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新文学运动 ,自从爆发以来 ,即是一个国语的运动。”———成仿吾“文学是语言的艺术” ,文学和语言不只是形式上有关联 ,而且有一种深层的同构性。一个时代 ,当语言意识发生变化时 ,文学意识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 ;反之亦然。五四新文学运动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被视为一个“国语文学的运动”的。当然 ,如果我们有兴趣对中国近现代的文学史和语言史作一个简单的回顾 ,还会有更多“偶然”的发现。从被引为现代新文学运动思想源头之一的黄遵宪的“文言合一”论开始 ,文学和语言的关系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长时间的关注。文学、语言两个领域的发展呈犬牙状交错在一起。1898年 ,参照西方文法以中国文言为对象的中国第一部语法书《马氏文通》问世 ;1899-190 2年 ,梁启超接连提出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 ;与此同时的还有晚清最后 2 1年间发生的汉语拼音运动。 1912年 ,国语统一运动提上日程① ;1915年胡适和一些海外学子关于文言白话问题的讨论 ,促使他一纸书信寄回国内 ,引发了作为近现代分水岭的白话文运动 ;当国语运动走入困境时 ,1918年政府主持的国语运动、民间发起的文言一致运动以及学界热烈讨论的白话文运动开始全面合作 ,其标志是胡适提出的口号“国语的文学 ,文学的国语”。 2 0年代初 ,新文学的创作初具雏形 ,语言学界诞生了以白话为研究对象的黎锦熙的《新著国语文法》( 192 4年 )。3 0年代大众语文学的讨论对新文学运动进行首次集中反思 ;193 5年出版的《中国新文学大系》是新文学发展的一个阶段性总结 ,其中文学语言问题互见 ;与此同时 ,中国文法的特殊事实陆续被发现 ,开始了中国文法体系的缔造时期。② 我们由此不难获得这样一种印象 ,即中国新文学的发轫和中国现代汉语的发生是同步互动的。事实上 ,二者之间的关联并非偶然 ,当时学界已经出现了一种自觉的认识。胡适 1918年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中为新文学和国语的建设规划蓝图时说 :“文学革命只是要替中国创造一种国语的文学。有了国语的文学方才有文学的国语。”<1 > 192 1年沈雁冰明确提出新文学带有“国语文学的性质” ,这一运动的“最初的成功一定是文学的国语”。<2 > 192 3年成仿吾在《新文学的使命》中总结了新文学的三项使命 :一、对于时代的使命 ,二、对于国语的使命 ,三、文学本身的使命。<3> 总体来看 ,今天关于新文学的研究对于它的第一和第三项使命 ,学术界投入了极大的关注。而它对于国语———一种缔造建设时期的语言的使命 ,却很长一段时间为研究者所忽略 ,近年来才有所转变。与新文学和现代汉语发生时紧密关联的史实相反 ,新文学和现代汉语的研究长期走着分道扬镳的路径。胡适先生在 1918年《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中说 :“国语没有文学 ,便没有生命 ,便没有价值 ,便不能成立 ,便不能发达。”<1 > 我们可以同样地说 ,国语的研究离开文学的研究 ,便没有生命 ,便没有价值 ,便不能成立 ,便不能发达 ;反之亦然。因此 ,我们如果确立这样一个视角即以新文学的理论和创作来考察国语的形成 ,应该是有意义的。但从这一视角出发 ,我们仍将涉及相当广泛的领域———文学、语言、教育等等。每一个领域又都包含着丰富的内容 ,所以我们有必要把考察对象适当缩小。巴赫金的超语言学理论从文体角度对语言的分析 ,对我们确定考察对象具有启发作用。换言之 ,我们主张以现代小说作为研究国语形成的文本 ,不仅因为小说在现代文学中是较为发达并得到认同的 ,更重要的是小说语言本身的杂语性特征最能反映转型期语言的鲜明特征。巴赫金在《长篇小说的话语》中曾经对文学语言进行分析研究 ,指出诗歌和小说 (包括散文 )两种文体对于语言的不同要求。在诗歌方面 ,“有一个统一的又是唯一的语言 ,对于实现诗歌风格中个人的直接意志 (而不是个人的客观性格 ) ,对于实现诗歌风格一贯始终的独白性 ,是不可缺少的条件。”因此 ,“创造一种特殊的统一又唯一的诗语 ,这个念头是典型的乌托邦式的诗语哲学。”<4 > 而对于小说而言 ,它的语言追求一种杂语性 ,“多声现象和杂语现象进入长篇小说 ,在其中构成一个严谨的艺术体系。这正是长篇小说体裁独有的特点。”因此 ,小说家“采纳标准语内外的杂语和多语进入作品 ,但不削弱这种现象 ,反促其深化 (因为他这样做有助于语言获得独立和自我意识 )。就是靠语言的这种分化 ,靠语言的杂语现象 ,作者才建立起自己的风格 ,而与此同时又保持了自己统一的创作个性 ,保持了自己风格的完整统一。”