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 1 949年以后的人格 ,无疑是当前郭沫若研究中的一大热点 ,这一热点的形成当然不是学术界个别人的独出心裁所致 ,除去一些人借此显露其阴暗的醉翁之意 ,它明确反映了当代中国学人自我反思、自我批判意识的形成与加强。郭沫若五四时期的狂飙突进与 1 949年以后的唯唯诺诺 ,形成强烈的反差 ,让人百思不得其解 :一只曾咆哮于天地间的“天狗”,何以竟变得如此委顿。有人将此归结为郭沫若自身人格上的问题 ,他们对比陈寅恪、顾准等人 ,认为 1 949年后的郭沫若既无独立之人格 ,又无自由之思想 ,实际已沦为附庸与弄臣。应该说 ,1 949年后郭沫若的变化的确令人吃惊 ,也并非无可指责批判之处 ,但我一直认为 ,对郭沫若的反思与批判应转换为对一类群体 (具体说是知识阶层 )或一种文化的批判。拿某个具体的人与郭沫若进行比较 ,进而得出郭不如某某 ,这种作法本身就是可笑的。且不说郭沫若在《女神》中彰显自由之思想、独立之人格、民主之意识时让许多同侪后生甚至前辈黯然失色 ,1 949年后郭沫若独特的处境 ,也非陈寅恪们所能有。因此 ,研究 1 949年后郭沫若的人格 ,最为重要的是我们既要看到他由传统因袭而来的一切 ,又要看到郭沫若作为中国知识分子中独特的“这一个”。限于篇幅 ,本文着重讨论前一方面 ,即中国两千多年的知识阶层的传统 ,对1 949年后郭沫若人格与心态的影响。我们认为 ,不把郭沫若放置于中国知识阶层深厚的传统中进行理解 ,对郭沫若的评价就可能是肤浅的、不公正的。首先 ,我们来考察一下中国传统知识阶层的性质与特点。按照中国传统的称谓 ,知识分子又叫士 ,它与先秦时期的士有着很深的渊源。关于先秦时期的“
士”,顾颉刚先生在他的《武士与文士之蜕化》一文中说 :吾国古代之士 ,皆武士也。为低级之贵族 ,居于国中 ,有统驭平民之权利 ,亦有执干戈以卫社稷之义务 ,故谓之“国士”以示其地位之高。尽管人们对顾氏所谓“吾国古代之士 ,皆武士也”之观点不无异议 ,但“士”最初为“低级之贵族”,则已在学术界视作基本之事实。从古代典籍中可以知道 ,春秋以前“士”大多拥有一定的田园家产 ,享受一定的奉禄 ,为有一定物质生活条件的、不劳而获的小贵族 ,《国语·晋语》有云 :“公食贡 ,大夫食邑 ,士食田 ,庶人食力……”《孟子·万章下》也说 :“大夫信上士 ,上士信中士 ,中士信下士 ,下士与庶人在官者同禄 ,禄足以代其耕也。”既然有一定的经济基础 ,士自然无衣食之忧 ,而且为当时一般人所仰望 ,社会地位、生活境遇是优越的 ,尤其文武双修 ,这使他们的身心皆处于较为平衡的状态。就这一点而言 ,中国早期的“士”阶层颇类于古希腊时期的知识分子 ,古希腊的知识分子有较为稳固的经济保障 ,也属于社会中的有闲阶层。当然 ,二者也有一个明显的区别 ,这就是“士”从一开始就属于古老宗法政治结构系统中的一员 ,典型地属于周代理性与秩序的产物。从他们的身份来看 ,他们一开始就不如古希腊早期的知识阶层那样自由 ,他们往往终身依附于自己的本宗族 ,承担各种各样的义务 ,因为他们的奉禄与田产 ,都受之于本宗族的宗子 ,因而往往没有相对独立的经济地位 ,具有极强的依附性。“士”原初的这一定位 ,对于以后封建文士性格与心态的影响是深远的。春秋战国之际 ,生产力的巨大发展 ,自然引起社会关系的剧烈调整 ,这是一个被称为礼崩乐坏的时代 ,西周以来政治结构上的宗法礼制再已不能适应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开始走向瓦解。在这样一场剧烈的政治变革中 ,士阶层所受到的冲击是巨大的 ,频繁的兼并战争 ,以及宗族内部不同成员间的利害冲突 ,使“士”的准贵族地位所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没有了保障。失去经济保障的这些准贵族 ,最后终于脱离了宗族制度的脐带 ,被抛向动荡不定的社会之中 ,沦为四民之首。士由准贵族到庶民的这一角色转换 ,其社会地位下降了 ,许多学者认为 ,由此他也脱离了宗法制的束缚 ,获得了自由的身份。这种自由表现在他不必像以前那样必须依附于本宗族、自己因宗法血缘关系而没有自由的身份。从春秋末起 ,士开始了自由的投奔 ,获得了相当的解放。然而我们也感到 ,士的这种自由与解放是相当有限的 ,它仅仅表现为士能够对所效力与卖命的主子有所选择。但自身经济无保障 ,使士无法克服其与身俱来的依附性 ,形成独立的政治力量。从这一点看 ,士的社会角色定位仍然没有根本性质的改变。春秋战国时代的“蓄士”、“养士”之风 ,生动地显示了他们已经成为了“蓄”、“养”的对象 ,尽管他们当中的杰出者往往还有着极为显赫的地位 ,但他们的荣辱升降完全取决于君主个人的好恶。一夜间布衣可以为卿相 ,卿相也可以为布衣甚至阶下囚。他们的社会地位较以前更加没有了保障。