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完《倾斜的文坛》，本欲见好就收的。殊料，最近在大别山参加一个散文研究会，会上见诸同行一 边倒地将散文发展的弊端都往创作手法上扯，有意无意地在虚拟的“假问题”──在技术层面上“ 假相依”、死耗着，我憋不住放了一炮。我认为，影响中国散文发展（包括其它文学体裁）的主要矛盾，早由写作技法转到中介环节二一作品流通的供求关系上了。会毕，来自湖南岳阳一叫李丹的女作者真诚地对我说：您说得太好了，这是我们业余作者想说而不敢 说的。另一来自北师大名叫李荣林的博士后亦感慨地告诉我：《上海文学》的蔡副主编就曾感慨地对一女编辑说，你们发稿太容易了，不知下面作者发稿难呵！我在会上的放炮，原来大家私下早已达成共识。可为什么还佯装不知，一个劲地弯弯绕，把问题引出核心之外，在边缘那些对不上点接不上火的假大空问题上大发宏论呢？ 还是那位女作者～嘴说穿了：谁不怕得罪人，发不了稿呀！ 这才是问题的结症所在。看来说真话确实是需要勇气的。尤其这真话与自己的身家性命，与自己的饭 碗子、命根子相联时，就更需要“提着脑袋”才敢说了。当然这不表明所有的人都绕着道走。在有 些人，有些话是一定要说的。比方我，反正我的“王大侠、王半仙、准猛女”的恶名已经四播，就 再猛它一把，侠它一回又能怎么着？好在这二年俺早已不光在文坛混，且流窜到武术界、科技界，甚至还隔三岔五地为宗教刊物撰撰稿。天地大得很，文坛“‘不留姑奶奶”、俺到别的坛练摊杂耍去。只要心诚，道──堵不死的。 有必要把老黑格尔二百年前的话抖擞出来：一个人不能超越他的时代，就像不能超越他的皮肤。社会 的腐败必然波及到文坛乃至七十二行。与社会上显在的权力腐败官惕腐败相比，文坛的腐败具有更 潜隐、虚恶。欺骗的性质。如果说在《倾斜的文坛》一文中，我侧重批评了炒作现象及某些不公评奖、评委，那么在这篇文章中，我要向我的“‘衣食父母”──一些不良编辑和评论家开炮。，一随着中国经改体制的转轨及尚未有序化，中华民族文化的先天不足，国民急功近利的劣根性，超 越一切时代地暴露了出来。许多人经不住文学表面的诱惑，不管自己实际适合在哪儿“发财’”， 也不管自己只有一个鸡蛋的便当或二年半的才气，纷纷平面化大规模地抄上了文学小道。多搂点银 子，多耙点名利，比什么都真实。以至长城内外、大河上下，全民告文、自费出书，上厕所都能撞上一个作家，捉个跳蚤也是个作协会员。文学的泛化和流寇气，必然影响到一批专业或非专业的作家作者。由于他们的心理及才力均准备不足 ，没有认真思索过作品与发表、写作动机和自我潜能的系列问题，因此，当发表渐成为突出困难时 ，他们或者知难而退，另谋生路；或者且写且停，虽不甘退出历史舞台，但成名成家的心劲已大煞 ；再后一种人，则越是艰险越向前。这种人深情关系学的重要，善于在文学外做工夫，专钻转型期 文学的空子。文章不进化，发文章的本事日益进化。写作虽是业余，牟名利的手段毫不业余。既然 文学也是商品，（这只是文学的次要属性，它的本性更在精神性与情感性。惜乎现在全弄颠倒了。 ）那就用钱物去交换打通。或是小思小惠吃吃喝喝地拉拢编辑，或是干酪创尖脑袋钻进报刊占领一 个阵地、山头。大肆搞稿件互通有无、对等交流。．如今，写什么、怎样写，已降为次要。谁在写，谁在发，却成为中国文学具有时代特征的突出“问题情境”。人类一切活动，本质上都是既联合又竞争。联合的根本是关系，竞争的根本是能力。我们不否认，编 辑也要写稿，也要吃饭。甚至有些编辑本身就是十分出色的作家、评论家。如何在自己写稿发稿的 同时，更多地考虑到那些没有阵地的作家作者，更多地发些他们的稿子，尤其他们的优秀作品──而不是相反，已构成对每个兼有“双重身份”，既是写作者又是编发者的最大职灰道德考验了。手中握有发稿权，并不是一个人的真价值，也不是他的真目的。只不过是一种权力的过渡手段。正像 官场上拥有实权，就能最大限度地捞到钱名色一样，发稿权也能间接或部分地捞到这些，只是相对 隐蔽漫长罢了。同官场类似，这种捞，也要付出巨大的人格代价。然而管它呢，只要能捞到现世好 处，人格又值当个什么？于是，有些编辑连起码的文格也不讲，专抱团儿，专搞哥儿姐儿们拉帮套，专发那些手中同样握有实权的编辑稿。哪怕有些狗屁稿全是垃圾，全是美丽的谎或作伪的币。由于这些家伙的搅屎，使得人们对现今的编辑队伍侧目反感。他使得那些本是写作高手、本是正常发稿的编辑亦被一锅煮黑，涉嫌沾上不良名声。 有奶就是娘，有权就是爹。谁有阵地有发稿权谁就硬气牛气──在势利小人、低能弱智者看来，确是 过硬的真理，坑就坑了那些不见天日，大批在文学底线上挣扎的业余作者。同时也间或坑了那些才 华平平，却又死恋着文学不忍撒手的专业作家──照死码地折磨着他们的文学心。他们是文坛上最 无奈、受害最深的一族。至于那些真正出类拔草的作家，一般来说是堵不死的。换言之，是注定要 经受磨难才能见天日的。无论从概率论或统计学的角度，这只不过是个时间前后顺序问题而已。只不过他们被逼必须采取守弱处柔、不争而名的委屈忍辱方式而已。