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经济文化发展过程中 ,宋代是一个高度发展的时代。不仅它的社会经济发展到了中国古代历史上的最高峰 ,而且它的文化也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陈寅恪先生曾说 :“华夏民族之文化 ,历数千载之演进 ,造极于赵宋之世”。① 宋学在中国古代学术思想史上 ,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 ,也是一个颇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然而对宋学的研究 ,也被认为是宋史研究最大的难题。“其困难在于即使作一个案研究 ,也需要很广的知识面 ,从纵的方面需要有儒家经典、诸子百家、佛经道藏等广博知识 ,从横的方面需要有宋代政治、经济、文化、制度等方面的广博知识。”② 已故著名历史学家漆侠先生在中国古代史 ,尤其是宋代政治、经济史等方面建树非凡。其《王安石变法》一书被视作马克思主义原理与丰富史料相结合 ,超载同类、影响深远的扛鼎之作 ;《宋代经济史》被史学界誉为中国经济史和宋史研究中的“一部里程碑式的著作”。正是以如此深厚的学力为基础 ,先生于投老之年 ,全身心投入宋代学术思想史研究这一全新领域 ,研读了《大藏经》、《道藏》等佛道典籍 ,写出了近 50万的煌煌巨制。遗作《宋学的发展和演变》 ,突破了此前以理学为主体的思想史旧框架 ,建立包括荆公新学等在内、全面涵盖宋代学术的全新理论框架。同时从思想与写作方法上对以往思想史研究的模式提出了批评 ,开辟了宋学研究的一条新路。漆侠先生认为 ,以往的宋代学术思想史研究 ,从内容到方法上都存在许多不足之处 ,大体存在两个偏向 :一是以理学代替宋学。在宋学建立过程中起着奠基者作用的宋初三先生的学术思想 ,仅被看作为理学的一个来源 ,使得宋学的奠基者反倒成为理学的附庸 ,这显然有背于历史实际。二是大多数研究者们贬低了荆公新学 ,否定了其在当时学术界的主导地位 ,甚至将其置于二程理学之下 ,亦违背了历史实际。③ 先生在这部著作中 ,以宋学涵盖有宋一代学术 ,使此前被摈弃于宋代学术之外的如王安石及其代表的荆公新学派、苏蜀学派等也得到了充分的论述。由此摒弃了此前以理学为主体的旧的学术框架 ,形成了一个更富有内容、更切合宋代学术实际的新框架。从而纠正了此前的偏颇 ,并补其不足。在这个全新的理论框架之下 ,是书在对宋代学术思想的探索过程中 ,极其重视从整体上把握宋学形成、发展、演变的历史过程。《总论》部分从总体上概括了宋学发展和演变的历史过程 ,将宋学划分成形成、发展和演变三个大阶段 ,并在此后的诸编中分别给以详细的论述。是书第一编论述了自唐中叶以来到宋学形成以前的学术思想情况 ,指出了宋学的形成受到了佛道两家思想的深刻影响 ;第二编论述了北宋初年来学风、文风、政风的巨大变革 ,指出了范仲淹、欧阳修等思想家重视对社会实际的改革 ,以他们为代表的宋学开始形成 ;第三编宋学的发展阶段中 ,分别论述了荆公学派、司马光哲学、苏蜀学派和二程洛学等各学派的地位、作用和特点 ,并指明以王安石为代表的荆公学派占宋学发展的主导地位 ;第四编论述了二程理学在南宋的突然兴发 ,成为占主导地位官学的过程。理学的兴发 ,标志着宋学进入演变阶段。此后理学内部又分化为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及陆九渊为代表的“心学” ,并出现了理学的对立面———以陈亮为代表的浙东事功派。此编最后 ,漆侠先生还计划对理学集大成者朱熹的思想进行深入分析 ,并对程朱系统的“明天理 ,灭人欲”进行总结和批判 ,惜乎对陆九渊唯心主义哲学与最后两章对理学的总结批判 ,先生还未及完成 ,便遽然辞世 ,对后学读者们而言 ,莫不是最大的遗憾。然而这并未影响是书对宋学形成、发展和演变的历史轨迹的总体把握 ,《总论》部分与以后诸篇互相呼应 ,脉络清晰。各编最后 ,还附有一个总括全篇的小结 (第三、四编的小结未及完成 ) ,使读者对于宋学发展各阶段的内容和特点有一个全面了解。在这部遗作中 ,漆侠先生不仅建立起了以宋学为一代学术思想的新框架 ,而且着力探讨了此前学术界论述不够充分或全未接触的新问题。例如 ,在是书第三编第十二章《中庸之道与司马光哲学》中 ,作者指出司马光在宋代士大夫中最先论述《中庸》 ,最先提出了“道之要在治方寸之地” ,亦即“治心” ,以及正心、诚意等方法 ,尔后的理学家包括二程、朱熹在内 ,都受了司马光的影响 ,因而对理学的形成有着重要的意义。由此肯定了以司马光为代表的温公学派在经学上的成就及其对宋学发展所产生的重要作用 ,使我们对于温公学派认识更深入了一步。本编第十一章《王 :一个早慧的才华四溢的思想家》 ,对这个由于当时时代政治斗争的影响 ,遭到反变法派横加诬蔑的才华四溢的思想家的思想给予了初步的整理 ,对王的《道德真经注》、《南华真经新传》等著作进行了深入分析 ,肯定了其在老庄学探索中所做出的贡献 ,使读者第一次对于这个荆公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的思想有了一个全面的了解。其它又如对欧阳修在《诗》学上的贡献的分析 (参见该书第六章第三小节 ) ,此前学者们普遍注重研究了欧阳修在经学上贡献 ,而对其在《诗》学方面贡献的研究则失之简略 ;对苏蜀学派 ,把它作为一个在元年间与程颐所代表的洛学相抗争的学派进行了深入研究 ,探讨了苏氏父子在经学上的独到的造诣、对《易》、《老子》哲学的阐发 ;对“蜀学”与“洛学”在哲学领域里的对立 ,也在是书中予以开拓性的探索 ,指出“敬”是苏轼、程颐两派哲学思想领域中对立的焦点 ,但推演其对立的由来 ,则是苏、程两家对《中庸》的认识和看法存在根本性的分歧 (参见该书第三编第十四、十六章 )。