而这样的处境 ,实际上更加强化了士这一阶层的严重依附性 ,可以这样说 ,春秋战国时期 ,中国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得以形成 ,而他们的社会地位 ,自秦汉以后 ,却是每况愈下 ,秦汉统一的中央政府的确立 ,杜绝了士人入仕的多条途径 ,只剩下有“法定”程序的一条 ,这无异于再次剥夺了士曾经一度获得的可选择的自由。于是 ,战国士人之豁达与浪漫 ,一变而为西汉士人的循规蹈矩、唯唯诺诺。为求得或保住自己的一官半职 ,士人安分守己察言观色 ,无丝毫的锋芒与放纵。战国士人仅有的一点棱角 ,经冷漠无情的专制政府巨兽的碾压 ,也就荡然无存。扬雄、司马相如等人的身上 ,已基本上能看到后世文人的角色定位。谈到后世士人之典型——进士时 ,钱穆这样说 :他们有西汉人的自卑心理 ,而没有西汉人的淳朴 ;有东汉人结党聚朋的交游声势 ,而不像东汉人那样遵尚名节 ;有像南北朝以下门第子弟的富贵机会 ,却又没有门第子弟的一番礼教素养与政治常识 ;有像战国游士平地登青云的梦境 ,又没有战国游士藐大人贱王侯的气魄……<1> ( P459— 460 )总之 ,一方面是封建大一统的高度集权日益形成与巩固 ,一方面是士的社会现实中的境遇的每况愈下 ,先是由小贵族降而为庶民 ,继而类于优伶 ,甚而至于九儒十丐这般等而下之的地位 ,无论是春秋战国的“游”与“养”,还是后来的“投牒自进”与“入彀”,均点明士既无物质经济的根基 ,也无可选择的自由活动的天地。一般地说 ,士的出路仅有两条 :一为出仕 ,一为归隐。从士的渊源看 ,他们的贵族血统使他们始终难以忘怀于过去居于社会上层的美好记忆。现实中他们虽沦为民但不甘为民 ,故而出仕、醉心于政治活动始终为中国封建知识分子难以磨灭的情结。至于归隐 ,要么是万不得已为之 (或政治太黑暗 ,或屡遭挫折而灰心丧气 ) ,要么为类于终南捷径的权宜之计 (常常预备被君王“顾”或“求”) ,总之非根本的目的与真实的愿望。最理想的门径 ,还是出仕 ,所谓“学而优则仕”,所谓“达”与“显”,都明示了古代士人对政治的特殊兴趣。对此 ,徐复观的见解可谓鞭辟入里 ,他认为 ,中国封建知识分子从“一开始便是政治的寄生虫 ,便是统治集团的乞丐。”<2 > ( P14 4 ) 当出仕成为士人唯一理想的出路 ,他们的命运 ,越来越明显地系于政治气候与君主个人毫无理性可言的喜怒 ,士就不得不先磨平自己的许多棱角以适应庙堂特殊的气候。这样 ,士就愈加强化了其自身本无根基的依附性 ,人格日益扭曲 ,以至于一般士人 ,实在比农民差得远。这的确是一个非常脆弱的阶层 ,一夜之间他们既可以飞黄腾达 ,又可能身首异处。到了封建社会后期 ,战战兢兢 ,如履薄冰 ,已不仅仅是就在朝之士而言 ,一起起文祸与有预谋的迫害几乎指向每一个士人。在如此险恶的生存环境中 ,大义凛然、视死如归的刚烈之士实在太少 ,而绝大多数的士人皆苟且偷生、唯唯诺诺、谨小慎微 ,然而也就是这样一副面目 ,也难免于不测。总之 ,中国古代士人身处的险境及其在社会中卑微的身份 ,使他们在正义与君命之间 ,不可能有理性的选择。至圣先师、也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典范孔子尽管不时表露出对无道之君的蔑视 ,但当君主来时 ,他却“足叔足昔如也 ,与之如也”(《论语·乡党》) ,入朝面君 ,他“鞠躬如也 ,如不容。立不中门 ,行不履阈。过位 ,色勃如也 ,足足矍如也 ,其言似不足者。摄齐升堂 ,鞠躬如也 ,屏气似不息者” (《论语·乡党》)。如此战战兢兢惶恐不安之态 ,不啻是中国封建知识分子精神状貌的活写真。孔子“克己复礼”一语 ,生动地揭示了将要或已经进入统治权力集团的士人们的行事准则 :自己的一切感性冲动与欲求在“礼”的面前都是没有价值的 ,士的根本使命恰恰在于超越“人心”,将自己变成君王好用的工具 ,以帮助君主确定社会的秩序与规范 ,维护既定的社会格局。整个《论语》,几乎就贯穿着这一基本思想。而我们看到 ,由于君命与其政治理想间常常难分彼此 ,所以有时为了不知道是君命还是政治理想的“道义”,士往往体现出他们的忠诚 ,这就有了所谓“杀身成仁”、“三军可夺帅也 ,匹夫不可夺志也。”通过以上简要的描述 ,我们可以看到国传统知识分子最基本的特征 ,就是自我思想与人格独立性的缺失。由于没有稳固独立的经济地位 ,这一阶层的社会定位非常模糊 ,也非常不确定。曾经有过的贵族身份和现实的客观处境 ,使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一般都有从政情结 ,在仕途中 ,他们唯一能依靠的是所谓的圣主明君 ,让政治多少有点理性。但封建专制社会中 ,圣主明君又何其少矣 !所以“自古文人多落难”。他们原本也就没有什么值得崇仰和捍卫的理想信念 ,要不然就不会“达则兼济天下 ,穷则独善其身”,“济天下”完全成为有条件的、自我景况优越时的选择 ,而非绝对的命令。一旦走人仕途 ,他们往往就将自己的一切托付给了君主。在现实的层面上 ,君王的思想往往就是他们的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