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处长江荆江南岸的湖北公安县,地广土肥,河湖交错,晚明著名文学革新派——“
公安派”领袖袁宗道、
袁宏道、袁中道(时称“三袁”)就出生于此。 作为晚明文坛反复古运动领袖的三袁兄弟,他们的理论与创作,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代表的“公安派”,又是体现一个时代先进的文学流派。 正值草长莺飞之际,我怀着对先贤的景仰之情,在“公安派文学”专家、《三袁传》作者李寿和兄的陪同下,前往三袁故里考察了一番。“三袁”其人其文 在寿和兄的寓所,我听他如数家珍地介绍了一番“三袁”的生平及事迹。“三袁”对中国文学的重要贡献之一,是他们在文学理论上的创见和革新,这些已为文学界所公认。 明中叶以后,以李梦阳、何景明及李攀龙、王世贞等人为代表的前后“七予”,长期统治文坛。他们 主张“文必秦汉”、“诗必盛唐”,认为文学发展一代不如一代,说什么文自西汉、诗自盛唐以下 ,都无足观。甚至发展到“物不古不灵,人不古不名。文不古不行,诗不古7:成”的地步。其流 弊则是剽窃蹈袭成风,毫无生气。面对这一倒÷呈逆流,以王慎中、唐顺之等人为代表的嘉靖间“ 唐宋“三袁”故里觅踪派”,以及稍后的徐文长等进步作家,都曾揭露过文坛上的严重弊端,反对 前后“七子”的文学主张。但是,这些人或因带上浓厚的道学家色彩,或因理论不够系统,终未能动摇“七子”在文坛上的统治地位。到了明万历年间,中国封建社会土壤里开始孕育和发展资本主义的萌芽,叛离封建正统、反对假道学 的思想逐渐形成潮流。“三袁”正是生长在这样的时代,他们继承了同时代年岁较长的进步思想家 、文学家李贽的“童心说”,创造了“性灵说”,向“七子”派的文学理论及其作品猛烈开火。在 与“七子”的较量中,三兄弟紧密配合:长于论文的宗道,在《论文》(上下)中系统地阐述了散 文发展的历史以及改革的必然趋势,批判了“七子”字比句拟的复古倒退;善于论诗的宏道,在《 叙小修诗》中首次提出“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文学主张,成为“三袁”文学革新的旗帜。在《 叙竹林集》、《雪涛阁集序》及大量的信札中,他反复论述诗文改革,抨击“七子”的错误主张; 中道的文学主张不仅基本上与两个哥哥相同,还纠正了长兄宏道某些矫枉过正之处,这些主张集中反映在他的《宋元诗序》,《中郎先生全集序》等文章中。在这场论战中,除三兄弟外,以“三袁”为核心,还逐步形成了一个进步文学流派——“公安派”,而袁宏道则被公认为是这个流派的主帅。 由于“公安派”的影响,“学者多舍王(世贞)、李(攀龙)而从之,目为‘公安体”’。后“七子 ”首领之一的王世贞,到了晚年,文风也开始转变。至此,前后“七子”统治文坛达百年之久的局面,终为以“三袁”为核心的“公安派”所冲破。在积极倡导文学革新的同时,“三袁”还写了不少忧国忧民、清新流畅的诗文,其中影响最大的当推 山水游记。三兄弟几乎游遍了祖国的名山大川,考察了许多文物胜迹。他们对风光景物,既独具慧眼,又能妙笔生花,行文自然流畅,别具风格。如宗道的《上方一119—江汉寻梦山四记》、《西山五记》,宏道的《虎丘记》、《晚游六桥待月记》、《飞来峰 》、《满井游记》,中道的《西山十记》等,均为山水游记的精品。