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学者中 ,胡适首先提倡以科学的方法研究学问。他对中国古典文学名著———
《红楼梦》 ,更因一部偶得的《甲戌本石头记》 ,提出了新见解 ,从而引发研究红学的新热潮。然在发表新考证之后 ,关于藏书人的身分及购书经过 ,却成另一个谜。为纪念胡适逝世四十周年 ,作者参证相关资料 ,除赞扬胡适对红学研究的贡献 ,并为其辩诬。一九六二年二月二十四日傍晚 ,胡适之先生在中央研究院院士会议后的酒会中因心脏病遽然谢世 ,享年七十二岁 (一八九一—一九六二 ) ,留给他的亲友与国人无限哀思。转眼间 ,四十年过去了。《甲戌本石头记》胡先生是近代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学者之一。他提倡白话文 ,给二十世纪和以后的中国文学注入了新生命 ;他也写过很多关于文、史、哲学的考证及议论文章 ,开创中国学者治学的一种新风气。他是研究中国古典章回小说的创始者 ,更于八十年前首采科学研究方法 ,探讨作者、版本等问题 ,批判当时流行之“索隐派” ,是使“《红楼梦》研究”成为学术性的“红学”、且至今犹盛的关键人。一九二七年胡先生购得一部刘铨福原藏 ,但仅存十六回的抄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他认为此本是“海内最古的《石头记》抄本” ,因其第一回有“至脂砚斋甲戌抄阅再评仍用《石头记》”而名之为“
甲戌本” ,并相信是乾隆十九年 (甲戌 ,公元一七五四年 )的版本。翌年初他就写了一篇《考证红楼梦的新材料》 ,报告考证之结果及阐释此抄本的价值与“脂砚斋评本”的重要性。一九六一年将之交中央印制厂影印一千五百部 ,定价新台币一百二十元发售 ,以广流传。以后据此影印本重印者 ,更不计其数。依据胡先生的自述 ,他原先认为凡有评注都是晚出的 ,故对上海有正书局印行的《国初钞本原本红楼梦》(即通称的“有正本”或“戚 (序 )本”)不感兴趣 ,然看到这部《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后才发现其价值。尔后 ,多种“脂评本”陆续出现 ,“脂评研究”成为“红学”中重要的一支。为了纪念“甲戌本” ,中央大学曾在一九九四年 (甲戌 )举办“甲戌年世界红学会议” ,海内外包括大陆学者约百人云集中坜与会 ,盛况空前。就像胡先生其他的学术观点引起讨论一样 ,红学界也有不少对“甲戌本”持不同见解的人。但很少人能否定他对“甲戌本”研究的贡献 ,或“甲戌本”在“红学研究”上的价值。虽然他的某些见解实有错误、某些结论亦不周延 ,浅见以为是瑕不掩瑜。各门“学问”皆会赓续增长、不断进步 ,但胡先生“但开风气不为师”之志业 ,永远受人景仰。影印本补遗胡先生将所珍藏之“甲戌本”付交影印时删去了五条他自己和友人的跋文。现按冯其庸先生据原本抄录者 ,依其时间先后补列于下 :(一 )此余所见《石头记》之第一本也 ,脂砚斋以与作者同时 ,故每抚今追昔若不胜情 ,然此书价值亦有可商榷者 :非脂评原本乃由后人过录 ,有三证焉。自第六回以后 ,往往於抄写时将墨笔先留一段空白 ,预备填入朱批 ,证一 ;误字甚伙 ,触处可见 ,证二 ;有文字虽不误而抄错了位置的 ,如第二八回 (页三 )宝玉滴下泪来无夹评 ,却于黛玉滴下泪来有夹评 ,是否出于一人之手 ,抑有后人附益 ,亦属难定。