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文化转型是指在某一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文化的发展表现出明显的断裂或危机,同时进行急逮的重组 和更新。这一时期即称为文化转型期（乐黛云,1998）。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在其历史发展的 进程中都经历过几次大规模的文化转型。西方文化几次比较显著的转型是:希腊一罗马时期的文化 转型,文艺复兴时期的转型;19世纪至20世纪资本主义全球性发展阶段的文化转型。中国历史 上几次影响较大的文化转型是:春秋战国时代的诸子百家争呜;汉唐时期佛教的传播;鸦片战争后 的文化近代化转型;五四时期的文化现代化转型;以及改革开放时期的文化当代化转型。20世纪 是一个风云变幻的世纪,在这个世纪的下半叶,“政治冷战”转向“泡沫经济”,到世纪末进一步 转向“知识经济”和“文化对话”。左右人类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的不再是冷战式的二元对立, 而是多重文化政治经济因素的“交互整合”。在全球文化多元化这种大气候之下的中国,由于实行 改革开放,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现代化强国之路,香港、澳门回归,加人世贸、申奥、信息时代 、知识经济使中国跨人了一个崭新的文化圈。学术界普遍认为,新一轮的文化转型在这世纪之交的 门槛上蓄势待发。当今的中国,处在世界文化多元化的总体氛围中。文化论争的尖锐冲突,大众传 媒的不断扩张,全球化市场的分裂和重组,以经济为主轴的世界舞台日益复杂化,可以说,在这个新的世纪里,中国文化的发展既面临着挑战也充满着机遇。文化转型与翻译是一种互动关系。首先,翻译能够激发。推动和加快文化转型。随着翻译理论界对文 化研究的深人,人们已经意识到一个不可忽视的事实,几乎每一次大规摸的文化转型都打上了翻译 的烙印。例如,罗马帝国征服希腊之后,通过大量翻译希腊的文化典籍,在吸取希腊文化精髓的基 础上,建立了自己的先进文化体系;日本在被美国军舰打开国门之后,大规模翻译中国和西方文献 ,从意识形态上,加快了日本从封建社会文化向资本主义文化转型;中国在五四运动之后,通过翻 译从苏俄学到了马克思主义,对推动中国人民进行反帝反封的运动和加快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其次,文化转型需要通过翻译吸收异质文化达到重构本土文化的目的。文化转型使原有的主体文化不 再占据文化的中心位置,主体文化发生了断裂,形成了文化空白。这种断裂和空白需要吸收异质文 化来填补,并重构新的主体文化,因此肩负起这一历史使命的就非翻译莫属了。正如福柯（M.F Ou.cault）指出的:“翻译话语的‘主体’所面临的是不安全的处境,对于主体,它意味 着对自我的整合性的否定。在主体不能自给自足的时候,‘他者’也不能自足,主体就会发生弥散,与他者聚合。”（许宝强、袁伟,ZIXX）:6）重构新的主体。二、文化转型与翻译的定位1.文化转型与翻译定位的必要性 在当前的文化转型期,对于翻译研究这门长期以来被压抑在学术理论“边缘地带”的学科,其前途如 何把握,将是翻译理论研究和文化研究工作者需要认真予以思考的中心问题。翻译理论界首先要以 理性开放的心态去面对文化的多元竞争。ZI世纪新人文主义的重要内容将是坚持文化的多元共存 ,力求不同文化之间互补、互识、互用,以避兔尖锐的文化冲突酿成新的不幸,同时抵制以消灭人 类文化多样性和丰富性为目的的趋同论,即提倡各文化之间“求同存异”和“平等对话”,反对“文化霸权主义”（ctutflllulnesemonv）和“民族中心主义”（ehnentrism）。中国文化在这历史关头,不能 退回到民族中心主义的思维模式之中,而只能在吸收优秀异域文化的基础之上,丰富和发展本族文化,与文化霸权主义抗争。在当前的文化转型期,要实现文化的“求同存异”和“平等对话”,对翻译这种跨文化交际活动来说 ,即是前所未有的机遇,也是历史性的挑战。为实现这一目的,翻译工作者必须对自己所进行的活 动定位,对自己的形象定位,否则,译者不是有意无意地帮了“文化霸权主义”的忙,就是把自己 框死在“民族中心主义”的思维模式里。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印度诗人泰戈尔（R.l哪鹏 译作曾在英国风靡一时,然而,他的名誉经不起时间考验,泰戈尔很快就成了众矢之的,因为,“ 从他所译的英文作品中,我们看到的是另一个泰戈尔,他是殖民主义者的一个可卑的跟随者,因为 他把自己栓在文化霸权的绳子上,以一种仆人对主子的口吻译他的诗。他那种牺牲印度文化为代价去迎合英文读者的泽法使他的作品遭受了毁坏性的灾难。”（S.Bassnettnd A.havers,1990:63）可以说,泰戈尔受到抨击不是因为翻译水平不高,而是因为他 对殖民时期翻译的使命认识不够,使自己无意识地成了文化霸权的帮凶。由此可见,对于翻译功能 的定位、翻译策略的定位以及译者形象的定位是一个紧迫的问题,因为翻译是一种有目的的文化交流活动,理论上的盲从无益于文化的平等对话和求同存异的真正实现。