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许是因为近些年来爱向人们说点什么的作家多起来的缘故，一些不爱说话的作家反到对我产生了更 大的吸引力。满族作家高光就是这样引起了我的关注与思考。他似乎与目前的时尚格格不入，不仅 拒绝任何媒体的评介与张扬，而且避开了种种圈子内的“活动”。从９０年代初作家出版社的《文 学新星丛书》出版了他的第一个小说集《血劫》；到近期写出长篇小说《虎符》、《第五种武器》 ，他躲在一个海滨小城的角落里，默默地写作了十年。这期间，他写出了两个中短篇小说集和４０ 余部长篇小说。正如李国文所说：“他没发宣言，没放空气，像有些人那样，酒未喝先醉，一张嘴 ，老子如何如何，给自己封个天下第一或天下第二。”①他以自己的创作实绩，给读者带来了一种 别开生面的审美满足。高光的小说创作很明显地分为两类：一类属于“纯文学”，主要有《血劫》 、《北方图腾》两个小说集和《虎符》、《第五种武器》两部长篇小说；一类属于“俗文学”，主 要是以熊沐的笔名写下的《食色男女》、《人·鬼·兽》等系列武侠小说，共计４０余部。也许是 因为熊沐的名字在武侠界常与金庸、古龙等相提并论，单凭直觉，我们很难将高光与熊沐合二为一 。但仔细品味，便会感觉到那是同一颗心的跳动，是同一腔热情的倾吐。熊沐的武侠小说所表现的 既不是金庸笔下的传统道德，也不是古龙笔下的道德悲剧，而是超越了道德规范之后，人的焦虑与 困惑。是对现代文化背景下的人，人性，人的生存状态的拷问与探索。这与高光的纯文学小说中所 表现出的精神向度是一致的。因此，我觉得决不能因为熊沐的创作就把高光与所谓“通俗作家”联 系在一起，更不能错误地认为，他写武侠小说比搞纯文学更为适宜，甚至期盼他成为２１世纪的武 侠大师。我一向对文学的“雅”“俗”之说存有疑虑，同样的思想意识，用现代方式表现就“雅” ，用传统方式表现就“俗”，或者接受的人多就“俗”，接受的人少就“雅”，而“雅”“俗”二 字又意味着艺术品位的高下，这无论如何是不太合适的。因此，我不愿意把高光割裂成“雅”“俗 ”两块来言说，这不仅是因为他的作品内容呈现出明显的一致性和统一性，更重要的是，他那静默 如山、持之以恒的严肃的创作态度及其所追求的精神境界，无论如何与“俗”联系不到一起。读高 光的小说，自然会发现他在时代热点上与民族共思维的基本历程。这体现着一个作家创作心态和生 活心态的不断进步与成熟。他的作品首先让我们强烈感受到的是一个特定的生活地域：那里冰天雪 地，有不尽的冬天，“漫山坡林里都是皑皑的雪。树在北风中荡，嘶嘶地呻吟，吼唤。雪窝子足有 一米多深，没有鸟，没有人，只有鹿、虎、熊偶或在冬日的阳光下懒懒地在雪地上晃……”②高光 小说的主要内容便是来自于这片寒冷土地上艰苦卓绝，生生不息，活活泼泼的生命活动。那僻静的 ，渺无人烟的，莽莽山林；那林子里的诡秘变幻，神奇怪异，厮杀争斗，生死爱情以及种种激烈扭 结着的矛盾冲突；在他的笔下孕育出一种狂野，强悍，不可征服，无法扼杀的生命强力。这种巨大 的力量如此强烈地冲击和震撼着我们的灵魂，使我们深深地感受到作者内心深处翻腾奔涌着的民族 情感。这便是我所感受到的高光小说世界的基本轮廓和生成支点。当然，高光的经历早已超出了这 北国世界，有关这一方水土，这一方人的作品也只是其创作的一个部分。