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江淮大地的老家”，这是我一部长篇小说的题目，拿来做这篇文章的名字，我觉得也是满贴合 的。我１９５７年１０月出生于安徽珠城蚌埠的淮委医院。听上一辈人讲，解放初期，安徽分成几 大片，皖北的行政中心就在蚌埠。５０年代中后期，皖北行政片分成宿县、滁县等几个地区，我们 全家到了皖东北的宿县地区（现宿州市），对我父母来说，他们这是回到家乡了，因为我父亲的老 家在泗洪县梅花乡（泗洪县现归江苏），我母亲的老家在泗县山头镇，泗县及泗洪均为古泗州地， 上世纪５０年代至７０年代的宿县地区（包括现已划走的五河县、固镇县、濉溪县等），历史上为 著名战场，兵家必争，由陈胜吴广而刘邦项羽而淮海战役，总有惊世骇俗、撼天动地之举。我在淮 北平原的宿县读完了小学、初中及高中。小学和初中时的学习成绩，似乎总还是好的，上世纪９０ 年代初中同学聚会宿县，我们小学和初中的算术（数学）老师段续彬回忆当时同学的成绩时，对我 的总结是，“９５分都是要重考的”。虽然如此，我后来并没有成为一个好学生，其实那时候也已 经不是一个好学生了，象所有的男孩子那样，我非常调皮，冬天到河里滑冰，夏天到河里游泳，偷 学校的篮球，和同学打架，偷公园的桃子，挖林场的果树，翻墙头看电影被人家逮住，再爬窗户逃 跑，潜入盖楼的建筑工地，把建筑工人刚在木条里布好的电线扯出来，卷成卷，藏在裤腰里逸出， 到街头废品收购站卖掉买东西吃或买香烟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的作者吸。６０年代末及７０年代的“ 文化大革命”，似乎更放纵了我的这种天性，那时候我逃学是非常正常的，逃学去做什么呢？一是 去县图书馆看报读杂志，小说、散文、诗歌、曲艺，最上瘾的，是听几个成年人军事迷谈论苏联的 “獾式轰炸机”；二是城里城外四处晃荡，大街小巷跑遍，坐在小巷水井边的象棋摊子边看人下象 棋，一坐就是半天；三是跟一位市井人家的男同学下乡钓黄鳝，钓黄鳝总是要下乡的，我们俩会一 天接一天地跑乡下，裤头背心黄球鞋，顶着骄阳，穿行于村庄、河渠、池塘、稻田之间，浑身晒得 黢黑，我记得有一阵子我们家的黄鳝、泥鳅（有时候还有老鳖）吃不完到处送人，要是家中来客人 的话，这些都是必上的菜。最辉煌的是一次下乡午收住在偏僻的村子里，我们几位同学去附近的村 庄钓黄鳝，我钓上来一条罕见的大黄鳝，拿到村庄驻地，引起全体男女同学的惊呼，那时自己的虚 荣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初三的最后一个学期，我迷上了曲艺创作，因为当时是戏剧、曲艺当道的 时代，各种数来宝、三句半、快板书等等泛滥成灾，我就和几个喜欢文艺的同学开始创作这些样式 的文艺作品。上了高中以后，当时叫做“复课闹革命”，我们渐渐又回到了学校，我也开始给已经 复刊的省里或者全国性的一些文学杂志投稿，象《安徽文艺》、《江淮文艺》、《解放军文艺》、 上海的《朝霞》等，都投过稿，当时各家编辑部是来稿必复的，但我亦是一篇未中。高中的最后一 年我们是实习，分为文、理、医护班，文班下乡搞农业学大寨，理班学开拖拉机，医护班进医院学 当护士。我喜欢文学，自然报名文班，于是就寒冬腊月由两位语文老师（窦老师、王老师）带队， 大队人马开赴宿县永安大队，吃住在村里，和社员一起开沟挖塘，并且宣讲农业学大寨材料，晚上 大家则加班加点写稿子，自编自刻自印，出油印小报。