向苏俄文学靠拢这本身并没有什么过错 ,因为它的确比较符合现代中国的实际国情 ;但完全排除西方现代主流文学的客观存在 ,这对转型期中国文学的发育成长 ,明显又起到了极大的负面影响。恐怕稍有些文学史常识的人都会知道 ,俄罗斯文学向我们输出的是它摧毁封建专制政体的社会理想 (实用文化理性 ) ,前苏联文学向我们输出的是它无产阶级革命的坚定信念 (实用政治理性 )。苏俄社会文学与政治文学的功利主义思想 ,不仅没有促使中国文学迅速走向主体自由的生命空间 ,相反它却以一副正统正宗的“西方”面孔 ,全面强化了中国文学忧国忧民的“入世”精神。苏俄文学与 2 0世纪中国文学的历史结盟 ,深刻地揭示了东西方文化之间对话交流的微妙关系———对象选择的正确与否 ,将直接决定着对话的性质与对话的成败。所以当新时期作家终于从前辈们的“误读”行为中清醒过来 ,并重新去正视西方现代文学的存在价值时 ,这才突然发现支撑了中国文学近百年并一直被现代中国作家引以为自豪的所谓“现代意识” ,实际上早已是西方现代文学抛弃了的陈旧观念 ;中西方文学之间原有的客观差距 ,也因“误读”时间的过长而越拉越大。2 0世纪中国文学“误读”西方第三个表现特征 ,是中国作家对于西方现代作家社会角色的判断失误。回溯历史 ,我们发现从“五四”新文学时期开始 ,文学革命的先驱者就已经把西方现代作家的人生观与价值观 ,作了实用功利主义的庸俗化理解。他们认为西方社会“自果戈里以至现代作家 ,没有一个人的作品不是描写黑暗专制 ,同情被损害者的文学”③ 。“他们对于政治的和经济的意见 ,除了表现在文学里 ,便没有第二条路给他们走。”他们“因为亲身就受着腐败政治和黑暗社会的痛苦 ,所以更加要诅咒这政治这社会”④ 。既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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