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的力量已经不可避免地渗透到各个领域。文学与文化的全球化趋势正在发生,中国也面临文化 变化的问题。不过,如果仔细关注这种文化的流向,就会发现,西方文化向东方流动的形势更为突 出,它正在改变中国的社会生活,它的关于中国的叙述也改变着中国的形象。中国文学和文化的存 在方式正在改变。中国的历史和社会生活已经不可避免地受到西方的价值尺度评价,中国的历史和 社会生活正在被重新判断,重新组织。20世纪的中国有两个时期受到了西方文化的重大影响。一 是20世纪初;一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20世纪初,外来文化的进入直接关系到民族的生存 ,关系到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中的存在位置。中国的历史文化在进入现代社会之时,似乎已经不能 支撑中国继续生存,民族的精神支柱受到质疑,面临瓦解,中国的历史文化受到重新评估,有着悠 久历史文化的中国开始被西方重新叙述和定位。一些知识分子热衷于解构中国文化,试图为中国进 入现代社会设计新的图景,重建中国文化。此时思想界引进了西方的平等、自由、民主、科学、无 政府主义等知识,试图以此置换中国传统的知识。这个过程相当曲折,但却相当成功。20世纪中 国的基本话语在这个时期逐步成型。80年代以后,中国的发展要求突破原有的大一统的格局,多 元化的呼声越来越高。在文学领域,西方写作的观念和方式进入中国,自由写作的局面出现。那些 模仿域外的文学作品令人感到耳目一新。中国的社会生活被重新叙述,用革命话语组织的生活逐渐 被抛弃。革命与反革命、阶级和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左派与右派,凡此种种,都曾经 统治过中国的文坛,成为叙述的主流方式。以阶级和革命为核心组织起来的叙事方式曾经改变了历 史。中国的历史被浓缩和简约为革命的历史,一切社会生活都被二元对立的线条所组织,正如它在 叙述中的强制性一样,它同样要求人们无条件地接受这样的叙述,所有不接受这种叙述的观点都被 认为是反历史的。国家调动了所有的机器支持这一历史叙述,政治的、经济的、法律的乃至军队和 警察参与了它的论证。关于革命的社会发展史在各种力量的支持下理直气壮地建立起来。人们被强 制性地接受,以为社会历史的面目就是这样,不可更改。当时的人们也相信这种历史叙述是真实的 ,是理所当然的。那时候有一句非常严厉的批判词语,就是“某某篡改了历史”,私自篡改历史是 大逆不道的。这种篡改的历史,无非就是没有按照钦定的目标和规则叙述历史,而是采用了另类的 角度和方式对历史进行叙述。这样的情况同样进入文学之中。中国的文学叙述一度在政治的框架中 运作,文学被政治意识形态所规定,同时,文学也加入了强化这种叙述的行列,它以“艺术”的方 式扩大了革命叙述的效果,让革命的话语更加深入人心。革命文学的形象符号充塞于中国的历史文 化和社会生活之中,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样板。今天的作家已经回避这样的叙述方式,或者说,相 当一部分年轻作者对这样的话语相当生疏了,即便是那些曾经操作过这类语言概念的作者,也逐渐 地避免使用这样的叙述方式。中国作家在80年代以后大量地接触了西方的文化,那种相对扩大了 的生活视野使他们有了不同于过去的生活方式和生活观念,也使他们形成了另一种艺术观。中国作 家开始将自己的写作立场转移到另外的基础之上,他们树立起新的价值,模仿西方的艺术方式阐释 中国的社会生活。他们更热衷于找出过去曾经被抑制的生活和感受,构造另一种艺术化的生活形态 。他们不断地引进国外的艺术技术重组中国。自20世纪80年代以后,来自西方的叙述立15场 、叙述视角以及叙述方式在中国逐渐取得了支配的地位。我们看到的情况是:中国的历史和现实生 活正在被西方的话语重新解读和重组。在这个过程中,那些曾经盛极一时的辉煌的历史“事实”逐 渐被消解,被淡忘,甚至退出了历史的舞台,在中国的艺术舞台上建立起来的形象系统不复存在, 当初为那些历史“事实”精心构造起来的神圣光环也消失了,曾经被视为权威的历史叙述瓦解了, 代之以各种被重新编造的历史,以及由形形色色的技术手法塑造出来的艺术形象。以西方的叙述技 巧重组中国的社会生活,在80年代以后相当突出的是王蒙,他率先以意识流的方式描述中国的故 事,尽管作品的思想没有太大的突破,尽管这种叙述方式有时近似于语言游戏,但以他的机智和人 们对这种叙述方式的好奇,作品引起了轰动,他也获得了读者的认同。这样的示范相当有效,许多 中国作家开始热衷于模仿西方或国外的叙述技术,而且相当成功。这是中国小说变化的一大景观。 20世纪80年代以后,许多中国的小说作者都不讳言自己在模仿国外的某一位作家或某一个作品 。他们模仿着以这些作家的视角来看待生活,以他们的叙述方式组织自己的经验;模仿伍尔芙、福 克纳、詹姆斯·乔伊斯、普鲁斯特、博尔赫斯、马尔克斯;模仿《尤利西斯》、《追忆逝水年华》 、《喧哗与骚动》、《百年孤独》等。