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被贬，自屈原以来，代代不乏其人，到唐时，已成为一种极为常见的政治现象和重要的文学现象 了。唐代文人中，特别是那些有代表性的作家中，有贬谪经历的实在太多，刘禹锡可算得是其中一 位最有代表资格的人。他一生被贬长达23年，且绝大部分时间被流放在巴山楚水和绝塞蛮荒的岭 南地区，与所有被贬谪的作家一样，“一方面，他背负着过去的包袱，往日的生活日夜陪伴着他； 另一个方面，他必须面对现实，适应新环境，他的生存取决于他解决这种两难选择的能力。”①他 把自己心中这种被动适应过程和感受，全部融进了他大量的贬谪文学作品之中。与当时大多的南贬 作家一样，巴楚或岭南独特的人文风物触动、对自身清白无辜的自信和因贬谪产生的满怀的忧怨牢 骚，使他自觉或不自觉地对历史上被贬来此地的前贤屈原产生认同和归依感，使他创作的贬谪文学 中，充满了一种浓郁的“骚怨”精神。刘禹锡继承了屈原式的忧伤怨刺、念土思乡的文学主题，又 超越屈原式的忧怨忧伤，走向了豁达和放旷。本文就刘禹锡贬谪文学的这一特征作一初步的探讨。 一 文人被贬谪的原因可能各各不同，文人们对自身被贬原因的反省与认可，都会直接增减其心中 痛苦的程度。刘禹锡的被贬谪，并不是常见的那种因犯行为过失后的左降，或因小人诬诟而造成的 一时受屈，也不同于因党派倾轧而造成的群体性贬黜，他是由于政治改革失败直接造成的，根据《 旧唐书》中刘禹锡本传所载：“禹锡精于古文，善五言诗，今体文章复多才丽……贞元末，王叔文 于东宫用事……禹锡尤为叔文知奖，以宰相器待之……引禹锡及柳宗元入禁中，与之（案：王叔文 ）图议，言无不从。转屯田员外郎，判度支盐铁案，兼崇陵使判官，颇怙威权……叔文败，坐贬连 州刺史，在道，贬朗州司马。地居西南夷，土俗僻陋，举目殊俗，无可与言者，禹锡在朗州十年， 唯以文章吟咏……”②这就是中唐有名的“二王八司马事件”。从这段文字中，我们仿佛看到了那 位“博闻强记，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 王甚任之”③的三闾大夫屈原的影子了。屈原当年也是因积极地参与兴国大计谋划而招忌遭贬，一 贬到汉北，二贬到沅湘间，幽思忧愤而做“离骚”，而刘禹锡也是因积极参与政治革新，“竟坐连 累，贬在遐方（案：指朗州）……又遭谗嫉，出牧远州（案：指夔州）。”④这说明，他们两人在 受贬的原因、贬谪处所、心态等多方面具有极大的相似性。那么，屈原的生平遭遇、品格诗情等， 自然会使同病相怜的刘禹锡感同身受，在对屈原的感叹和追忆之中，屈原强烈的“骚怨”精神也就 会自然而然地融汇到他的贬谪文学作品中去，使“骚怨”精神成为他作品的一个重要特征，而且， 就贬谪这事本身来说，刘禹锡也许比屈原更具有悲剧性，因为屈原的悲剧尚可归结为小人的谗害， 而致使刘禹锡遭贬的“二王八司马事件”的直接发起者，却正是新登基的宪宗皇帝本人。这就是说 ，刘禹锡的被贬谪，是来自最高层对他的彻底否定和弃置，它带有一种强烈的道德否决和审判的色 彩。在讲究先贤而后能的封建时代，这就决定了刘禹锡既没有翻案的可能，也没有在短时期内解脱 痛苦的希望。宪宗就曾明确地指示：八司马“纵逢恩赦，不在量移之限。”⑤而且在当时，虽然他 始终认为自己并无什么罪过，但来自社会的诋毁却不容他有辩解和洗刷的余地，认为他“蹈道不谨 ，昵比小人。自致流离，遂隳素业”，贬谪他就是“牲鸡断尾，害马离群，僻途自噬。”