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在 2 0世纪中国文学中 ,1 94 9年以后的当代文学 ,是一个特殊的发展阶段。在这个阶段上 ,不但影响文学发展的社会历史和思想文化背景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而且文学自身从组织形式到活动方式、从指导思想到理论原则 ,乃至从创作方法到艺术风格 ,也与前此时期完全不同。尤其是在这个阶段上 ,出现了统一的作家组织 ,和带有极强的“计划经济”色彩的文学体制 ,以及“有计划、按比例”的文学生产与消费方式 ,文学开始接受统一的意识形态规范 ,遵从统一的理论原则 ,奉行统一的创作方法 ,追求统一的时代风格 ,如此等等。这些方面的表现 ,都使得这一阶段的文学与 2 0世纪前此各阶段的文学呈现出巨大的历史反差。虽然这种“统一”的文学历史在这一阶段上 ,也发生了例如“文革”结束后的新时期文学那样的变化 ,但就其内在规定和一些基本形态而言 ,并无本质上的差别。即使是发生了变化的那一部分 ,对作为一个整体的当代文学这一历史阶段来说 ,也只是增加了它的发展变化的复杂性和曲折性 ,并未改变这一阶段文学历史的特殊性质。正因为这一阶段的文学存在着这样的特殊性 ,所以如何对它作出恰当的历史阐释 ,并以之为依据在 2 0世纪中国文学中给它一个恰当的历史定位 ,长期以来 ,也就成了 2 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中的一个有待深入探讨的理论问题。众所周知 ,对这一阶段文学历史的阐释 ,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 ,是取一种单纯的政治视角 ,这种单纯的政治视角的特点 ,是从文学的意识形态属性出发 ,把当代文学看作是当代政治思想和社会意识在文学领域的表现 ,一方面通过这种表现与被表现的关系 ,追溯文学的形象世界中所表达的思想意识之所由来 ,另一方面又根据文学的形象世界所表达的思想意识的普遍性和深刻性程度 ,判定文学作品的意义和价值。而且这种单纯从政治视角出发的阐释角度 ,又常常被纳入到一个时期国家机器的运作程序之中 ,作为这一时期党所领导的国家文化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以对文学活动的阐释 ,来印证国家机器运作的效能和党的文化政策正误与否。这种本质化和政治化的文学阐释甚至通过一些官方文本 (例如有关文学问题的方针政策和一些领导人对文学问题发表的讲话 )和半官方文本 (例如历次文代会的主体报告和文学机构对文学活动所作的其他形式的总结和评价 ) ,影响到这期间的文学史叙事和文学史建构 ,以至于在今天通行的当代文学史中 ,仍然沿袭的是这种本质化和政治化的阐释所规定的叙述框架 ,所选择的叙述对象 ,乃至所作出的判断和评价。这种单纯从政治视角出发的阐释方式所造成的一个有害的结果 ,是把文学史变成了政治史的附庸 ,变成了文化史的注脚 ,却忽略了文学的历史阐释必须有真正属于文学自身的独特视角。对这一阶段文学历史的这种本质化和政治化的阐释 ,直到 80年代中期 2 0世纪文学的整体研究观念的提出 ,才有所改变。这一整体研究的观念力求从走向世界的 2 0世纪中国文学中 ,找到一种贯穿始终的某些内在的文学因素 ,例如“以‘改造民族灵魂’为总主题” ,“以‘悲凉’为基本核心的现代美感特征” ,“由文学语言结构表现出来的艺术思维的现代化进程”等 ,以便说明2 0世纪中国文学的整体有机性 ,为 2 0世纪中国文学构造成一个新的整体研究的文学史框架。这种整体研究的观念和方法 ,一方面改变了 2 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的割裂状态 ,给 2 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带来了一个革命性的变化 ,另一方面对 2 0世纪中国文学所作的历史阐释 ,却仍然囿于某种单一的角度 (例如上述“改造国民灵魂”的角度、“悲凉”的美感的角度等 )。这样 ,某些适宜于这种阐释角度的文学对象和文学时期 ,就被凸现于文学历史的前台 ,否则 ,则隐没于文学历史的深处 ,或被这种单一的阐释视角所肢解。作为 2 0世纪中国文学的一个特殊的发展阶段 ,当代文学在这一整体的研究方法中 ,所遭遇的就是这一种阐释的命运。