这样在宋学的新框架下 ,开阔了宋代学术研究的领域 ,使宋代学术思想更丰富 ,内容更加新颖。在此前对于宋代政治史、经济史的研究中 ,漆侠先生一直注重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原则为指导 ,是书也集中体现了先生治史的这一特色。漆先生认为“对各种思想 ,仅仅从认识上作出某些分析 ,找不到它的社会的阶级的根源 ,只停留在思想关系上”是学术思想方面的研究中一个非常薄弱、不足之处。 (王育济《天理与人欲》序 ,齐鲁书社 1 992年 1 2月版 ,收入《探知集》)因此本书在研究方法上 ,具有以下的特色第一 ,反对过去研究中的从思想到思想倾向 ,而是把思想与各时期的政治经济联系起来考察。如是书第一编诸章首先对唐中叶以来经济文化思想领域里的深刻变化进行了概括性、总体性的分析 ,指出正是基于经济领域里封建土地所有制关系的重大变革 ,思想文化领域亦相应产生三个方面的重大变革 :儒佛道三家思想的斗争及其相互渗透 ,儒生士大夫为恢复儒学正统地位而做出的努力 ,治经方法的新探索对宋儒的影响。这些变革因素都有力地推动了宋学的形成与发展 ,宋学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之下 ,同时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而诞生的。又如在对二程理学在南宋突然兴发的历史原因的分析中 (参见第四编第十七章 ) ,作者指出 ,理学正是适应了南宋初宋高宗卖国投降的反动统治的需要 ,与最高统治者的政治权力迅速结合 ,从而成为了学术上的暴发户。当时的社会历史环境 ,为理学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第二 ,是书还极为注重从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来考察有宋一代的学术发展。如在第二编宋学形成阶段与第三编宋学发展阶段中 ,深刻指明了宋学之所以具有强大生命力并获得蓬勃发展 ,正在于其经世致用的经学思想之应用于社会实践。范仲淹、欧阳修等人都重视对社会实际的改革 ,把他们所认识和理解的道理应用于现实的政治改革中 ,王安石更是其中的典范 ,南宋功利思想家则继承了这一思想。反之 ,在宋学演变阶段中 ,理学家们却脱离社会现实 ,空言理论而不着边际 ,导致了理学的蜕变。漆侠先生指出 ,“哲学史、思想史的研究 ,静态研究是必要的 ,但不是唯一的 ,似应放在社会生活政治生活中去探索。这是因为 ,哲学史或思想史 ,是思想斗争史、思想更替史 ,只有放在社会经济生活、政治生活中 ,从动态中更容易看到这个时代思想的风貌。”(引自该书第十章《荆公学派与辩证法哲学》 ,第 3 4 0页 )在对荆公新学的探索中 ,作者着力分析了其辩证法哲学与时代的关系 ,指出了变革时代需要辩证法 ,而以王安石为首的变法派用辩证法叩开了变法的大门 ,通过变法实践而丰富、发展了辩证法。实践证明 ,荆公新学适应了时代发展的需要 ,亦在实践中获得了丰富发展。第三 ,在对某个思想家的考察中 ,漆侠先生一直反对简单的穿靴戴帽的做法 ,主张既要考察某一思想家的阶级出身、成份 ,更重要的是看这个思想家的哲学思想倾向及其在社会生活中的实际。 (见王育济《天理与人欲》序 )是书就更为注重考察思想家的社会经济地位及其所代表的阶级利益。如在分析张载社会思想时 ,首先明确了张载的社会经济地位 ,作者不同意以往认为“张载出生于一个不甚富裕的地主家庭”的看法 ,指出张载既是官户 ,又属于大地主阶层 ,因而其宗族说和井田论都是从维护官僚大地主阶层的利益出发的。又如 ,在肯定了司马光哲学对推动宋学发展做出巨大贡献的同时 ,更强调了其哲学思想与当时的社会经济、政治生活密切相关 ,以司马光为代表的保守派维护豪强兼并势力的既得利益 ,始终反对王安石为首的变法改革 ,体现了其哲学思想的保守性与落后性。总之 ,漆侠先生这部遗著虽非完璧 ,但无论从主体架构 ,还是从具体写作方法与思路 ,都为同道后学们探索宋学这一广阔的领域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为更进一步的深入研究这一领域指明了方向。同时 ,是书对中国哲学史的研究 ,从理论与方法上也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凝晚年心血 炼宋学巨制——读漆侠先生遗作《宋学的发展和演变》@王晓薇$河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071002《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序》,《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45页
王曾瑜:《宋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历史研究》1997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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