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德九年 (公元 6 2 6年 )八月九日 ,唐太宗即位。八月二十日 ,突厥就进攻高陵 (今陕西高陵 )。八月二十八日 ,突厥颉利可汗统帅大军直逼渭水便桥 (即西渭桥 ,在今陕西咸阳东南渭河上 )。突厥兵临京师城外 ,自然非同小可。据有关文献记载 ,唐太宗面对这种险情 ,毫无惧色 ,而是与高士廉、房玄龄等六骑 ,挺身轻出 ,“与颉利隔水而语 ,责以负约。突厥大惊 ,皆下马罗拜”。最后是“颉利来请和 ,诏许之”① 。这样看来 ,好像唐太宗轻而易举地便使突厥退兵了。近读《执失善光墓志铭》② ,受到启发 ,突厥退兵的原因并不简单 ,很值得深入研究。本文根据《执失善光墓志铭》的有关内容 ,结合有关文献的记载 ,对这一问题进行力所能及的探索。一、问题的提出执失善光是什么人呢 ?据其《墓志铭》载 ,执失善光字令晖 ,突厥人。其“曾祖淹 ,本蕃颉利发”。按照突厥的官制 :“其大官屈律啜 ,次阿波 ,次颉利发 ,次吐屯 ,次俟斤并代居其官而无员数 ,父兄死则子弟承袭。”① 由此看来 ,执失淹是突厥的中等官员。执失淹对李渊建唐发挥过积极的作用。据《执失善光墓志铭》载 :他于“皇初起太原 ,领数千骑援接至京 ,以功拜金紫光禄大夫、上柱国 ,仍降特制 ,以执失永为突厥大姓 ,新昌县树功政碑。爰从缔构之初 ,即应义旗之始。”这就是说 ,执失淹曾率突厥兵数千骑 ,参加了李渊从太原起兵 ,进军关中 ,夺取长安的战争。根据有关文献 ,突厥确曾帮助李渊进军长安。李渊准备从太原起兵时 ,为了缓和与突厥的矛盾 ,遂“遣大将军府司马刘文静聘于始毕 ,引以为援。始毕遣其特勤康鞘利等献马千匹 ,会于绛郡 ,又遣二千骑助军 ,从平京城。及高祖即位 ,前后赏赐 ,不可胜纪”②。这里没有提到执失淹 ,但执失淹肯定身在其中。康鞘利是可汗的特勤 (子弟 ) ,可汗子弟率军出征 ,其属下必然还有其他官员。执失淹是中级官吏 ,隶属于可汗子弟是正常现象。况且 ,突厥援助李渊向长安进军也只有一次。大业十三年 (公元 6 1 7年 )八月十五日 ,当李渊进兵至龙门 (今山西河津 )时 ,康鞘利率突厥兵赶到 ,与李渊大军会合。李渊“喜其兵少而来迟 ,藉之以关陇” ,遂对刘文静道 :“吾已及河 ,突厥始至。马多人少 ,甚惬本怀。”③ 由此看来 ,在此以前根本没有突厥援助李渊起兵的问题 ;后来 ,也没有这方面的事实。另外 ,唐太宗还指责执失思力说 :“又义军入京之初 ,尔父子并亲从我。”④ 这说明执失淹及其子和孙都是突厥援唐的成员。执失善光的祖父是执失武。执失武 ,“本蕃颉利发 ,以元勋之子 ,皇授上大将军、右卫大将军、上柱国、安国公。”由此看来 ,从执失淹到执失武 ,他们既是突厥的颉利发 ,又有唐朝的官爵称号。这种双重身分 ,正好为唐和突厥都可利用。正是这种原因 ,执失武的长子执失思力被派遣入唐就成了值得注意的问题。关于执失思力奉命入唐的问题 ,有关文献早有记载 :“癸未 (八月二十八日 ) ,颉利可汗进至渭水便桥之北 ,遣其腹心执失思力入见 ,以观虚实。思力盛称‘颉利与突利二可汗将兵百万 ,今至矣。’上让之曰 :‘吾与汝可汗面结和亲 ,赠遗金帛 ,前后无算。汝可汗自负盟约 ,引兵深入 ,于我无愧 !