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朱烹《诗集传》是《诗经》学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那么他所首倡并躬行的“以《诗》言《 诗》”说就是这一里程碑得以竖立的一大基石。深人考察朱烹“以《诗》言《诗》”的主张与实践 ，不仅有助于理解和认识朱蔫在《诗经》学史上的地位与影响，还可能为今天的古代文学乃至古代 文化的研究提供有益的借鉴与启迪。关于《诗经》，朱嘉曾与友人吕祖谦有过激烈的争论。朱嘉指 出，《诗序》只有极少几篇确有史书所载史料可证，绝大多数并无证据。吕氏却说：“安得许多文字证据？”朱嘉说：“无证而可疑者，只当阀之，不可据《序》作证。”吕氏坚持说：“只此《序》便是证。”朱嘉因而感叹道：“今人不以《诗》言《诗》，却以《序》解 《诗》！”（《朱子语类》卷八十《诗一纲领》）朱嘉由此提出“以《诗》言《诗》”的主张，其原则首先是针对《诗序》“以史证《诗y以及后儒“以《序》解《诗》”的倾向，坚持“去《序》说《诗》”，强调就《诗》的文本而论《诗 》。三家诗亡后，唯毛诗独存，毛传、郑笺风行数百年，上自汉魏，下至隋唐，儒者说《诗》莫不 。洛守毛郑之学，谨奉《诗序》为纲。朱蕉早年读《诗》，也只是觉得“小序无意义”，但是后来 他经过考核与琢磨，则进而断定“《诗序》实不足信”，并且一针见血地指出：“诗本易明，只被 前面序作梗；序出于汉儒，反乱诗本意。”（《朱子语类》卷八十《诗一纲领》）康熙《钦定诗经 传说汇纂》认为朱蕉“《集传》废序”仅因“吕祖谦之相激”而致，似乎带有“负气求胜”的性质 （《四库全书总目》卷十六），这并不符合事实。事实是，朱嘉“他从38岁起从事《诗集传》的 编纂，历经三次认识上的转变，至48岁前后完成撰注后，仍不断修改，直到65岁之晚年仍欲有 所修订，前后历三十年。”①在此期间他对《诗序》进行了全面而尖锐的批判。他在批判中着重指 出了《诗序》的两大谬误：其一是断章摘句，因文生义。朱烹论《诗》，“历言小序大无义理…… 多就诗中采掖言语，更不能发明诗之大旨”，譬如，《汉广》之序“才见有‘汉之广矣’之句，便 以为德广所及”；《绵蛮》之序“才见有‘命彼后车’之言，便以为不能饮食、教载”（《朱子语 类》卷’＼十《诗一纲领》）如此采掂言语，随文生义，结果正如他所说，表面“虽皆是诗人之言 ”，实际“却不得诗人之意”（《朱子语类》卷八十《诗一纲领》）。其二是附会穿凿，妄生美刺 。朱嘉认为，“《诗》之文意事类可以思而得，其时世名氏不可强而推。”而序诗者却“不知其时 者必强以为某王某公之时；不知其人者必强以为某甲某乙之事。于是傅会书史，依托名溢，凿空妄 语，以裢后人。”不仅如此，“又其为说必使《诗》无一篇不为美刺时君国政而作”（《诗序辨说 》卷上），以致“未必是刺者，皆以为刺，未必是言此人，必附会以为此人”，“至有不能考者， 则但言‘刺诗也’。‘思贤妇也’。”如此说美说刺，何其妄，又何其滥！正可谓“《诗序》作， 而观诗者不知诗意！”（《朱子语类》卷八十《诗一纲领》）《序》与《诗》如此背离，故而后儒 以《诗》就《序》、以《序》解《诗》，无异于舍本逐末、缘木求鱼。面对几百年来的荒谬，朱烹 表示了强烈的愤慨，他说：“今人不以《诗》说《诗》，却以《序》解《诗》，是以委曲牵合，必 欲如序者之意，宁失诗人之本意不恤也。