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文学虽起源甚早，而文学史著作的出现则较晚，最早的著作如林传甲、黄人所撰，距今亦不过 百年左右。从那时候开始陆续出版了多种文学史，其中至今为人们所经常论及的也有六七种之多。 这些文学史著作的体例不尽相同，其优缺点亦不一样。一般地说，一部文学史著作不但要给读者以 正确的知识，而且要体现当时的研究成果。因此不论任何文学史著作，在流行了较长一段时间以后 ，就必然会要有所修订甚至改写。以目前的情况来说，当今用为教材的几部文学史著作，最晚的也 成书于60年代初期，迄今已将近四十年了。这样看来，近几年来人们经常说要改写文学史的要求 ，显然是有道理的。不过，一提到改写文学史，我们就会面临一个问题，即怎样改写的问题。在这 方面人们的意见往往不同。例如：有人比较强调观点的更新，有人则比较强调知识的准确和丰富。 这两者说起来似乎并不矛盾，但操作的时候，却会遇到种种困难。以观点而论，现在有不少人热衷 于吸取国外的某些新的文艺观点，这当然是必要的。但这些观点本是针对西方的情况而发，以此解 释中国文学的事例，在一些问题上可能适用，另一些问题上就未必适用。再加上国外的新观点很多 ，接受某一学说的人对另一学说就难于认同，所以迄今为止，虽有些研究者曾试图用这样或那样的 观点来贯串全书，但对此持批评态度的似不在少数。另一方面，如果我们仅仅强调史料的准确与丰 富，而忽视了观点的更新，那么全书的面貌恐亦难以有较大的改观，亦难于超越前人。在这些问题 上，我觉得袁行霈先生主编的“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中国文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 9年8月版)处理得颇为妥善，确是一部难得的好书。这部文学史是集中了九所高校的专家分任各 编主编，并由全国十九所高校的三十位学者集思广益的成果，因此能综合各家之长，具有许多突出 的优点。作为一部集体编撰的著作，现在学术界曾经有过不同的意见。有些学者比较赞成个人著作 的方式，而对集体著书表示怀疑。这种意见也未始没有一定的道理。因为个人著作易于贯彻作者本 人的观点，成一家之言；同时在全书的前后呼应方面也较为方便。但笔者很同意傅璇琮先生在一次 会上的意见：个人著作与集体著作的方式，其实是各有所长，不能一概而论。由于我国的文学源远 流长，上下三千多年的历史，每位个人似难同样精通，因此文学史著作的编著方式，不能不逐渐地 由个人著作变为集体编撰。试看我国早期的文学史，大抵皆个人所著；而后来出版的文学史，多系 集体编撰。这可能是一种历史趋势。因为时至今日，学术界的观念更新十分迅速，由个人来撰写上 下三千年的文学史就更显困难，往往上下卷之间要有较长时间的间隔，由此下卷尚未完成，而上卷 的观点已需修改，尤其作为教材，更不能这样。另一方面，集体编撰的文学史确有个人著作所不及 的长处。这就是能保持各编之间较少参差，而且易于发挥各家之长。这部文学史就充分体现了这长处，而且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集体编撰之短。首先，本书在《总绪论》中谈到了全书的编写宗旨：文学创作是文学的主体，文学理论、文学批评、文学鉴赏是文学史的一翼，文学传媒是文学史的另一 翼。所谓文学本位就是强调文学创作这个主体及其两翼。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学史属于史学的范畴 ，撰写文学史应当具有史学的思维方式。文学史著作既然是“史”，就要突破过去那种按照时代顺 序将一个个作家作品论简单地排列在一起的模式，应当注意“史”的脉络，清晰地描述出承传流变 的过程。……文学史著作既然是“史”，就要寻绎“史”的规律，而不满足于事实的罗列。但规律 存在于文学事实的联系之中，是自然而然的结论，而不是从外面贴上去的标签。(第4—5页)文 学遗产·二一年第一期源流分明，精义迭出在本书中，确实贯彻着这一要求，在论述某一作家 、作品或某一题材时，往往追溯其源流或指出其对人的影响。这些意见都很中肯，而且给人以深刻 印象。例如：在第一册论《战国策》时，就指出“汉初散文，尚有战国遗风，贾谊、邹阳等西汉前 期散文家的作品中，更是可以明显地看出《战国策》文风的余绪”(第102页)；同时又指出了 《战国策》对汉赋与宋代苏氏父子的影响。在第二册中谈到游仙诗时，上溯《楚辞》的《离骚》、 《远游》，中间论及曹操、曹植以至张华、何NDBBF，最后谈到郭璞。在论及隐逸题材时 上溯《庄子》、淮南小山《招隐士》和张衡《归田赋》，中及左思、陆机与王康琚，最后才论到陶 渊明(皆见第10页)，历史脉络十分清楚。又如同册论及大历诗人时指出他们“艺术表现上以谢 NBF44为宗”(第301页)，又指出他们“深受盛唐王、孟诗风的影响”(第302页 )。这些意见都很正确和精到。本书对国外的新文艺观的态度也很明确，在《总绪论》中指出：“ 撰写《中国文学史》应该借鉴外国的文学理论，但必须从中国文学的实际出发，不能将外国时髦的 理论当成公式生搬硬套地用于解释中国文学”(第6页)。这主张无疑是正确的，而且在本书中确实也是这样做的。