<4 > 正因如此 ,所以文学语言就其对社会的反映而言 ,“诗歌的形式反映较长的社会过程 ,所谓社会生活的‘世代趋向’。长篇小说的语言却非常敏感 ,对社会气氛的细小变化和波动都会做出反应 ;而且如前所说是整个语言、它的一切因素都会做出反应。”<4 > 或者说 ,相对于诗歌语言的独立性而言 ,小说语言对社会有更强的依赖性 ,对社会的变化也更为敏感 ,所以能成为社会语言变迁的风向标。从不同文体的语言特性出发 ,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 ,五四时期不同文学体裁发展的速度和水平的差异。事实上 ,白话文运动发端之初 ,类似的思考已经出现。反对胡适用白话做诗的梅光迪就明确指出 :“文章体裁不同。小说词曲固可用白话 ,诗文则不可。”任鸿隽也说 :“要之 ,白话自有白话用处 (如做小说演说等 ) ,然不能用之于诗。”<5> 但至于为什么不能用于诗 ,他们并未能提供有力的说明。而且至今学界也仍存在对白话诗的质疑。巴赫金对不同文体语言特点 的观察和分析无疑具有启发性。从文体的角度认识语言是一种具有审美倾向的视角。这种语言观在五四特定历史时期下虽然无法动摇工具论语言观的主流地位,但也以其特殊方式表现出来。如陈望道在 2 0年代《民国日报》副刊上的讨论中说 :“我们固然也承认 (A)白话文是普及教育的利器 ,我们却更侧重于(B)白话文是新文艺的工具。因为侧重 (B)项 ,所以我们主张把白话文完美化。完美化的结果即使有人说是不易懂 ,那也只好听他。至于(A)项 ,不过是通俗教育一面的事 ,并不是白话文最高的使命。”虽然语言仍然是工具 ,但它不只是普及教育的工具 ,它的“更高的使命”是“新文艺的工具”。这里不是混同而是区分了语言在教育和文学中的不同要求 ,因而是新的工具论。比之进一步的是蔡元培在《国语的将来》中区分了应用文和美术文 ,又进一步将美术文区分为“兼重内容”和“专重形式”的 ,不同的文体对白话和文言的使用也不一样。<7> 正如傅斯年所说 :“文言合一者 ,归于同之谓也 ,同中而异寓焉。……然则合一后遣词之方 ,亦应随其文体以制宜。”<6 > 因此文言在文学语言中仍应有自己的位置。与梅光迪不同 ,这几位论者都是新文学的积极推进者 ,他们同样也看到了不同文体语言审美性的差异。这说明不同文体对语言的的要求不同这是一个客观事实 ,是建设新文学时不可忽略的问题 ,而五四文学革命留下的最大遗憾也就在此。小说之所以以杂语性作为文体的重要特征 ,巴赫金在历史诗学中有所论及。在中国也有类似的情形。首先 ,小说在文学中长期处在一种民间地位 ,得到最自由的发展 ,所受束缚最少 ,所以可以吸纳各种语言要素 ;同时由于它没有智识阶级的有意主张 ,所以自生自灭的状态完全取决于它的适应性 ,能够流传开去的小说是物竞天择的优胜者 ,也即具有最广泛的适应能力。其次 ,小说不只是书写主观的东西 ,甚至不是以此为主要特征 ,它更多的是一种对现实的一种反映 (反映的方式多种多样 ,哪怕是中国早期小说形态志人志怪小说也是如此 ) ,现实语言对小说而言既是它的工具 ,又是它的对象。因此分析一种转型期(现实中的语言具有显著的杂语特点 )的文学语言 ,小说文体在理论上说是一种最好的文本。就中国小说而言 ,它在历史上的地位与白话的地位有相当的一致性。这一点对于我们确定以小说作为研究对象也是非 常重要的。我们在下文中还将进一步论及。在巴赫金的超语言学理论中还论及一个重要问题即文学对于标准语形成的意义,对我们理解国语的形成过程及特点有所启发。随着小说的成熟和发达 ,语言杂语性的魅力感染了人们的欣赏趣味和用语方式 ,这对国语的形成有直接影响。国语是本国人民共同使用的语言 ,现在叫做“普通话”。一种语言能大面积流通 ,它的理想状况是确立一种标准语———标准的语音、标准的词汇和标准的语法。国语运动就是因此出现的。但中国历史悠久、地域宽广 ,现存的语言种类很多 ,在区域内广泛流通的就有好几种。确定什么方音为标准音 ,什么方言词汇为基础词汇 ,以什么样的语法为标准语法 ,仅用几本词典和教科书想在短期内实现国语的统一几乎是不可能的。国语运动由此陷入困境。白话文学运动、“文学的国语”方案在这时之所以能继续推进国语运动的发展 ,是在标准语的基础语选择和标准语的确立途径上有独到的见解。巴赫金曾对标准语的性质做过分析 :“我们立论的出发点 ,是承认标准语在抽象的语言学(方言学 )意义上是个统一体。但恰恰是这个标准语 ,远非一种封闭的局部语言。”<4 > 所以标准语是“统一”与“不统一”的统一。这正是为什么胡适说“国语统一 ,谈何容易。我说 ,一万年也做不到的。”<8> 这也是为什么黎锦熙在《国语运动史纲》中除“统一”和“普及”以外又总结出国语运动的“四目” (统一和不统一 ,普及和不普及 ) <9> 。胡适虽然曾说国语的候补语言是一种方言 ,确切地说是“京话”。但他从不把二者等同起来 ,倒是经常将“白话”和“
国语”不加区分地运用。这表明方言和白话存在重大的差别。任何一种方言在字面上已经显露出封闭局限的性质 ,它受地域和人群的限制。比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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