此是序者大害处。”（《朱子语类》卷八十《诗一纲领》 ）可见，朱裹“以《诗》言《诗》”说具有鲜明的现实针对性与历史批判性。针对《诗序》的附会 经史与妄生美刺，“以《诗》言《诗》”说的基本要求是把玩诗作本文，寻求诗作本意。朱蕉认为 ：“今欲观《诗》，不若置小序及旧说，只将元诗虚心熟读，徐徐玩味。候仿佛见个诗人本意，却 从此推寻将去，方有感发。”他说这就“如人拾得一个无题目诗，再三熟看，亦须辨得出来。若被 旧说一局局定，便看不出来。”（《朱子语类》卷八十《诗一论读诗》）任何研究都得从研究对象 的实际出发，研究《诗经》当然就得注重了解《诗经》作品本身。朱幕主张逐字逐句地熟读《诗经 》原作，强调“要平心看诗人之意”（《朱子语类》卷八十《诗H·式微》）这种实事求是的学术 态度、研究原则至今不无借鉴意义。在强调读诗本文、求诗本意的同时，针对《诗序》的断章取义 ，朱嘉要求着眼诗篇的整体，把握诗篇的大意。他指导他的学生：“看诗，且看他大意。”“诗无 理会，只是看大意。”（《朱子语类》卷八十《诗一论读诗》）他之所谓“大意”，决不是一目十 行、浮光掠影所能了解的“大体意思”，更不是主观臆测、捕风捉影所能获得的“大概意义”，而 是在弄清字句训释的基础上，通过熟读本文、通悟全篇以进而掌握的基本内容和主题思想。例如，“看《伐檀》诗，便见得他一个清高底意思；看《硕鼠》诗，便见他一个暴敛底意思。”以朱子语类》卷八十《诗一论读诗》）他解释说：‘凡说诗者，固当句为之释，然亦但能见其句中之 训沽字义而已，至于一章之内，上下相承、首尾相应之大指，自当通全章而论之，乃得其意。”（ 《楚辞集注·楚辞辨啡）他还现身说法，介绍自己读诗解诗的体会：“当时解诗时，且读本文四五 十遍……大纲都得之，又读三四十遍，则道理流通自得矣。”（《朱子语类》卷八十《诗一解诗》 ）从逐字逐句的熟读到全诗大指大纲的理解，再从大指大纲的把握到字句训释的贯通，朱嘉所坚持 的这种解诗方法既否定了断章取义，又避兔了烦琐考据；更为重要的是它突破了汉学精于训估而疏 于义理的局限，显示出了《诗经》学的巨大进步。否定“以《序》言《诗》”，强调“以《诗》言 《诗》”不能不涉及对《诗》本身性质的认识；不能不要求进一步就“诗”的特质而论《诗》，也 就是“以‘诗’言《诗》”。从根本上看，朱烹的“以《诗》言《诗》”说，反映了他在《诗》的 文学本质及其创作规律方面，较之前人的认识所实现的跨越和深化。《诗》为儒家经典之一，历代 的治经者几乎都未充分注意到《诗》与其它经书的实质性区别，而总是将《诗》与其它诸经同等看 待。其实，孔子早就有过“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的说法，不过他所注重 的是诗、礼、乐这三者功用的不同。《毛诗序》也曾有“变风发乎情，止乎礼义’（《毛诗正义》 卷一）的论断，显然它所强调的又只是在于下义”。而在前代学者的习惯性思维中，这些提法一直 都未能与整部《诗》的本质特性联系起来。唯有朱衰极其敏感、极其自觉地发掘了古人所谓“发乎 情”“兴于《诗》”这两说之中所蕴含的潜在意义，借以明确地揭示出《诗》区别于其它经书的本 质特征，从而牢固地确立起以性情言《诗》、以艺术言《诗》的基点。他说：“善可为法，恶可为 戒，不特《诗》也，他书皆然。古人独以为‘兴于《诗》’者，《诗》便有感发人底意思。”