假定我们承认文学活动的竞争性质：如文学期刊需要竞争才能生存，文学团体需要竞争才能发展，那 么恰恰编辑行当几乎不用竞争就能上岗。加之它所拥有的生杀大权，使它自然成了文坛的肥缺、风 水宝地。这也是近年“编辑作家”猛冒的内在原因。由于这些编辑作家作者身份的两重性、模糊性 、暖味性，使得他们往往能享有“竞争缺环”的特殊性。一则对别人有权“草营人稿”，一锤定音 或一棒打死，一则对自己却能置文学游戏规则于不顾，天生的皇帝女儿不愁嫁，稿子不用筛选即可 发表或出书，甚至直接就能变作大洋和大奖。这就潜隐着文学上的不公平竞争，进一步拉大了文坛本就残酷存在的穷人更穷、富人更富的“马太效应”。与暖昧的“两面人”相比，评论家的身份似乎明朗些，也似乎更上层次些。如果说编辑有权定生死， 堵住发稿渠道，那么不良评论家则能点石为金、指鹿为马、混淆黑白、搅乱视听，把人５！上审美的误区和精神的荒原。看看某些“作戏虚无党”笔下评点的都是何许之人，就不难发现他们争婚求利的犬儒心态了。首先， 作家一定要是名儿晚牌儿亮，最好还有点官衔光环的。借名家名自己，这是成名的一本十万利。其 次，必须是有发稿权的。我写你发，你写我评，拉拉扯扯，互惠互利。美丽一瞬间也好，名一把就 死也罢，与我何干？我一努劲，种瓜的得了豆，种豆的得了瓜；小写的人成了大写的作家，大写的 作家成了小写的人。什么叫公正、良心，我的笔就是至高标尺。一编选文集，担当评委，全在我个 人的自由意志自由选择。无疑，这样的评论家越多起自由选择性越强任意性越大，有造诣的作家就越不自由越难选择越得不到真正的承认一一一一Ｈ坛也越失真乱序。确实，一个评论家一旦卸下道德的包袱，什么昧良心的事不能做，什么天公地道不能超越？可叹文学 事业只是一种无形的精神事业。既没有硬性规则，也没有边界限度，更没有对人的内在道德制裁的 机制。这种宽泛禅的自由度，姑息养奸了多少不义之人、害群之马。使多少小人恶人把文学的艰劳 、人生的两难转为无畏的资本和无耻的德性。难怪有些作家称另些失格评论家为廉价扬声器、雇佣 吹鼓手，并非是完全的气话。所幸文坛并不都是这些败类。评论家中的清洁之士及正义之人亦大有人在。正是他们的坚守，撑持了评论园地不致全线崩溃。你想了解一个评论家么？最佳路径就是观察他在评论谁、拉拔谁。 四。 经济学家早已指出．市场经济的基础是道德关系。道德意识是市场经济包括社会一切活动领域的活命 资源。倘这一立论成立，文学活动的核心是什么还用说么？文学与教育是人类精神事业的两大基石 ：教育在其底线上启蒙人，文学在其高雅度上５！升人。只要守在此两极，就是守住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命脉。说到道德，我指的当然不是外在的号召和制约，而是人必须遵从的先定的宇宙法以内在的自律。一个 编辑一个评论家手中拥有权力，就同时负有责任和使命，负有对文学不可推托的神圣义务（不管他 主观是否愿意神圣），负有对他人对社会不可侵犯的行业规贝ｕ。虽说这规则表面看来毫无规则， 大可随便，内里却有无形的手，越到后来越起决定性的支配、审判作用。一个人可以享有他的特权，但任何人也不能超越于善恶道德之外。怎样看待文学权力，的确比任何时候都更引起文坛的广泛注意。此风不刹，不仅文学及文学界中人受 害深重、永无宁日，且给民族文化带来巨大损失殃祸。随着社会更加进步完善，自由空气自由时间 的愈加富裕，人的生存也更需要节制和智慧。这里，我的本意并非要求写稿与发稿、编辑与作者截 然分开（这与钱权勾结毕竟两码事），也不是企图杜绝所有的人诗稿，我是说需要在文坛达成某种 默契与共识，提倡文学竞争的公正性和合法性，将一种道德规范的外在形式，内化为文学人自身的自我约柬。没有文学世界的伦理秩序，就没有文学的繁荣和未来。许多编辑和评论家其实活在他们既爱又恨的矛盾事业中；如我认识的一位编辑就曾恼怒地对我说：什 么世道，没有阵地简直就发不了稿！另一评论家也曾悲绝地说：每写一篇人情稿、关系稿，我都像 又死了一回。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原谅大多数的．文坛“两面人”。但这并不妨碍我的反法：冲突与矛盾，不正可以检验一个文学工作者内在的虔诚和纯洁、独立的人格与不移的情操么？不要自欺欺人地以为文学权力的私下滥施神不知鬼不觉，更不能以文学同仁的敢怒不敢言为淫权资本 。这是蠢中之蠢，恶中之恶。如何面对权力面对自己；如何防止人与文流于权术和阴谋；如何不使 文坛变成变相的权能公配的市场；如何堵住“文学黑洞”──这个只吸进欲望和渣滓，却吐不出优 秀物质及鲜活思想的精神窟窿，将是二十世纪末、乃至新世纪新千年无情困扰每个文学同道的生死课题。五 深人考察人类行为的动机，我对人性的弱点及文坛的腐败，有了更切肤的洞悉，产生了某种类似宗教情怀的谅有。我想起过去年间曾一度宣扬的无私行为。时代变了后，又鼓吹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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