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道元年(683年)十二月，久患疾病的唐高宗撒手人寰，留下遗诏，嘱附后事，要求“军国大事 有不决者，兼取天后进止”。这份遗诏成为武则天临朝称制的一个重要法律凭证，客观上推动了武 周革命，以周代唐。但细读史书，笔者对遗诏的真实面目的迷惑越来越大，进而认为对遗诏的产生 真相及其与高宗之死前后政局的关系有必要给予更多关注。一大凡古代帝王之死，即有遗诏发布。 名为遗诏，实际多为臣僚秉意撰写，是地道的官样文章。但它依然是历史时代的产物，亦能曲折、 隐晦的反映历史的真相，是史学研究的重要资料。宋人宋敏求编《唐大诏令集》收取了唐代十余篇 皇帝遗诏和太上皇遗诏，其中“大帝遗诏”即高宗遗诏，犹应引起注意。现摘录其文如下：……往 属先圣初崩，遂以哀毁染病，久婴风瘵，即与年侵。近者以来，突焉大渐。……皇太子哲，握衷履 己，敦敏徇齐，早著天人之范，夙表皇帝之器。……天下至大，宗社至重，孰契承祧，不可暂旷， 皇太子可于柩前即皇帝位，其服纪轻重，宜依汉制。军国大事有不决者，兼取天后进止。……①诸 史书记载高宗之死前后几日情况，《通鉴》最详，弘道元年(683年)载：十二月，丁巳，改元 ，赦天下。上欲御则天楼宣赦，气逆不能乘马，乃召百姓入殿前宣之。是夜，召裴炎入，受遗诏辅 政，上崩于贞观楼。遗诏太子柩前即位，军国大事有不决者，兼取天后进止，废万泉、芳桂、奉天 等宫。庚申，裴炎奏太子未即位，未应宣赦，有要速处分，望天后令于中书、门下施行。甲子，中 宗即位，尊天后为皇太后，政事咸取决焉，太后以泽州刺史韩王元嘉等，地尊望崇，恐其为弯，并 加三公等官以慰其心。②综合对比二者，稍作思考，就会产生疑问：遗诏明言“军国大事有不决者 ，兼取天后进止”，是否真正代表高宗遗愿?在整个事件中，裴炎的活动尤为引人注意，但为何高 宗只授命他一位受遗诏辅政大臣，这在历代是十分罕见的，高宗生前对他是否如此信任、倚重?此 外，遗诏叙高宗之病，“往属先圣初崩，遂以哀毁染病”，与实际情况不符。高宗长期患病，始于 显庆五年(660年)十月，距太宗死已有十一年之外。③可见，由此可见，高宗遗诏本身的真实 性应受到质疑，还需要先对它产生的背景即高宗朝尤其是高宗晚年的政局进行考察。二高宗朝政治 ，自永徽六年(655年)立武则天为皇后之后，总的说来经历了一个武后由参政到主政的过程， 这一过程也是高宗皇权逐渐丧失的过程。永徽六年，高宗不顾长孙无忌等元老大臣的反对，废王立 武，武则天能得高宗如此宠爱，除了他“美容止”④，“狐媚偏能惑主”⑤，更重要的是她“素多 智计，兼涉文史”⑥，在高宗摆脱长孙无忌集团的控制中成为高宗在政治上的“可靠而得力的帮手 ”。⑦武则天在高宗许可下，开始参与朝政，随着在宫延斗争以及与长孙无忌集团斗争的步步胜利 ，她的权力逐渐膨胀起来，野心也在随之增长，威胁到高宗的皇权：初，武后能屈身忍辱，奉顺上 意，故上排群议而立之；及得志，专作威福，上欲有所为，动为后所制，上不胜其忿。⑧于是有麟 德元年(664年)高宗与宰相上官仪谋废武后一事。事不成，上官仪反被诬与废太子陈王忠谋逆 ，引来杀身之祸。⑨此事对政局发生重大影响：自是上每视事，则后垂廉于后，政无大小，皆与闻 之。天下大权，悉归中宫。黜陟、杀生，决于其口，天子拱手而已，中外谓之“二圣”。