但尽管如此，这片神奇土 地的巨大身影和厚重的生命内涵，始终笼罩着高光的创作，这种生命的情绪有力地贯穿和支撑着他 的写作进程。纵然伴随着作家的不断求索，其创作内容展示出了更为丰富的形态，但它的源头仍在 遥遥地指向这里。从《血劫》到《第五种武器》，包括其间所写的《挣扎》、《枕封》、《异曲》 、《纸鹤》、《墙》、《焚烧太阳》、《引出绝境》、《贝水滩》等中短篇小说，无不渊源于此。 其中的每一个人，每一颗树都深深地植根于这块民族文化的厚土。高光创作的根性意识，决定了其 小说审美上的地域性特征。白山黑水，林海雪原，严寒砥砺出的坚韧、豁达的民性，沃野育养出的 朴实豪放的民风，密林下催生的奇幻浪漫的信仰，构成了其苍莽开阔、粗犷厚实，融合带血的旷野 ，剽悍的民风和铁的人物于一体，并与这独特的地域历史相默契的阳刚之美。现当代作家作品评论 然而，高光的小说并没有炫耀地域民族文化的取向，不像８０年代中期出现的“寻根小说”那样， 虽然以强烈的文化意识消解了文学的政治宣传性，但由于片面地强调文化对文学的制约，导致一些 作品变成了民俗的展览，而忽略了“人”在文学中的地位和价值。与此相反，高光在依偎民族根系 的同时，始终执着于对“人”，“人性”，“人的存在状态”的探索与拷问。应该说这是他的过人 之处，标志着他的个性风格以及他所达到的思想深度。在高光的富于地域性美学特征的小说中，写 得最为深刻、动人的是那些关于“满洲国”时期战争阴云笼罩下的人的存在状态的篇章。正如王干 所说：“他对‘满洲国’时期国人心态的把握有一种骇人的细腻和犀利”。③这在他早期的《挣扎 》、《血劫》等中短篇小说中就有突出的表现。《挣扎》是高光１９８７年的作品，写的是“满洲 国”时期，长白山里一个小火车站上发生的故事。这个小车站只有五个人，一个年轻的日本副站长 ，一个中国站长和一个扳道工、一个打杂的孩子、一个管烧饭的站长老婆。火车每天将煤炭、木材 、矿石运出大山送往日本，这当然引起所有国人的愤恨，尤其是日本副站长喝醉了酒便胡作非为， 小站上每一个中国人都有杀掉他的动机和行动，但都没能下手。而有一天这个小日本却死掉了，刺 刀穿进了他的胸膛。日本人抓了其他四个人审讯，打死了打杂的孩子，逼死了站长和他老婆，扳道工也抱着鬼子兵跳车与之同归与尽。而最终在日本副站长的遗物中发现了他的遗书：“我不想活了，春子死了，我活着也没什么意义了。膝盖流血也止不住。我的噩梦……”这是一个战争悲剧，其中当然不乏抗战时期的民族正气。但它给我触动最深的却是战争中的人性痛苦 。在那样的被践踏的历史背景下，小站上的中国人固然苦不堪言，但作为侵略者的日本副站长的痛 苦似乎更为深广。他年纪轻轻便被迫走上战场，独自一人守在异国他乡的老林深处。他无时无刻不 思念自己的故乡和恋人。他常常一个人坐在潮湿的树墩上发呆，他几乎每天晚上都跪在行李上吹笛 子，面前摆着恋人春子为他绣的情物。那凄凄的笛声，让人想起林子里的蚊虫草爬子，想起阴雨天 泥泞的黄土，还有用臭蒿草熬熟的玉米糊糊。以致于当扳道工和站长要杀掉他时都受其感染而没能 下手。他得了一种怪病，每天都要咬破膝盖让它流血，并且越来越严重。他的恋人春子在战争中死 去。他知道后便开始喝酒，先用小盅喝，后用瓶子灌。喝醉了便寻事发泄。割掉了打杂孩子的大头 辫，与扳道工摔跤动手枪，把站长老婆当作春子强行占有。但他清醒的时候并不这样，大头辫是他 捡来的没爹没娘的流浪儿，他曾为其捉可爱的大蜻蜓。