2.文化转型与翻译功能的定位 在文化转型期,文化的多元化打破了文化的疆界,也打破了学科的疆界,大量新的理论和方法被引进 ,可是为什么我们还是停留在讨论严复的“信、达、雅”等老掉牙的话题上?其根本原因就是没有 对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翻译功能作出明确的定位。对于翻译的研究应该从字面的转换拓展为对文化内 涵的阐释,因此翻泽本身就是一个文化问题,尤其是涉及两种文化的互动关系和比较研究。到本世 纪末,东方文化已经崛起,与西方文化共存共处的同时,“西方中心主义”文化本身已出现某种危 机,西方一些有识之士开始逐步认识到东方文化的价值内涵。因此“弘扬东方文化和开展东西文化 对话已成为翻译工作者义不容辞的任务”（王宁,2000:13）。文化转型期的翻译,相对于 文化稳定期,最大的差异就是文化转型期的翻译更注重文化阐释,以满足人类的文化交流的需要。 因此,在文化多元化的时代,翻译更应该体现出其文化交流功能,但这种交流必须建立在平等对话的基础之上。在过去几十年中,互则文化交流的最明显特征:更弱势文化对强势文化的引进和输人形成了文化上的“逆差”。以我国 为例,把外国文化介绍到中国无论从数量上还是质量上来说远远胜过把中国文化介绍到外国,其道 理很简单,也就是我们对酉方的了解超过西方对中国的了解。中国在西方人眼里还是一个十分神秘 的宇眼。要打破这种局面,翻译界必须把握东方文化崛起和文化多元化这个契机,吸收外国先进文 化为己所用,并把中国文化推向西方世界,从而完全打破西方中心主义的神话,使世界真正进人一个文化多元共生、平等交流的时代。三、文化转型与翻译策略的定位 近20年以来,中国翻译界已把翻译看作是一种跨文化交际行为。翻译已不仅仅是语言之间的转换, 更重要的是文化之间的转换,这一点巳达成共识。但长久以来一直争论的焦点是如何处理翻译中的 文化因素问题。翻译究竟是应该以源语文化为归宿还是以目的语文化为归宿?是“异化”还是“归 化’好?韦努蒂（Venuti）和奈达（Nida）是这两派的代表人物,这两派似乎都有自己 的道理,因此也有人认为这两种方法并不互相矛盾,而是互为补充。所以对于文化翻译的策略一直是翻译理论界感到困惑的问题,其根本原因是没有把这两种方法置于特定的历史和文化环境中去考察。在文化转型期,是“归化”好,还是“异化”好?提倡“归化”理由不外乎两条:其一,归化可以保 持本族语的纯洁性,抵制外来文化的人侵;其二,可以消除目的语读者对源语文化的理解困难。如果这种策略运用到文化全球化和文化多元化的时代,显然是不合时宜了。首先,归化造成了文化阻隔,尤其是在文化转型期,这种策略具有典型的文化霸权主义和民族中心主 义倾向。文化霸权主义通过所谓的归化篡改弱势文化,对弱势文化的精华,要么只宇不提,要么蜡 蜒点水一笔带过,对弱势文化的垃圾却大做文章。例如英国在印度殖民时期,东印度公司的翻译通 过归化、丑化本上文化,篡改印度历史,掩盖殖民冲突,召唤殖民文化。殖民者还认为“土著民之 诚不足以信,雇佣他们做翻译是极其危险的事”（许宝强、袁伟,2001:125-44）。民 族中心主义通过归化抬高本土文化的地位,认为本土文化优于异域文化,其结果是既阻碍了优秀异 域文化的引人和移植,又阻碍了本土文化向异域的传播。特别是弱势文化夜郎自大,只会延缓本土 文化的发展和更新,使本土文化永远处于世界文化的边缘。提倡归化的译者通常披着“通顺”的面 纱攻击异化,指责异化的译文生硬难懂。在20世纪30年代,鲁迅先生与“新月派”之间就所谓 的“硬译”展开的论战,鲁迅以一种激进的态度,在《鲁迅全集》第10卷的（译文序跋集》,表 明了翻译必须贴近原文的立场。硬译本是梁实秋强加给鲁迅翻译的一个否定性的判断,它的潜台词 是“死译”。而硬译的功能,正如翟秋白在给鲁迅的信中所强调的,除了介绍“其内容给中国读者 之外。还有创造新的现代言语的功能”。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鲁迅、霍秋白的立场与福柯所说的“ 主体”与“他者”的“聚台”论不谋而合。如今重新阅读他的翻译论,令人惊讶的是发现里面竟隐 藏着如此丰富的理论资源。历史发展到今天终于证明了他们当时的立场是正确的,翟秋白在给鲁迅 的信中说:“中国的文或话,法子实在太不精密了,换一句话,话是脑筋,有些糊涂。要医这病, 我以为只好吃一点苦,装进异样的句法去,古的、外省或外府的,外国的,后来便可以据为己有。 ”（《鲁迅全集》第371页）倘若没有当年的那场激烈的论战,“子曰诗云”之类的语言何以进 行今天科学论文的写作。所以,在新一轮文化转型到来之际重新反思过去,对于采取何种翻译策略 应该有所启示。有人认为异化不可以消除译文读者对源语文化理解上的困难。这种理论第一忽视了文化的兼容性;第二,把归化作为翻译中解决文化缺省（culddefaul）的惟一手段。例如:“Whehere is smoke he。is i。”中文读者是见过“nre”和“slxolce”的,这种具有文化兼容性的成语,又何必译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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