在这２０世纪９０年代的作者些活动中，亦 有两点引我骄傲，并且至今不忘一是我负责了油印小报的“好人好事专版”，二是当年正在长身体 ，特别能吃，并创下了一顿吃６个大馍的最高纪录。１９７６年春我高中毕业，旋即报名上山下乡 并于当年２月初赴安徽省灵璧县向阳公社大西大队大西生产队插队落户与有些同学的想法不太一样 ，我当时完全不排斥上山下乡，非但不排斥、反感，态度还十分积极，极愿意离开家庭父母，到广 阔的天地里去，投入火热的生活，独立自主，长大成人。因为有这种思想所以到大西生产队的第二 天，我就积极要求到挖河的工地上去抬筐，其实我觉得这对当时任何一个抱有朴实信念的高中生来 说都是很自然就会有的想法。在工地上干了两个星期，和村里的人就都熟悉了，回到村子里，我和 一位固镇来的知青孟庆红搭伙吃饭，粮食什么的也都是在一起的。我们那个知青小组里，已经没有 几个人了，但我还是喜欢农村，喜欢干农活，也喜欢叫太阳把自己晒得很黑，每天穿个裤头，赤着 脚，白天干活，晚上在队长西金美家的防震庵子里点煤油灯写诗，春天在地里耩麦子的时候也写， 用我母亲做账用的会计纸（没有稿纸）。耩麦一般都是三个人，一个人牵牛，一个人扶耩子，一个 人倒麦，三个人轮流换角色。轮到我倒麦的时候，倒过麦，牛和耩子往地里去了。淮北平原生产队 的田地有的是非常宽远的，甚至都有望不见边的那种田地，牛和耩子在春风和阳光下走远了，我就 坐在风暖日丽的田头写短诗，白天写好了，晚上在防震庵子里把它们修改誊抄出来，再一卷一卷地 寄给各家文学杂志。这样到了１９７８年，我的第一组诗终于在《安徽文学》发表了，当年《安徽 文学》的两位诗歌编辑是刘祖慈老师和贺羡泉老师，两位老师分别给我来了信，一是修改留用，二 是鼓励鞭策。那组诗叫《田野散歌》，发表在１９７８年《安徽文学》第四期上，作者姓名前还缀 上了“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几个字，那应该叫处女作了吧。其时已经恢复高考，我正在宿县复习迎 考，我记得１９７８年是“文化大革命”后恢复稿酬制度的第一年，编辑部给我汇了２０元钱来， 那种激动是无法言说的，而且那时的２０块钱也不是个小数目，于是当即将这笔稿酬分为数份，分 赠父母、姐姐及母亲最好的同学兼朋友，又请同学和朋友吃了一顿。这一组诗，后来亦被收入了安 徽的一些文学选集里。是年秋，我考上了安徽大学的中文系，１０月份到校读书，在大学里，我就 更不是一个好学生了。入校伊始，我就给自己定下了４年的学习目标，那还是古人说的，读万卷书 ，行万里路。读万卷书，在当时百废待兴的文化荒烟中，大学里的藏书，已经是学子最大的精神财 富了，我自然不肯放过，于是拚命读书，并为此而割弃了耗时费力又没有语言环境的外语，我写了 一封信给外语老师，从此不上外语课，不考外语试，余下来的时间，当然地就分配给了读各类文学 书籍；行万里路呢，就是利用每一个寒暑假的时间外出旅行、采风。第一次，冒充报社作者去了忠 庙、姥山和银屏山区，宿于农家，攀于峰顶。第二次，从安徽省作协开了介绍信采集民歌去了大别 山，一人独行，上青枫岭，翻白马２００１年夏在河西走廊尖，夜宿崖底也是有的，当时社会还搞 阶级斗争，在胡家河我被山里一帮民兵追了几个山头，最后还是以礼相待了。第三次，走长江看母 亲河，由芜湖安师大中学同学那里启程，沿长江南岸步行，过当涂，至采石矶，再到马鞍山。