扳道工是他收留的囚犯，他喜欢与之摔跤比 劲。他喜欢山林与野花，喜欢站长老婆在河边洗衣服的姿态。他是一个有情趣的日本青年，但战争 把他逼上的绝路。因此，这篇小说与传统的抗战小说相比，显示出了鲜明的个性特征。它的思想内 涵远远超越了抗日救亡的主题，而充溢着浓厚的人性色彩。小说中站长老婆怜悯小日本站长为其采 摘野花，阻止大头辫杀他等细节，无不流露出这种色彩。尤其是写到小日本副站长自杀后，鬼子又 派来一个更为年轻的站长，此时，我们不能不产生战争与人性，战争与个体生命的联想。这一点在 高光的短篇小说《血劫》中表现得更为直接。一方面是勤劳勇敢，纯朴善良，安居乐业的中国老百 姓整村整村地被屠杀；一方面是屠杀者的良心痛苦与不安。作者没有用传统的敌我对立模式来描写 战争，而是将敌我均看作是战争中的人，既没有将鬼子完全写成惨无人道的恶魔，也没有将国民完 全写成抗日英雄。他们同样是战争苦难的负载者，他们共同面对着战争的残酷，战争对于他们同样 是一场血劫。这其中凝聚着作者对战争的现代性审视。战争与人性，战争与个体命运，战争与民族 精神等问题是高光这类小说的主要思维向度。这种精神探索在其长篇小说《第五种武器》中达到了 空前的深度。这部小说是高光此类作品的集大成者。小说取材于伪满时期，二十万日军围剿抗联司 令杨靖宇及其所率领的六千抗日官兵的史实。但作品没将其写成一个抗日英雄的故事，其思想指向 超越了以往单一的思维定势而呈现出丰富的多层次性。阅读这部作品，我们首先强烈感受到的是战 争中的人性。日军将人性作为对付支那人的特种武器。他们训练了大批军妓女间谍，用她们的美色 和性，剿灭绿林好汉马大爬犁，血洗抗联后盾孟家屯，征服关东名士吴子轩和抗联名将程彬，同时 也用以缓解日军的战争焦虑。在这些令人震惊的描写中，我们不仅看到了战争对人性的摧残，同时 也感受到了人性的力量及其复杂性。日军将大批日本女子训练成武器的过程，无疑是一个灭绝人性 的过程，但美好的人性是永存的，是任何力量都难以毁灭的。堀井见慧与吴子轩的关系，三宅菊乃 与浅仓智仁的关系生动而深刻地表明了这一点。堀井见慧本来是关东军司令部用以征服监视关东名 士吴子轩的军妓特务，但在执行任务的过程中，她却爱上了吴子轩，并且爱得那么忠贞不渝，以致 于被日军轮奸而死。浅仓智仁是专门训练女谍的少佐，他对菊乃的侵犯，本来是想把她作为日本国 送给关东军的一件礼物而抢先品尝，但同时他又是在寻找一种单纯，天真的初恋感觉。他窘困地丧 失了身体的机能，却得了菊乃的真诚呵护，并表示如果战后还年轻漂亮就嫁给他。浅仓为之流泪， 答应了她的请求。就这样一个１８岁的日军少佐和一个１７岁的日本军妓在那种极其特殊的情形下 ，深深记下了对方的允诺。就历史而言他们都是侵略者，但从个体命运而言，他们又是战争中最为 不幸的人。包括精神或机体失常的讨伐军将领小竹太郎，龟田英二，九十九马以及被他们蹂躏的军 妓福田伊瑛，美弥子等人，无不如此。他们一方面表现得惨无人道，一方面又忍受着巨大的人性痛苦。正是这种深刻的人性观照，使作品中写得稍稍有些过分的暴力和性，洗去了蒙在外表的世俗外衣和功利垢痕而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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