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惯例 作为惯例,欧美学者历来只把外语译成母语。例如,成员多达6500人的英语语言学会规定,只有 母语为英语的人才有资格批改英文试卷。人们不难看出这一规定的内在逻辑。又如,汉学家只做外 语译母语的工作,反之则不为。这类例子不胜枚举,笔者无需赘述。也有母语为中文而从事中译英 者,但他们的译文最后需要母语为英语的人做整理加工。在中国,有母语分别为中文与英语者联袂进行中译英的,杨宪益夫妇便是一例。这种合作可以避免对原文的误解,同时把好译文关。当然,也有例外。刘殿爵所译“道德经》、((孟子》、《论语"等中国哲学著作堪称中译英的佳作 。刘殴爵的母语是中国语言。他曾在伦敦大学东方与非洲学院向本科生与研究生讲授这些中国哲学著作多年,通过长期教学,因此具备了翻译这些作品的条件。他应视为一个例外。由于文化差异,误解难以避免。已故原香港中文大学翻译研究中心主任宋淇曾指出,大卫·霍克斯的 英译《石头记))有些错误。尽管如此,与其他英译本相比,霍译仍不失为最好的译本,对此连与夫人戴乃迭共同翻译过((石头记》的杨宪益先生也予以首肯。在台湾与香港,有些母语为中文的人从事中译英,希望把中国文化介绍给英语读者。这些人所起的积 极作用促进了中英间的文化交流。但从另一角度看来,他们做了本该以英语为母语的人应做的事。 试想想,有谁见过哪位西方的汉学家把英语译成中文的呢?为什么这些汉学家从不把英国文学译成 中文,并且以后也不大会这样做呢?其实他们都懂中文,有的人还甚至精通中文,非常熟悉中国文 化。原因很简单,他们认为,由于他们的母语是英语,中译英便成为强项。此外,还得照惯例办。 那么,为什么很多中国译者会热衷于译英,做#该由母语为英语的人做的事呢?这使我又想起了有关中译英的另一个问题。诺贝尔文学奖 中国人,包括学者与政府官员在内,一直盼望中国作家拿到诺贝尔文学奖,并且毫不掩饰这种心愿。 1993年,在外国文学中译研讨会上,会议主办单位“台湾行政院文化建设委员会”公布了中国 文学作品的翻译酬劳,想扩大中国文学作品英译的读者面,促进文化交流,并没有明说通过中国文 学的英译,希望有一天将会使某一位作家获得诺贝尔奖,但我却感到这种做法使人产生这种联想, 与我有同感的代表为数不少。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作品中译本在台湾大量的出版,也表明台湾文学界 渴望中国作家能得到诺贝尔文学奖。香港和台湾发表了许多文章(例如在香港的“明报》与台湾的 《联合文学))发表的),暗示为什么在高行健之前没有中国作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香港翻译学 会于1991年举行的一次餐会上,马悦然教授应邀讲话,我曾向他提出:“是否由于翻译的问题 ?”,他的回答是“是的”。我当时说,“那么,为何不把诺贝尔文学奖改称为诺贝尔文学翻译奖 ?”他听了答道,“诺贝尔的遗嘱是不能更改的。”0想想真有点儿讽刺意味:高行健得了诺贝尔 文学奖,马悦然是高的作品的译者,那么,马的翻译是否成了高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关键因素呢?肯 定是的。从高行健一例看,诺贝尔文学奖真应该改成“诺贝尔文学翻译奖”,马悦然应该与高行健平分此奖。由于马悦然是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委,这一问题还多了一份尴尬。现在让我们看看诺贝尔文学奖的性喷。诺贝尔文学奖是阿尔弗雷德·诺贝尔遗嘱中所提到的五个奖项 之一。然而遗嘱有些地方交待得并不清楚。诺贝尔只笼统地说,奖金授予前一年“对人类做出了最 大贡献”的人,其中一部分授予“在文学领域产生了符合理想的最杰出作品”的人。诺贝尔奖规章 最初制定时曾言明,一文学一一词的含义不仅包括纯义学,还包括写作形式与方法具有文学价值的其他作品”’设立于1 7 86年、颁发诺贝尔文学奖的瑞典学院深知,公正合理评估整个世界文化领域,特别是文学类的成就 ,谈何容易。“一部文学作品扎根于作家所处时代及国家的传统和文化环境。它是这一背景的反映 ,只有通过相互作用,必有在那些直接理解该作品,或能设法理解该作品的读者中才可获得其全部 价值。文学作品不同程度地依附于所产生的文学环境,离这种环境越远的人,正确评价它们就越难 。”为了确定奖该给谁,颁奖人必须“直接或通过翻译熟悉最有价值的作品,用合理评估必备的种种观点仔细审”0。我想谈的是“直接或通过翻译”这一点。在我看来,文学奖的授予应看作品的文学价值,而文学价值 只能靠阅读原作直接评价;如果通过译本授奖,那就成了翻译奖。由此我们可以逻辑地推论,首次 授予中国作家的诺贝尔文学奖不该给作者高行健,而应该给译者马悦然。如果没有马悦然的翻译、支持、游说,高行健就不会成为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人,这样说并不过分。一百几十年来,在阿尔弗雷德·诺贝尔遗嘱中提到的五个领域里,有714人获得了诺贝尔奖。在这 714人中,美国人最多.总共234人,几乎达到每3人1个;英国剑桥大学教师与毕业生获奖 70次;11届经济学奖得主在美国芝加哥大学;红十字会是唯一拿到了三次奖的组织。