⑩在“二圣”格局下，武后主政，高宗皇权旁落，对此黄永年先生甚至以为高宗“已和玄武门之变后的高祖一样，成为尸位素餐甚至高等囚犯式的人物”。B11 但他毕竟还是大唐的皇帝，恐不至于沦落到如此地步。只能说他权力有限，而武则天又确实能较好的 处理朝政，又加之自身性格的软弱和身体由于长期患病带来的虚弱，对武则天主持朝政采取了配合 、听任态度。当然，这其中带有很大的无可奈何的被迫因素，高宗与武则天之间依旧有矛盾和斗争 。但二人的矛盾与斗争已不多再是因权力的分配或政见的差异而产生，而主要是围绕着帝位传承、 李唐社稷存续而展开，具体说，就是以皇太子的废立、地位的巩固为中心展开的。显庆元年(65 6年)高宗的第一位太子陈王忠被废，武后的长子，三岁的李弘被立为新的太子。高宗几乎一开始 就对太子弘抱有厚望，不顾其年幼，多次让他监国。随着年龄的增大，弘“仁孝谦恭，上甚爱之； 礼接士大夫，中外属心”（１２），也没有辜负高宗的期望。又娶右卫将军裴居道之女为妃，裴氏 甚有妇礼，高宗很满意，说：“东宫内政，吾无忧矣”，（１３）考虑到自己久患疾病且大权旁落 ，有禅位太子的打算。（１４）而李弘在武后面前也并非逆来顺受，“天后方逞其志，太子奏请， 数迕旨，由是失爱”，（１５）母子矛盾无法化解，谙熟权力斗争的武则天对此是不会熟视无睹的 。骨肉相残似乎已是不可避免的结局。上元二年(675年)二月，太子弘猝死于洛阳合壁宫。欧 阳修断定为武则天所鸩杀，（１６）司马光则谨慎些，但云：“时人以为天后所鸩”。（１７）史 学界还存有李弘本因久患痨病而亡一说，但最新的考古材料证明李弘更应是非命而亡，（１８）《 新唐书》更为可信。自己寄予厚望的太子突然死亡，高宗甚是悲痛。几个月后竟心灰意冷的提出要 “逊位”给武则天。（１９）对此，宰相郝处俊谏阻：昔魏文著令，身崩后尚不许皇后临朝，今陛 下奈何遂欲躬自传位于天后。况天下者，高祖、太宗二圣之天下，非陛下之天下也。陛下正合谨守 宗庙，传之子孙，诚不可持国与人，有私于后族。（２０）处俊之言，可谓切中要害，高宗随即收 回成命。（２１）实际上，如何“谨守宗庙，传之子孙”，而不是“以高祖、太宗之天下”，不传 之子孙而委之天后，成为高宗晚年苦心焦虑的事情。那种以为高宗只是昏君，完全听任武则天摆布 的看法是不妥的。李弘死后不到两个月，武后第二子、22岁的李贤被立为新太子。贤小时“容止 端雅，深为高宗所嗟赏”。立为太子后，“寻令监国，贤处事明审，为时论所称”，高宗也不失时 机的夸奖他，说“家国之寄，深副所怀”。（２２）想以此来巩固他的地位。李贤也开始在朝野搜 罗人才，营植势力：贤又招集当时学者太子左庶子张大安、冼马刘讷言、洛州司户格希元、学士许 叔牙、成玄一、史藏诸、周宝宁等，注范晔《后汉书》，表上之，赐物三百段，仍以其书付秘阁。 B23延引文人学士注书立说，本为政治斗争中的传统手段，李贤之举，一如其祖父唐太宗当 年为秦王时搜罗的十八学士设文学馆，且注《后汉书》也有借题发挥、以古讽今之意，因为东汉以 外戚干政而备受后代非议。对此，武则天同样不能容忍，先是让心腹集团北门学士作《少阳正范》 、《孝子传》给太子读，试图训诫控制。武后本人又“数作书，稍让之”。B24永隆元年( 680年)，武则天指使人告发李贤谋反，虽然最后的证据并不充足，李贤还是被以谋反的罪名废 为庶人，幽禁于皇宫。