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 人们对“三袁”的散文越来越重视。特别是袁宏道的作品,“文字清新活泼,思想敏捷锐利,充满 生活的情趣”,被列为中国“十大散文家”之列。寿和兄一番深入浅出的介绍,使我大长见识,也进一步增加了对三位先贤的仰慕之情。柳浪湖遗址公安县城阱湖堤西南郊为袁宏道归隐公安时的住处。寿和兄告诉我,公元1600年(明万历二十八 年)宏道弃官还乡后,在此买得洼地300亩,“络以重堤,种柳万株,号日柳浪”。还建造柳浪 馆,有楼、台、亭、榭,湖中植菱栽藕,喂养游鱼。宏道在此荟集文人雅士,读书吟诗,参禅悟道,闲游山水达6年之久。后代骚人墨客常慕名来此赋诗抒怀,如清代文人侯家光的《柳浪怀古》诗就形象地描述出柳浪湖的变 迁:“柳浪湖上柳如烟,柳浪湖下浪接天。……岂知浩渺烟波里,当年会此住袁公。……伯修小修 (宗道、中道之字)擅文词,中郎(宏道)更是开天平。……三百年来景物非,人去亭空水四围。 ……东风吹浪碧参差,画栋雕粱成萧索。惟有三更湖上月,曾照先生贮诗瓢。”柳浪湖因宏道的声名和本身的风光,以“柳浪含烟”列入“公安八景”。沧桑巨变,400多年后的今天,柳浪湖的柳林和亭台楼榭已无处寻觅。听说,当地有识之士呼吁拟在此处重建“柳浪书院”,但愿早成事实。“袁中郎故里”碑 经过几百年的动乱,有关“三袁”的遗物多已散失,“袁中郎故里”碑系寥寥仅存者之一。此碑高2 00公分,宽55公分,厚20公分。碑正中镌刻着“袁中郎故里”5个庄重、古朴的大字,右上 刻有一120—“三袁”故里觅踪“嘉庆元年十月重立”,左下是“前明万历乙卯秋九月荆郡立” 。“乙卯”即公元1615年(万历四十三年)、袁宏道逝世5周年。据袁中道《游居柿录》乙卯 年记事:中秋前某日,“郡太守吴公立一石碑于中郎宅前,日‘袁中郎故里,苏云浦书”’。苏云 浦,即江陵进士、曾任监察御史的苏惟霖。云浦与宏道交往甚深,宏道殁后,云浦择宏道次子岳年为婿,又聘宏道长女为侄媳。这块古碑一直被里人视为珍宝,先立于柳浪馆袁宏道故居前,后移至古城隍庙侧。到了20世纪80 年代,此碑重立于阱湖堤油江河东岸常青树丛中。没有几年,油江河旁埋下水道,此碑在迁移中竟 被一些人折成两截后扔在县文化局院内的角落里。县一中校长谢为政某日偶见此残碑,一番扼腕后 即与几位教师将这块重达千斤的残碑运至该校花园里。花园的花匠告诉我:谢校长非常珍惜这块石碑,计划在校内修建“三袁”纪念馆,将此碑重立于馆内。可敬的谢校长!《袁公圹志》在县博物馆的陈列室里,有一件出自400年前的珍品——《明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院侍读袁公圹志 》。寿和兄介绍,这是本县1989年文物普查时在宗道(伯修)、中道(小修)并葬墓地附近一 块庄稼地里发现的。。《圹志》分两块,砖刻,各70公分见方,厚约3公分。一块刻题目,一块 为正文,约有千字。渎大部分清晰可辨的文字可知:《圹志》立于“万历壬寅十月朔”(即万历三十年,公元1602年十月初一日),主持人为黄辉。“黄辉何许人也?”我问寿和兄。 “黄辉,字平倩,号慎轩,‘公安派’作家之一,万历十七年进士,与宗道同为翰林院侍讲,也是其 挚友之一。中道在《石浦先生传》中曾说:‘先生(宗道)与同学友黄公辉交若兄弟。先生死,黄公哭一121—江汉寻梦之悲恸。’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宗道在北京卒后,丧事全由黄辉主持。” 