有4人两 次获奖,其中之一是居里夫人,一次物理奖,一次化学奖。她的大女儿也得过化学奖,“难怪她被尊为科学界圣人”0根据2001年的统计数,诺贝尔文学奖96名得主中的70％为欧美人。刘志侠在2002年4月 19日香港《信报》的专栏里借黄祖瑜教授1983年的一句话说,区区8百万人口的瑞典有7位作家获诺贝尔奖,12亿人口的中国连一个都没有!黄教授致信瑞典皇家文学院,请他们注意这一事实。一个月后,文学 院的常务秘书回信说,总是出在语言障碍,评价相关文学作品完全依靠翻译。复信还谈到了评奖的诸多困难。著名记者陆铿在赞扬马悦然的一篇文章里说:“在朋友们与马教授交谈过程中.我发现他对中国文学 界的分量是掂得相当准的。”也许马悦然对中国作家的作品掂得相当准,但可惜评委会里只有他一 个人懂中文。陆铿在这篇文章里还说,“高行健之成为中国第一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主要是靠了马悦然。”!有人批评说“高行踺不能代表中国作家”,而马悦然答道,“高行健是位杰出的作家,只代表他本人 。”对这一回答我完全理解。马悦然的话有两点清楚说明了诺贝尔文学奖的性质。其一,诺贝尔文 学奖并非要授予世界最好的文学作品,只是奖给“众多杰出作家之一”;其二,“我曾严厉地批评 过负责将中国文学著作译成西方语文的机构,因此遭受到无情的评击。”马悦然认为“文学作品不 应像货物那样处理,译者与作者之间一定要有紧密的联系,译者无论如何优秀,无论如何能干,他 若无法欣赏原著,对原文作者便有欠公平。”‘他的意思是说,诺贝尔奖不是授予某一组织或某一 国家,而是授予个人的,译文的好坏对能否获奖起至关重要的作用,这话把他自己的观点与诺贝尔 奖的性质表达得再清楚不过。获奖者只代表自己,不代表其他任何人。我觉得,正由于此.诺贝尔 文学奖有其积极意义。不过,其挑选程序和标准值得商榷。也许该奖应该限于某几种指定的语言,而评委会成员的资格则应该与其语言水平挂钩。结束语如果我们认同翻译是一项文化活动,那么中译英也应从文化的角度来对待。英美各大学要求中 文专业的本科生和研究生在中国居住一年,体验中国的实际生活,在日常生活中使用中文。我赞同 联合国、欧共体和美国、欧洲大陆的官方机构及职业培训组织的办法,提倡译者把外语译成母语。 如果我们要求口笔译人员进行双向翻译,如香港的做法,翻译素质就难以保证。如经费允许,中国的大学应把学习语言的学生派往相关国家,增长见识,运用所学语言。由于中国历史悠久,文学经典著作甚多,中国译者也许需要从事中译英,以帮助解决语言和文化上的难题,但译文最后应有以英语为母语的人把关。在这方面,夫妻合作是理想途径。 中国有悠久的文学传统,许许多多优秀作家,应该设立自己的文学奖。香港翻译学会自1 98 1年起,授予杰出译者和翻译研究学者以“荣誉会士”衔。有关作家组织也应这样做,给作家授奖。 凡做出贡献者,无论是从事写作或翻译的,都可以获奖,这对繁荣创作和翻译有好处。中国作家协 会或中国文艺工作者联合会应该设奖奖励作家。翻译与诺贝尔文学奖——中译英随笔@刘靖之$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正>国际惯例作为惯例,欧美学者历来只把外语译成母语。例如,成员多达6500人的英语语言学会规 定,只有母语为英语的人才有资格批改英文试卷。人们不难看出这一规定的内在逻辑。又如,汉学 家只做外语译母语的工作,反之则不为。这类例子不胜枚举,笔者无需赘述。也有母语为中文而从事中译英者,但他们的译文最后需要母语为英语的人做整理加工。在中国,有母语分别为①刘靖之:《瑞典学院与诺贝尔》,刘靖之:《和谐的乐声》,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页48。
② 陆铿〈中国文学专家马悦然谈诺贝尔奖路途〉,香港《信报》,2002年月11日。
3 本引文及本文中其他有关诺贝尔文学奖的引文均请见LarsGyllensten的The Nobel Prize in Literature (Stockholm:The Swedish Academy 1987) .
④ 马力《诺贝尔博物馆》,香港:《明报》,2002年7月6日。
⑤ 请参阅注2。
⑥ 请参阅注1。廊恕Ａ踔鞠涝?002年4月19日香港《信报》的专栏里借黄祖瑜教授1983年的一句话说,区区8百万人口的瑞典有7位作家获诺贝尔奖,1 2亿人口的中国连一个都没有!黄教授致信瑞典皇家文学院,请他们注意这一事实。一个月后,文学 院的常务秘书回信说,总是出在语言障碍,评价相关文学作品完全依靠翻译。复信还谈到了评奖的诸多困难。著名记者陆铿在赞扬马悦然的一篇文章里说:“在朋友们与马教授交谈过程中.我发现他对中国文学 界的分量是掂得相当准的。”也许马悦然对中国作家的作品掂得相当准,但可惜评委会里只有他一 个人懂中文。陆铿在这篇文章里还说,“高行健之成为中国第一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主要是靠了马悦然。”!有人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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