第四 次，携人民币２００元，一路逃票、扒火车、上军车、搭便车，独行大西北，由宿县至郑州、西安 、兰州、西宁、柴达木盆地、冷湖、西部石油探区、阿尔泰山、敦煌、柳园、银川、呼和浩特、北 京，返程车票买好后，又买了一条喇叭裤，才把２００元花完。大学４年仍然写许多不成熟的东西 ，诗也在全国各地的刊物，零零星星地四处发表。成绩最好的一次，是成为《安徽文学》主办的“ 全国新诗三十家”之一，又有一组西行的组诗９首发表，也很能鼓起我的信心来。１９８２年，大 学毕业到宿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做秘书，这一时期开始写小说，第一篇小说也是以大西北为题材的 ，题目叫《库库诺尔》。１９８３年６月写好之后，６月底就寄去了《人民文学》，那时候的《人 民文学》，刚由王蒙担纲主编，在中国文坛上的地位无刊能比。我当然也是抱着这种崇仰的心情投 稿的，没想到寄出后不到１０天的７月９号，《人民文学》就有一位老师赵国青的信来，说短篇小 说《库库诺尔》，编辑部及王蒙同志都已传看，决定留用，会尽快发表的。这是我的第一篇小说， 它在当年第１１期的《人民文学》上发了出来，并被收入了《＜人民文学＞创刊三十五周年短篇小 说选》等选集中在这种情况下，我更加无心在市政府办公室长远工作下去，后来经过数番努力、争 取，终于在别人不可理解的目光中调到了宿州市文联搞起了专业创作，并且创办、主编了《宿州文 学》。那些年仍然不断地在各地刊物发表小说、散文、诗歌作品只是有影响的并不多，短篇小说《 黄色公告》算是个例外。１９８年，我由宿州市文联调至合肥市文联袁秀君先生主编的《希望杂志 社工作，做编辑，从此就远离了淮北，但我对淮北大平原的感情，却是永难割舍的，并且日甚一日 。所谓“淮北”，顾名思义，就是淮河以北。因为淮河及其他许多河流（包括现在已经消失的河流 ，例如泗水、汴水等）的冲积，淮北成了土地肥沃的平原，即淮北平原；假如它再与河南、山东、 江苏的一些地方连系起来，在自然地理的意义上，它又成了大平原，叫黄淮平原这也许就是地理的 最简单、也是最基本而又准确有效的组合方式。于是每一个人，就都被涵盖在这种大同小异的组合 之中了我觉得，这正是生命（和其他）发展的全部奥秘……当然，淮北又是独到的；就象另外一个 人体会他自己的地域一样，没有在淮北长期生活的经验，是不可能细微地体验或占有它的独特的。 淮河是一条深奥的河，它同秦岭等连接起来，就成为我国南北地理的一条分界线了。所谓分界线， 并非无力亲受的人所理解的那样，是地理学为了方便而大致匡定的一条试题答案，它有着非常实际 的意义，那就是当我们由南而北跨越淮河时，我们马上就进入了北方———温度的差别和（因地理 因素而形成的）俚俗的差别，立刻就会提示我们的身体和感觉，非常明显，泾渭分明。到合肥后， 起始租住于合肥四里河，后又租住于杏花村，一边做编辑，一边搞创作，１９８８年写了中篇小说 《焚烧的春天》并头题发表于１９８９年３期的《上海文学》。那时《上海文学》主持工作的是常务副主编周介人先生，周介人先生既有上海人做事的精明，又有文化人的思想蕴涵，还有文学评论家的对文学现象的敏锐，所以他主持《上海文学》的那些年，《上海文学》在文学界有了相当的威望；而我的责任编辑，最初是吴泽蕴，后来就一直是卫竹兰了。我那一阶段写得多，发表得也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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