黄辉在《圹志》中说:“伯子(宗道)逝时,值二弟归里,独余在,经其纪事。”可见黄与宗道交谊之深。 黄为何题主《圹志》,《圹志》说得十分清楚:“及余西归到玉泉后,值伯口期,仲(宏道)来谓余 日:‘弟妇初春梦伯如束装者,谓大人日:‘若黄平倩不至,儿不行。’大人泣谓太史去此不远,仲可往请。以今事验。”’中道在《游居柿录》卷之五中有一段记述正好与黄之说相互印证:“壬寅八月中,将谋归伯修之榇于 先垅,中郎忽梦见伯修归见大人云:‘儿非黄慎轩来送我,必不行。’觉而谓余日:‘予夜梦如此 ,但慎轩方侍东宫讲读,那得至此?’不数日,得平倩请告消息,又不一月,而慎轩至玉泉,以字来,去葬期仅十余日,中郎迎之玉泉归,其题主墓志,皆属慎轩。”“《圹志》的发现,有何意义呢?”我继续求教寿和兄。 “《圹志》成于公安,宏道、中道兄弟当过目,是十分可信的。其内容包罗宗道‘官阅世系’,十分 丰富,至少解决了四大疑难:一是新增了宗道的‘字’。以往。我们仅知宗道系名,字伯修,号石 浦。一号玉蟠,而《圹志》却告诉我们:‘名宗道,字伯修,一字无修’;二是弄清了宗道的卒期 。过去我们对宗道的卒期一直停留在‘庚子秋’、‘庚子九月’两说上,《圹志》却记载:‘(宗 道)庚子升右春坊右庶子兼官同。以是年九月入直遇寒,遂病泻。庚子十一月初四日卒于卯。’据 此,可以断定:宗道系‘庚子(即万历二十八年,公元1600年)十一月初四卒’;三是澄清了 三袁之母的卒年。对母亲龚太孺人的卒年,三袁兄弟的叙述自相矛盾。宗道在《祭龚鸿胪吉亭母舅 文》说:‘当不肖兄弟哭吾母时,宗道年十五,二弟才七岁,三弟五岁。’中道在《祭李母呙太孺 人文》中称:‘不肖年六岁失慈母。’而《中郎先生行状》中却说:‘(宏道)8岁,龚太孺人即 逝。’三说不一。一122—“三袁”故里觅踪令人困惑。现在,《圹志》澄清了这一问题:‘( 宗道)年十三入乡校……母龚氏……先生入乡校之二年而卒。’这就是说:龚氏卒时,宗道14岁 ,宏道6岁,中道4岁,时万历元年(公元1573年);四是发现了宗道两个儿子的名字。过去 我们仅知宗道有两子一女,长子名曾,次子名登。《圹志》载:‘(宗道)子二,长日应泰,次子应徽……’。据此,可推定:应泰、应徽是二子的名,曾、登是二子的字或号了。”桂花台在寿和兄陪同下,我们驱车出阱湖堤后,在坦荡的沙(市)澧(县)公路上向西南行驶30多公里,又沿乡村泥泞小道步行半个多小时,便到达孟溪镇孟溪村(旧名长安里长安村)。 起伏的岗地上有一座高约5米、宽约6米的土台,相传三袁的祖父大化为观赏景致和夏日纳凉,特在 后花园筑此土台,并于台边栽一桂花树,因名桂花台。三袁兄弟均出生于此。后来因宏道、中道在 吏部任过郎中(民间称“天官”),乡人有“一母三进士,南北两天官”之说,桂花台也因名“天 官府”。台右塘堰称“摆堰”,相传三袁之母龚氏田间归来,每在此洗脚,故名。又传龚氏洗脚时,常将镰刀顺手放在堰旁一小土包上,土包因名“放镰台”。桂花台东南不远绿荫丛中有一小土丘,称荷叶山,曾建有“荷叶山房”,为三袁少时读书处。土丘下 是一片水草繁茂的淤泥塘(旧称乌泥湖)。由此西去二三里,旧有一大古刹日义堂寺,如今寺虽毁而寺前形如巨伞、数里外可见的古银杏尚存。东去二三里,有一可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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