汝虽戎狄 ,亦有人心 ,何得全忘大恩 ,自夸强盛 !我今先斩汝矣 !’思力惧而请命。萧、封德彝请礼遣之。上曰 :‘我今遣还 ,虏谓我畏之 ,愈肆凭陵。’乃囚思力于门下省。”⑤ 这就是说 ,执失思力入唐是为了观察长安的虚实。因为慑于唐太宗的威力 ,遂“惧而请命” ,结果被囚于门下省。《执失善光墓志铭》有关此事的记载则大不相同 :“于是颉利可汗率百万之众寇至渭桥 ,蚁结蜂飞 ,云屯雾合 ,祖 (执失武 )即遣长子思力入朝献策。太宗嘉其诚节 ,取其谋 ,遣与李靖计会 ,内外应接 ,因擒颉利可汗。贼徒尽获 ,太宗与思力歃血而盟曰 :代代子孙 ,无相侵扰。”非常明显 ,执失思力入唐不是探听虚实 ,而是为唐太宗献策 ,欲擒颉利可汗。结果 ,是太宗与执失思力歃血而盟 ,表示要世世代代 ,互不侵扰。对同一件事有两种不同的记载 ,必然使人产生疑问 ,笔者欲对这一问题谈谈自己的意见。二、事实真相突厥兵临京师城郊 ,没有强攻长安 ,而是派遣执失思力进京观察虚实。这是值得深思的。从当时的实际情况看 ,突厥并没有灭亡唐朝 ,占据中原的意思。武德三年 (公元 6 2 0年 )十一月 ,割据在今陕西北部一带的梁师都 ,为了阻止唐对全国的统一 ,特派其尚书陆季览去煽动突厥南进说 :“比者中原丧乱 ,分为数国 ,势均力弱 ,故皆北面归附突厥。今定杨可汗 (刘武周 )既亡 ,天下将悉为唐有。师都不辞灰灭 ,亦恐次及可汗 ,不若及其未定 ,南取中原 ,如魏道武 (拓跋 )所为 ,师都请为乡导。”① 梁师都劝突厥像鲜卑建魏那样 ,进据中原 ,虽然处罗可汗也曾蠢蠢欲动 ,但他很快死去。从此以后 ,一直到武德九年 (公元 6 2 6年 ) ,继位的颉利可汗始终没有再提效法北魏占据中原的问题。由此看来 ,突厥对唐根本没有攻城掠地 ,取而代之的意图。所以 ,颉利可汗没有急于攻取长安 ,建国称帝。颉利可汗兵临渭水便桥的目的是什么呢 ?简单说 ,就是索取物质财富。这是突厥对唐的一贯政策。当李渊从太原起兵时 ,为了解除后顾之忧 ,就对突厥实行了物质利诱政策。他向突厥可汗写信道 :“当今隋国丧乱 ,苍生困穷 ,若不救济 ,总为上天所责。我今大举义兵 ,欲宁天下 ,远迎主上 ,还共突厥和亲 ,更似开皇之时 ,岂非好事。且今日陛下虽失可汗之意 ,可汗宁忘高祖之恩也 ?若能从我 ,不侵百姓 ,征伐所得 ,子女玉帛 ,皆可汗有之。必以路远 ,不能深入 ,见与和通 ,坐受宝玩 ,不劳兵马 ,亦任可汗 ,一二便宜 ,任量取中。”信写好后 ,李渊在信封上用了以下对上的“启”字 ,有人认为突厥“唯重货财 ,愿加厚遗”即可 ,不必从文字上对其过于敬重。李渊表示 :“千金尚欲与之 ,一字何容有吝。”②这就是说 ,李渊掌握了突厥“唯重货财”的贪欲 ,愿将战争中所得的“子女玉帛” ,送给突厥 ,使其“坐受宝玩” ,不要干扰其南进关中 ,夺取长安。事实说明 ,这种政策收到了预期的效果。李渊建唐后 ,这种政策没有大的改变。武德二年 (公元 6 1 9年 )初 ,为了制止突厥进攻太原 ,高祖派“右武侯将军高静奉币使于突厥 ,至丰州 (今内蒙古五原南 ) ,闻始毕卒 ,敕纳于所在之库。突厥闻之 ,怒 ,欲入寇 ,丰州总管张长逊遣高静以币出塞为朝廷致赙 ,突厥乃还”③ 。