（２５）高宗并不相信李贤会谋反，“上素爱太子子，迟回欲宥之”，试图 营救，但武则天不作丝毫让步，质问高宗：“为人子怀逆谋，天地所不容；大义灭亲，何可赦也” !（２６）高宗实在是无能为力。李唐社稷确实处于危险境地，朝中大臣已明显感觉到了。天耀元 年(681年)，刘仁轨陪同高宗观看新落成的镜殿，仁轨惊趋下殿，上问其故，对曰：“天无二 日，地无二王，适视四壁有数天子，不祥孰甚焉!”上遽令剔去。B27刘仁轨的话显然是借 题发挥，别有所指，高宗对此也是心领神会。可见，晚年的高宗对局势的认识还是较为清醒的，没 有放弃对“谨守宗庙，传之子孙”的努力。永淳元年(682年)，高宗固执地立太子李显不满周 岁的长子重照为皇太孙，并要为其开馆置馆属B28，实质就是为稳固太子地位。总之，高宗 晚年虽皇权失制，受制于武后，但在帝位传承，社稷存续上，态度是坚决的；对极可能出现的“以 高祖、太宗之天下，不传之子孙而委之天后”的形势的认识是清醒的；处心积虑要做的事就是“谨 守宗庙，传之子孙”；对武则天是有所戒备的。遗诏中明言“军国大事有不决者，兼取天后进止” ，这肯定是和他的思想背道而驰的。对于唯一的顾命大臣裴炎，他在高宗晚年政局中的地位和作用 ，也须作一番分析。永隆元年(680)四月，裴炎成为宰相，B29此前他的宦绩并无特别 之处。B30同年八月即有李贤谋反案，裴炎与宰相薛元超、御使大夫高智周同受命审理，认 定李贤谋逆罪成立。如前议，李贤谋反案，为武则天蓄意制造的冤案，因此主审大臣人选的组成， 是武则天精心安排的。其中薛元超历来就依附讨好于武后；B31高智周成为主审大臣，显然 只是由于他时任御使大夫的缘故，且在审理中“无所异同，固表去位，高宗美其概，授右散骑常待 ”B32，不愿加入制造怨案的行列，但迫于武后的压力，只能以辞职作消极反抗。裴炎依附 武后，因此案更获信任，第二年，由黄门侍郎升为侍中，与薛元超同获升迁。B33到高宗死 之时他已连续任相达四年之外，这在宰相更迭频繁的高、武时期是不多见的。高宗不能救太子与冤 狱，只得以称赞高智周来表示自己的不满，除加深对武后的怨恨外，对参与制造怨案的人是不会有 好感的，自然对裴炎是不会有特别的信任。由此而言，高宗临终前独召裴炎入宫也不是他的意愿。 综合以上二者，不难得出结论：遗诏与高宗本人的一贯思想是不符的。遗诏或是在受到逼迫下按武 则天的意愿而写出的，或有所篡改，也不排除完全伪造的可能。三在高宗晚年，武则天虽大权在握 ，但高宗死后如何继续控制朝政，是需要仔细考虑的事情。制度本身唯一允许皇太后参与朝政的情 况是：当新皇帝年幼无知时，太后才有可能垂廉于后，听决朝政。但此时太子李显已有28岁，虽 未获贤能之名，但也无特别不合礼法之举。因此，武则天需要其他理由。而高宗遗诏恰好地给她提 供了一个机会。武则天要在遗诏上做手脚，先是隔绝高宗与外界的联系，“上自奉天宫疾甚，宰相 不得见”。B34但她不可能一手遮天，需考虑外朝的意见，把事情做得更合理些，同时又更隐蔽，所以让多年依附于己的裴炎入宫，同谋此事。裴炎成为唯一的顾命大臣，也获益不少，可以说，二人是相互配合、相互利用，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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