在本书中，对有些文学现象的解释，显然吸取了某些外国理论的长处。如在《总绪论》中有一段话说得十分精辟：与文学创作密切相关的还有文学传媒。古代的文学媒体远没有今天多，只有口头传说、书写传抄、印 刷出版、说唱演出等几种，但已足以引起我们的注意。文学作品靠了媒体才能在读者中起作用，不 同的媒体对文学创作有不同的要求，创作不得不适应甚至迁就这些要求，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文学 创作的状况是取决于传媒的。从口头流传到书写传抄，再到印刷出版，由传媒的变化引起创作的变 化是很值得注意。先秦两汉文学作品之简练跟书写的繁难不能说没有关系。唐宋词的演唱方式对创 作的影响显而易见。印刷术发明以后大量文献得以广泛而长久地流传，这对宋代作家的学者化，进 而对宋诗以才学为诗这个特点的形成有重要的影响。宋元说话艺术对小说创作的影响，宋元戏曲的 演出方式对剧本创作的影响，更不容忽视。传媒对创作的影响以及传媒给创作所带来的变化，应当 包括在文学史的内容之中。(第4页)这段话不但完全正确，而且这问题正是当代文艺理论所提出 而为过去文学史著作所经常忽视的。无可否认的事实是国外的新理论毕竟是从国外文学实际中总结 出来的，是否完全适用于全部中国文学史，还需要探讨。但是他们有这一或那一观点可取并适用于 中国，就应当加以吸取。本书编者们的这种实事求是的做法，值得我们学习。在文学史内容的采择 问题上，本书粗看似与过去的著作没有太大区别，仔细阅读却可以看出编者独具的匠心。文学史著 作既然是“史”，就必然有一个内容的采择问题。我国古代的史学家非常注意这问题，例如唐代的 刘知几在《史通》中就专门设立《采撰》等篇加以探讨。原来在上下三千年的历史中，出现了林林 总总无数的人和事，在史书中难以巨细无遗地一一记载。这就需要史家加以选择，何者入史，何者 不入史，这往往关系到作史者的识见也就是古人所谓“史识”的问题。史家识见的高下，在很大程 度下决定了史书的质量。具体到文学史著作来说，它不但是“史”，而且是文学的历史。尤其是我 国的文学史还面临着一个比较特殊的问题，即古代人对“文”和“文学”的概念与今人颇不相同。 有些学术著作或应用文字是否应该写进文学史，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在这方面，恐怕要按照这些 人和书在文学发展过程中的作用而定。究竟怎样取舍，端赖作者的见识，决不能贪多务得，细大不 捐。我们一般在这个问题大抵主张对上古适当放宽，对后代从严。这自然是合理的，因为上古的文 学作品和学术及应用文尚无明确的分界。同时，也要考虑到文学史著作本身篇幅的大小而有所不同 。不过，即使是篇幅很大的著作，如果把“经”、“子”二部中大多数典籍甚至《竹书纪年》之类 都作为文学史的内容，毕竟是不合适的。这是因为有些书并无多大文学价值，如果只把一些思想史 的内容塞进文学史中，实无必要。本书取材之所以精当，就在于充分考虑到了一些子书在文学史上 的作用，所以选取了《孟子》、《老子》、《庄子》、《荀子》和《韩非子》，就不仅是从思想上 着眼，而同时考虑到这些子书在文学上的影响。如《孟子》之雄辩骏爽，《老子》之古朴简洁，《 庄子》之汪洋诡奇，《荀子》之浑厚缜密，《韩非子》之犀利NC7CD刻，都各自代表着当 时散文的一派，对后世散文更留下了深刻影响。另一方面，对一些思想史上有着重要地位的子书如 《墨子》不作专门论述，却正体现了编者的卓越胆识。另一方面，本书又增加了不少过去的文学史 著作所很少谈到的内容。如第二册第161页论及魏晋南北朝的辞赋、骈文与散文时，讲到了曹操 的《让县自明本志令》等教令文，并指出这些文章“饶有通脱之风”；“思想无所顾忌，而且行文 风格也不拘常例”。评价十分正确，并且发展了鲁迅的观点。笔者所见文学史著作，只有本书和徐 公持先生的《魏晋文学史》提到了这些文章，二书论述均极精采，各不相师而各极其妙。又如同一 章论及辞赋和骈文时提到傅亮的表和谢灵运的《山居赋》等作品(第二册第167页)和任NB 852的弹奏之文(第171页)，虽要言不烦而确实补足了过去经常忽略的文学史上的重要现 象。又如本书中为“玄言诗”设了专节，为李商隐设了专章，更显出了编著者的卓识。在具体论述 作家作品时，本书中尤多精见。例如《陶渊明》一章，对陶诗的艺术特色分析尤为精当。我们过去 读陶诗，往往只着眼于其平易自然，为其他诗人所不及。但陶诗何以能达到这样的高度，我们常常 难于说清楚。在本书中论陶诗往往把陶渊明和前人之作进行比较，指出其特点，如说陶诗“将生活 中的体验提炼到哲学的高度”(第二册第78页)。更精采的是说：“陶诗的一大特点也是他的一 种开创，就是将日常生活诗化，在日常生活中发现重要的意义和久而弥淳的诗味。在他以前，屈原 、曹操、曹植、阮籍、陆机等等都着重于关乎国家政治的题材，陶渊明着重写普普通通的生活，用家常话写家常事，写得诗意盎然”(第79页)。话虽不多，却突出了陶诗的特点。同样地，在论述杜甫时，亦不乏独到之见，如解释杜诗的“沉郁顿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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