⑥连韩愈 都认为他们是咎由自取⑦。所以尽管他心中冤苦不堪，但无处申诉，也不敢申诉。满怀的委屈哀伤 与群口汹汹的诋毁责骂，使他的被发家谪带有更加浓郁的个人悲剧性。但也正因为如此，反而使他 对自己的现实处境不抱太大的希望，不对当局和当权者寄予什么幻想，在忧思幽叹之余，把更多的 心思和精力用来关注自己身边的一切陌生而新鲜的山水自然、风俗民情，并能有一种适度宽容的心 态去观察和感染它们，把自己的部分才情与品格移注到这些对象上来，使得他的创作在幽愤烦怨的 贬谪情态和语调中，又表现出了一些来自当地风情生活中的自适与融和，这样就在一定程度上超越 了屈原幽思忧愤的单一的情感表达模式，表现出了“骚怨”情感的多元性和多面性。所以说，虽然 骚怨精神是所有南迁作家的共同创作特色，但刘禹锡却能把它表现得更加突出和鲜明，更加丰富和 具有个性。二 哀怨与愤刺，是贬谪文学中“骚怨”精神的共同特点，也是刘禹锡诗中一个情感特 征。他的第一个贬所就是朗州，这正是当年屈原流放往沅湘间的第一站，刘禹锡在当时陌生且荒僻 的朗州，如同当年“沉吟泽泮”的屈原，内心凄怆而孤独，忧怨而不平，总是时时想着自己的逐臣 身份，对自身遭贬谪的现实及由此而带来的心身巨大痛苦，一时无法消解；对那些小人的不实诬谄和来自朝廷的不公处罚，情不自主地加以批判和讥刺。这种情感，成为了他贬谪文学一个最重要的主题，这在他作品的情感与内容两个方面得到了表现。 首先是基于对自己品行清白的认定，对被长时期 地遗弃荒远与被群起恶语中伤，内心充满了强烈的愤懑和无尽的忧伤。这在作者9年发家谪朗州时 期所作的诗文中表现得最为集中和鲜明。如他在《楚望赋》中写道：“予既谪于武陵，其地故郢之 裔邑，与夜郎诸夷错杂……夜暮澄寂，啸歌群族，伦音俚态，幽怨委曲。逗疏柝于江城，引哀猿于 山木……高莫高兮九阍，远莫远兮故国。舟有楫兮车有辖，江山坐兮不可越，吾人又安知其所如。 ” 郎州地方的偏远，俚曲的委曲低回，深山林间的半夜猿啼，这一切，使得诗人心中固有那种忧 怨委曲之感愈加浓郁和难以抑止，发出了“高莫高兮九阍，远莫远兮故国”的无奈忧怨之叹。而且 随着时间的推移，心中的哀怨也愈加强烈，到诗人贬谪朗州的第九个年头，眼见朝廷并无稍加宽待 的意向，作者心中的忧怨达到了最高潮，《谪九年赋》是这种情感和心态的集中体现。他说： “ 古称愚妇，已历九秋，未必有是举为深愁。莫高者天，莫睿者泉，推以极数，无逾九年。伊我之谪 ，至于极数，长沙之悲，三倍其时……天有寒暑，闰余三载；朝有考绩，幽明三见……叹息兮徜徉 ，登高高兮望苍苍。突弁之夫，我来始黄；合抱之木，我来犹芒。山增其容，水改故坊。童童郁郁 兮，涸者洋洋……何吾道之一穷兮，贯九年而犹耳。” 语调之苍凉，有如屈大夫的《渔父》、《 天问》。作者穷愁满腹地哀叹说：“推以极数，无逾九年。伊我之谪，至于极数。”想当年贾谊谪 于长沙，不到三年，世人却已为之慨叹曰：“谪贾谊于长沙，非无圣主。”⑧而今作者自己却已是 在谪9年，尚且不知何日能归。9年间，昔日的黄发小孩如今已是“突弁之夫”了；当年的“犹芒 ”之苗，如今已是“合抱之木”了；山已增加了高度，水已改变了流向，沧海桑田，斗转星移，却 始终看不到生活的光亮，一句“叹息兮徜徉，登高高兮望苍苍”，“何吾道之一穷兮”，说出了作 者心中解不开的愁怨和哀伤。这种哀怨感伤，一直贯穿在他贬谪生活的始终。直至其晚年，仍对自 己一生的落拓不遇耿耿于怀，认为自己此生“不壬不贱，天之祺兮。重屯累厄，数之奇兮。