这些作家的作品成为一部分中国作家的案头之作,成为他们 审视中国生活,寻找艺术灵感和生活感觉的引导物。他们模仿和借助这些作品提供的方式,将中国 的生活重新评估,将中国传统叙述的时空打破。更重要的是,有这样一些显赫一时的作家作品为依 托,西方式的中国叙事也有了依据,也更加理直气壮,叙述便有了权威性,中国社会历史和社会生 活也有了被重新叙述的理由。于是,可以看到这样的景象,许多作家都有了创作的西方化背景或者 “全球化”背景,文学作品的陌生化出现了,过去习惯了的文学表达方式逐渐变形,读者的接受习 惯、审美习惯受到挑战,那些以新的叙述方式重组中国社会生活的尝试被人们冠以现代派、先锋派 的称号。先锋性和实验性在人们的惊喜和惶惑中左冲右突,各种令人眼花缭乱的“另类”价值和奇 异技巧不断打破人们的审美习惯,生活被组成各色形态展现在人们的眼前。过去的主流精神和主流 技术被抛弃或被嘲弄,例如典型人物,典型化,典型形象,典型环境,生活的本质规律等等,被作 家抛弃了;中国的作家开始不断地挖掘曾经被抛弃的生活,热衷寻找新的感觉,体验新的经验,有 意地以另类的手法组织日常生活。随着时间的推移,用于装配艺术的零件日渐丰富,艺术理念也因 此更加丰富多彩,理论界用了一个很好听的概念来概括,叫做“多元化”,在过去,这曾经是一个 危险的概念,现在却是一个表示宽容大度,表示理论视野的概念。与此相联系的是,西方的艺术准 则也成为中国文学艺术评判的主要准则,各种背景的理论都在中国的文学领域找到了阐释的对象, 并展示自己的有效性。应该说,许多理论在阐释中国文学时是相当有效的,至少给中国的文学理论 提供了参照点。过去单一解释文学的准则失去了权威,文学被从各个方面进行分析,就像被解剖的 躯体,每一个部位,每一个器官,甚至细小到分子、遗传基因都被分析到了。中国文学被诸如结构 主义、现象学、文化学、符号学、语义学、阐释学解剖过,现在又受到后现代、后殖民的洗礼;当 前蔓延的大众文化状态更是从里到外地渗透到文学的各个方面,关于大众文化的理论也十分有效地 对它的附属物展开了叙述。相当一部分有机会接触西方文化和西方理论的人尽量地寻找尚未被国人 开发的理论,引进中国,并力图以此为依据对中国文学发出评判。从理论的引进和介绍来说,这是 一种很好的情况,过去封闭的意识领域被打破,中国的理论视野也因此扩大。不过,它也可能成为 一种框架和方式,引导着人们的思维,尤其是它背后所具有的强大的权力背景,更是让它成为无所 不在的权威。在人们的接受心态上,我们也不能回避这样的事实,关于中国的言说,如果没有西方 的背景就将失去权威性。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社会问题已经不单纯是中国自身的问题,它与世 界联系在一起。关于中国的西方式言说成为重新给中国定位的方式。中国要进入世界,中国文学要 成为世界文学,似乎也要重新言说和评判。人们经常在担心,中国的文学能不能够准确地按照西方 的审美习惯翻译到国外去,如果不能,就会造成西方人不能充分地了解中国文学,中国文学就不能 问鼎诺贝尔文学奖。西方人不能了解中国文学,与西方人尚未习惯中国文学的叙述方式有关,所以 中国文学有改造的必要,有向诺贝尔奖靠拢的必要。中国作家对诺贝尔文学奖的渴望,很能说明这 种向西方看齐的心理。理论没有国界,西方理论在中国的大学已经成为主要的教学内容,中国的文 学理论教科书基本上是介绍西方的理论,大学教师在毫不质疑的情况下频繁地使用西方的理论概念 评判事物,以西方的思维描述中国的情况,以西方的例证来对照中国的事例,而且,往往是以西方 的“先进性”贬斥中国的落后。中国从传统的自大走向了现代的自卑。这大概也是“现代性”给中 国留下的心理状态。中国现代的理论心理是相当复杂的。许多理论家都在寻找依托,尤其是试图拉 靠西方的思想大师作为自己思想理论的依据,西方的问题成了中国的问题,西方提出问题的方式也 成为中国提出问题的方式。中国文学被重新规定。过去是政治意识形态的话语垄断着文学的阐释权 ,今天是除此之外还有来自各个思想文化领域的力量的控制。文学的存在方式被做出不同的述说, 文学不是单纯的审美对象,文学受到各种权力话语的规定。在信息传播技术越来越发达的今天,理 论界快速地介绍和移植西方的文学观念,一些理论几乎来不及消化,没有太大的反响就“过时”了 ,这是中国理论界的现象。实际上,中国理论界也在不断地过滤和选择那些于自己适用的理论,选 择的理由是多种多样的,而更多的是获得话语权,获得对中国文学的阐释权。我们经常可以从那些 翻译介绍西方理论的文章中看到这样的字眼:当今最伟大的思想家;当今欧美文论界乃至整个知识 界最显赫的理论家;精英文学研究的旗手;西方最有名气的理论大师等等,这样的背景和头衔带着强烈的优越感,有这样的背景和称号便几乎可以在中国乃至东方的土地上所向披靡了。有一些西学者宣称,只要将西方的某某杂志引进中国,中国的所有杂志甚至最权威的杂志都将破产倒闭。且不论这种可能性是否存在,其表现的意义在于,西方理论具有了凌驾于一切理论之上的优势,中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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