其中有许多极关紧要之评 ,却也有全没相干的 ,翻览可见。例如“可卿淫丧天香楼”得此书益成定论矣 ,然十三回 (页三 )于宝玉闻秦氏之死 ,有夹评曰“宝玉早已看定可继家务事者可卿也 ,今闻死了大失所望 ,急火攻心 ,焉得不有此血 ,为玉一叹” ,此不但违反上述之观点 ,且与全书之说宝玉亦属乖谬 ,岂亦脂斋手笔乎 ?是不可解者。以适之先生命为跋语 ,爰志所见之一二于右方 ,析疑辩惑 ,以俟君子。二十年六月十九日俞平伯阅后记(二 )三十七年六月自适之先生借得与祜昌兄同看两月并为录副周汝昌谨识 三十七·十·廿四(三 )现存的八十回本《石头记》 ,共有三本 ,一为有正书局石印的戚蓼生本 ,一为徐星署藏八十回钞本 (我有长跋 ) ,一为我收藏的刘铨福家旧藏残本十六回 (我也有长跋 )。三本之中 ,我这个残本为最早写本 ,故最近于雪芹原稿 ,最可宝贵。今年周汝昌君 (燕京大学学生 )和他的哥哥借我此本去钞了一个副本。我盼望这个残本将来能有影印流传的机会。胡适一九四八·十二·一(四 )我得此本在一九二七年 ,次年二月我写长跋 ,详考此本的重要性。一九三三年一月我写长跋 ,考定徐星署藏的八十回本 (缺六四、六七回 ,又廿二回不全 )脂砚斋四阅评本 ,一九四八年七月 ,我偶然发现 (在清进士题名录 )德清戚蓼生是乾隆三十四年 (一七六九 )三甲二十三名进士 ,这就提高戚本的价值了。胡适一九四九·五·八夜 (在纽约 )(五 )王际真先生指出 ,俞平伯在《红楼梦辨》里已引余姚戚氏家谱说蓼生是乾隆三十四年进士 ,与题名录相合。胡适一九五 ·一·二十三这五条跋文 ,特别是前三条 ,都是“红学史”上重要的记录 ,似不可忽略。珍本幸未蒙尘至于一九四八年十二月胡先生离开北平时 ,为何在个人逾万册藏书中只带出“甲戌本”呢 ?据他在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的中国图书馆学会年会上演讲“找书的快乐”时说 :十一年前我离开北平时 ,已经有一百箱的书 ,大约有一、二万册。离开北平以前的几小时 ,我曾经暗想著 :我不是藏书家 ,但却是用书家。收集了这么多的书 ,舍弃了太可惜 ,带吧 ,因为坐飞机又带不了。结果只带了一些笔记 ,并且在那一、二万册书中 ,挑选了一部书 ,作为对一、二万册书的纪念 ,这一部书就是残本的《红楼梦》。四本只有十六回 ,这四本《红楼梦》可以说是世界上最老的抄本。收集了几十年的书 ,到末了只带了四本……但依浅见 ,胡先生之所以带出了“甲戌本”可能是“正好”在那之前不久 ,周汝昌把这部书归还给他 (胡先生十二月一日有跋文 ,见前 ) ,正在案上 ,又只有四册 ,就“顺手”纳入行囊。故这部书幸未蒙尘。四十六年后 ,周汝昌回忆他从胡先生那里借到及归还“甲戌本”的经过 (《联合报》“联合副刊”一九九四年六月十二日 )说 :一九四八年 ,我冒昧地向胡先生提出请借“甲戌本”。隔时不太久 ,一日下午 ,中国考研古代小说名家孙楷第先生来到北京海淀燕京大学美丽的未名湖畔 ,登上雕梁画栋的“四楼”(是从大门内由西向东数起的第四座学生宿舍 ,不是“四层楼”) ,叩门来访 ,我正在撰写《红楼梦新证》的书稿 ,孙先生递与我一部书 ,报纸裹着 ,有胡先生用浓红朱笔的工整楷字 ,首行是“燕京大学四楼” ,次行是我姓名。打开看时 ,正是世人很难得见的“甲戌本” !……原书存在我手 ,胡先生从未催问 ,连一字也未曾提过它。