天与所 长，不使施兮。人或加讪，心无疵兮。”⑨他把一生的不幸与痛苦，把理想失落的原因，归结为“ 数奇”，有似李广临终之叹，何忧怨之深。其实，刘禹锡心中未必认同天命和天数之说，这只要看 看他的《天论》三篇就明白了。本不信天数而却将之归于天数，除了说明心中之忧苦，其实也就是 如同李清照晚年所说的“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⑩只不过是欲说还休罢了。 其次是对那些 诬陷自己的群小们的尖锐批判和讥刺。“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刘禹锡一直把自己被贬谪的结果 和群小们的率意诽谤直接联系起来。他曾说：“亦缘臣有微才，所以嫉臣者众，竞生口语，广肆加 诬……（至使）贬谪遐藩。”10.还说：“但以孤根独立，众口易诬，销骨为虞，抚心是惧。” 12.才高遭嫉，志洁被诬，是历代贬谪者的共同感受，屈原因遭上官大夫等人的谗毁，远谪沅湘 间，沉吟泽旁，最后以死来明志和抗争。刘禹锡也认为因自己才干优长而遭群小构陷，以至远贬遐 藩，于是不平则鸣，在诗文创作中，从不同的角度，用寓言的方式，借物陈情，对朝廷权贵们的任 意诬蔑和无由处罚进行尖锐又深隐的讥刺与批判。这类作品，主要创作于前一个十年贬谪时期，即朗州时期，如作品《聚蚊谣》、《百舌吟》、《昏镜词》、《有獭吟》、《鹈吟》、《飞鸢操》等等。尤其以《聚蚊谣》最富批判力和战斗性，诗云：“沉沉夏夜兰堂开，飞蚊伺 暗声如雷。嘈然啖起初骇听，殷殷若自南山来。喧腾鼓舞喜昏黑，昧者不分听者盛。露花滴沥月上 天，利嘴迎人著不得。我躯七尺尔如芒，我孤尔众能我伤。天生有时不可遏，为尔设幄潜匡床。清 商一曲来秋日，羞尔微形饲丹鸟。”在诗中，他把那些宦官、权臣和趋炎附势之徒直接比喻为那滋 生在阴暗污秽之地，面目丑陋狞恶，本性贪婪凶残，品格渺小又卑鄙的蚊虫，以表达自己对它的极 端痛恨与鄙夷不屑。在诗中，蚊“伺暗”“喜昏黑”的嗜好，与群小们好从背后中伤贤良的做法， 本质实在相同。历来“忮心失恕，阴谪最大”13.，故而诗人对此痛恨至极。蚊的“声如雷”、 “嘈然啖起”、“喧腾鼓舞”、“利嘴向人”，很容易让人想起永贞革新失败后官宦们肆意中伤谗 害革新派时的那幅得意忘形的小人心态。刘禹锡曾说：“骇机一发，浮谤如川”14.、“虽欲周 防，亦难曲施。加以吠声者多，辩实者寡，飞语一发，胪言四驰。”15.当时那种群言汹汹的无由指责，作者在此做了正面的回击，并警告它们：“清商一曲来秋日，羞尔微形饲丹鸟。”总有一日，不得善终。由于当时微妙的政治形势，尤其是宪宗皇帝本人对永贞革新新派的仇视态度，使得诗人在对群小进行 鞭挞和讥刺之时，只能以曲折象征的方法来表达。如作者以同一题材——游玄都观而写的两首诗歌：《戏赠看花诸君子》云：“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 《再游玄都观》云：“百亩庭中尽是苔，桃花净尽菜花开。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 刘禹锡历来不喜桃花，他曾有诗云：“城东桃李须臾尽，怎似垂杨无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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