非常明显 ,突厥的动止 ,决定于唐是否送币。这年六月 ,突厥遣使来告始毕可汗之丧 ,高祖又“遣内史舍人郑德梃吊处罗可汗 ,赙帛三万段”① 。到了武德九年(公元 6 2 6年 ) ,太宗也承认对突厥“遗赐玉帛多至不可计”② 。这一切说明 ,在突厥和唐的关系方面 ,突厥是贪得无厌地索要物质财富 ,并没有像鲜卑人建魏那样 ,要称雄中原。否则 ,为什么他们不乘李渊南进之机夺取太原 ;也没有利用刘武周、梁师都完全依赖突厥而割据一方的有利条件 ,占领唐的北方领土呢 !更能说明问题是 ,是《安元寿墓志铭》的一段记载 :“贞观元年 ,突厥颉利可汗拥徒万众来寇 (渭水 )便桥 ,太宗率精兵出讨。颉利遣使乞降 ,请屏左右 ,太宗独将公 (安元寿 )一人于帐中自卫。其所亲信 ,多类此也。”③ 首先 ,应当弄清事实 ,颉利可汗率众兵临渭水便桥不是贞观元年 (公元 6 2 7年 ) ,而是武德九年 (公元 6 2 6年 )八月李世民刚即帝位不久。《通典》卷一九七《突厥上》、两《唐书》的《突厥传》、《资治通鉴》等文献的有关部分 ,都是这样记载的。同时 ,李世民分析突厥敢以大举进兵至渭滨的原因 ,是突厥“以我国内有难 (指玄武门之变 ) ,朕新即位 ,谓我不能抗御故也”④ ,更有力地说明此事是发生在李世民刚即位以后。《墓志铭》把此事误记为贞观元年 ,很可能是该《墓志铭》的撰者误认为李世民即位就是贞观元年了。太宗与安元寿在前方的帐中单独接见颉利可汗的“乞降”使者 ,显然是秘密谈判。所谓“乞降” ,只能是太宗对外的言词。如果真的是“乞降” ,太宗应该大肆宣扬自己的威力和胜利 ,何必掩人耳目 ,秘密谈判呢 !唯一的解释 ,只能是唐必须对突厥付出相当的代价 ,是一种屈辱的条件 ,不便张扬。联系与此有关的事件 ,更可以这样理解。当太宗与高士廉、房玄龄等六骑亲临渭水之上时 ,曾“与颉利隔津而语” ,后来 ,“太宗独与颉利临水交言 ,麾诸军却而阵焉”⑤ 。太宗为什么“独与颉利临水交言” ?当然是窃窃私议 ,不愿他人知道。双方首领在战争前沿单独会见 ,窃窃私议 ,必然与战争有关。如果说太宗与颉利窃窃私议的内容是怎样结束渭水便桥的剑拨弩张局面 ,是最符合实际情况的。这正像一家住所失火一样 ,主人只能首先千方百计灭火 ,不能考虑其他。如果太宗与颉利单独面议的是如何结束渭水便桥的紧张局面 ,他们也只能是达成原则协议 ,不可能商定实施原则协议的具体办法。这就是说 ,实施原则协议的具体办法需要另外商谈。在这种情况下 ,双方必然停止军事行动 ,进行谈判。按照这种逻辑 ,“是日 ,颉利来请和 ,诏许之”⑥ ,无疑就是必然的过程了。所谓“请和” ,实际上和《安元寿墓志铭》所载的“颉利遣使乞降”是一回事。因为安元寿是绝对忠于太宗的得力干将 ,死后陪葬昭陵。在其《墓志铭》中记载“颉利遣使乞降” ,自然是对安元寿及其主子的崇敬。所以 ,“请和”与“乞降”是一个问题的两种说法。颉利使者“请屏左右” ,与太宗单独会谈 ,被太宗所接受 ,很可能是太宗与颉利在前线亲自“临水交言”所议定的停战步骤。如果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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