他这种对一个素昧平生的学生的慷慨与信任 ,使我深为感念 ,至今难忘 !在胡先生离开北平 (当时的名称 )的前一刻 ,我专程将“甲戌本”原函四册送还 ,那时胡先生住东城东厂胡同一号 ,叩开门 ,出来的是他的长公子。我将书妥交 ,未入门即告辞了———那时我什么都未曾想及 ,事后很多年 ,我方得知 ,那时胡先生正在行色匆匆 ,而走时只随带了两种书册 ,其一便是这部《甲戌本石头记》。周汝昌在借到《甲戌本石头记》后 ,暑假回到天津家里 ,和他的哥哥周祜昌以朱墨两色合抄了一部。据他说 :本来的设计是钞竣之后 ,一俟运用完毕 ,就也交与胡先生归他与原本同存的 ;但他说 :你们录副 ,做得对 ,就留下自己用吧 !就是原本 ,日后我也是要捐与公家的。可惜 ,这个“甲戌本”在胡先生逝世后由其长公子带去美国 ,寄存哥伦比亚大学善本书库 ,恐怕很难再“捐与公家”了。胡适说了假话 ?胡先生一九二八年发表《考证红楼梦的新材料》时说明得到此书之经过 :去年我从海外归来 ,接著一封信 ,说有一部钞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愿让给我。我以为“重评”的《石头记》大概是没有价值的 ,所以当时竟没有回信。不久 ,新月书店的广告出来了 ,藏书的人把此书送到店里来 ,转交给我看 ,我看了一遍 ,深信此本是海内最古的《石头记》抄本 ,就出了重价把此书买了。 三十三年后他将《甲戌本石头记》交中央印制厂影印发售 ,并写了一篇《跋乾隆甲戌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影印本》长文时又说 :我在民国十六年夏天得到这部世间最古的《红楼梦》写本的时候 ,我就注意到首页前三行的下面撕去了一块纸 :这是有意隐没这部抄本从谁家出来的踪迹 ,所以毁去了最后收藏人的印章。我当时太疏忽 ,没有记下卖书人的姓名住址 ,没有和他通信 ,所以我完全不知道这部书在那最近几十年里的历史。 他并解释三十几年前那文中“新月书店的广告出来了”的意义 :这句话是说 :当时报纸上登出了胡适之、徐志摩、邵洵美一班文艺朋友开办新月书店的新闻及广告。那位原藏书的朋友 (可惜我把他的姓名地址都丢了 )就亲自把这部脂砚甲戌本送到新开张的新月书店去 ,托书店转交给我。那位藏书家曾读过我的《红楼梦考证》 ,他打定了主意要把这部可宝贝的写本卖给我 ,所以他亲自寻到新月书店去留下这书给我看。如果报纸上没有登出胡适之的朋友们开书店的消息 ,如果他没有先送书给我看 ,我可能就不回他的信 ,或者回信说我对一切“重评”的《石头记》不感兴趣 ,……于是这部世界最古的《红楼梦》写本就永远不会到我手里 ,很可能就永远被埋了 !又过了三十四年后 ,《历史档案》一九九五年第二期刊出售书人胡星垣写给胡先生的信 :兹启者 :敝处有旧藏原抄脂砚斋批红楼 ,惟只存十六回 ,计四大本。因闻先生最喜红楼梦 ,为此函询 ,如合尊意 ,祈示知 ,当将原书送闻。手此即请适之先生道安胡星垣拜启 五月二十二日据注释 ,这封信就保存在胡先生收信的档案夹里 ,写于三十二开的八行信纸上 ,信封正面写有“本埠静安寺路投沧州饭店 ,胡适之先生台启 ,马霍福德里三百九十号胡缄” ,邮戳为“十六年五月二十三日 ,上海”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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