（《 朱子语类》卷八十《诗一论读诗》）他还说“圣人之言，在《春秋》、《易》、《书》，无一字虚 。至于《诗》，则发乎情，不同。”（《朱子语类》卷八十一《诗二·殷其雷》）由此出发，朱嘉 分别着眼于作者方面的情动于中、以诗言志，和读者方面的观诗动情、感发意志，以其特有的开拓 性思维方式，极大地深化了关于《诗》的文学本质及其艺术特征的认识。着眼作者方面的“发乎情 ”，朱烹给诗下的定义是：“诗者，人心之感物而形于言之余也。”（《诗集传序》）他认为：“ 大率古人作诗与今人作诗一般，其间亦自有感物道情，吟咏情性。”（《朱子语类》卷八十《诗一 纲娜）因此他充分肯定：“《诗》曲尽人情”，三百篇乃“性情之本”（《朱子语类》卷八十一《 诗二东山》）。既然诗的本质在于“情”，那么以“诗”言《诗》就不能不以“情”言《诗》，所 以朱蕉说“圣人有法度之言，如《春秋》、《书》、《礼》是也，一字皆有理；如《诗）｝亦要逐 字将理去读，便都碍了。”（《朱子语类》卷’＼十《诗一论读诗》）当然，实际上具体涉及某些 诗篇中“情”的解释，尤其是对所谓“淫诗’”的批判，朱意又总是坚持他的理学立场，表现出严 重的思想局限。至于读者方面的“兴于诗”，前人多依据孔子所云，而将“兴”与“观”、与“群”、与“怨”（《论语·阳货》）一并看作《诗经》的社会功能。孔安国解“兴”为‘引譬连类”，便是以“由诗中章句之意联想与领悟社会人生之理”来看“兴”的作用，显然还带着先秦时期那种断章摘句、赋诗言志的功用观念的印记。朱嘉则认为，“兴”的意 思就是“感发志意”，所谓“兴于诗”就是感发于诗，亦即读者思想感情受到诗的激发与感染，反 映了《诗》的情感效应。这实际是与“发乎情”相互映照，从不同角度揭示诗的本质，是对“以情 言《诗厂所作的补充。他指出厂‘今读之无所感发者，正是被诸儒解杀了，死着诗意，兴起人善意 不得。”（《朱子语类》卷八十《诗一论读诗》）因为不满历来的“无情解《诗》”，朱嘉将《诗 经》重新作了注解，而且特别要求学生重视诗意诗情的体会感悟：“《诗》，如今恁地注解了，自 是分晓，易理会。但须是沉潜讽诵，玩味义理，咀嚼滋昧，方有所益……古人说‘《诗》可以兴’ ，须是读了有兴起处，方是读《诗》。若不能兴起，便不是读《诗》。”（《朱子语类》卷八十《 诗一论读诗》）朱高《诗》说以高度的自觉，从读者的接受方面说明《诗》与其他经书的不同，十 分注重并且强调诗的情感作用，这就实现了对前代《诗经》学的一大超越。在把握诗的本质特征基 础上，朱嘉进而深人探讨诗的表现艺术。首先他肯定赋比兴是诗的基本表现手法，是“做诗底骨子 ”，“无诗不有，才无，则不成诗”（《朱子语类》卷八十《诗一纲领》）。他着眼表现手法本身 给赋比兴所下的定义，至今为人们所乐于采用。而在赋比兴中，朱烹的研究较之前人显得更为透彻 的是比兴。“比是以一物比一物，而所指之事常在言外。兴是借彼一物以引起此事，而其事常在下 句。但比意虽切而却浅，兴意虽阔而味长”“比虽是较切，然兴却意较深远。”（《朱子语类》卷 ’＼十《诗一纲领》）他根据比、兴在诗中的实际运用，采取具体对照的研究方式，“揭示了二者在美学风味、表意功能上的差异”，①从而增进了人们对《诗经》比兴的理解。在比。兴对照的阐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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