在 80年代中期以后 ,关于 2 0世纪中国文学的阐释 ,还有诸如“庙堂”、“广场”、“民间”鼎足三分和“共名”与“无名”二元对立的框架 ,大体都未走出上述整体观照下的单一视角 ,因而也就未能从根本上解决当代文学在这种阐释视角中被隐没或被肢解的命运。把现代性问题引入 2 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 ,无疑使当代文学获得了一个新的阐释角度 ,这种新的阐释角度 ,尽管也不能完全解决前此阶段对当代文学阐释的全部局限 ,但却把握住了 2 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的一个总体趋向。这种总体趋向是一种被称为现代的 (相对于古典的 )文学新质随着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不断生长发育的过程 ,并不受制于某种确定的政治或文化本质 ,更不是某种政治革命或文化潮流的本质外化。把现代性问题引入文学研究 ,使文学阐释摆脱了前此时期流行的政治或文化本质论的控制 ,给文学研究预设了一个广阔的阐释空间。 90年代以来 ,对 2 0世纪中国文学的现代性阐释 ,同时也给当代文学研究带来了新的变化。这一变化不仅表现为对一些具体的文学对象和文学史现象的现代性阐释 ,更重要的是 ,当代文学作为 2 0世纪中国文学的一个特殊发展阶段 ,从整体上进入了现代性研究的视野 ,吸引了人们研究现代性问题的目光。毫无疑问 ,当代文学研究将因此而别开一个新的生面 ,当代文学与 2 0世纪中国文学的整体性联系和对2 0世纪中国文学现代化进程的意义 ,也将因此而得到新的确认。二现代性问题在西方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社会学问题 ,它的形成、提出和发展演变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这个问题本身的辨析和研究 ,无论在西方还是在近期中国的学术界 ,都已经成了一门专学 ,其中的曲折隐微 ,自是一言难尽。但是 ,尽管如此 ,我认为它所拥有的一个基本含义 ,即它是西方社会现代化的一种综合的价值体现 ,却是不容否认的。如同西方社会的现代化从本原的意义上说 ,是属于西方社会在告别中世纪以后的文明发展历史一样 ,现代性问题既然是西方社会现代化的产物 ,理所当然地也应当是一个属于西方的社会问题 (或社会学问题 ) ,但是 ,同样也如同率先在西方发生的现代化最终以它的强势力量推及世界 ,成为在世界范围内被普遍接受的一种文明形式一样 ,现代性问题也因此而成了世界各国在各自的现代化进程中 ,不能不面对的一个普遍性的问题。正因为现代性问题如同现代化问题一样 ,存在着这样的一个由西方而世界的普遍化过程 ,因此就不能把现代性问题在西方现代化过程中形成、提出和发展演变的历史 (包括它的一些现代性标准 ) ,简单地套用于世界各国 ,尤其是一些被西方的强力将现代化楔入其历史进程的“后发外生”型的现代化国家。对这些国家的现代性问题的研究 ,首先要解决的一个前提问题是 :它的现代化是在什么情况下发生的 ,经历过怎样的一个历史过程 ,然后才能谈到它有怎样的现代性 ,它的现代性表现为怎样的形态。对当代文学的现代性阐释 ,首先要解决的正是这样的一个前提问题。就整个 2 0世纪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学的现代化历史而言 ,大约可分为两个长的历史时段 ,这两个时段以50年约记 ,恰好把一个世纪分为上、下两半。从 1 898年戊戌维新前后通常被我们称之为近代文学的真正起点算起 ,到 1 94 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约 50年 ,为上半个世纪的一个长时段。在这半个世纪中 ,中国社会自鸦片战争以后 ,被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轰开了大门 ,在西方已经运行了二百多年的现代化列车呼啸而入 ,将古老的东方帝国裹挟进在世界范围内正在发生的现代化进程。因为是在西方社会已经发生的现代化历史中滞后发生的现代化 ,而且又是通过一种强力的作用从外部注入的现代化 (“后发外生”) ,故而中国社会一方面虽然因此而加入了整体的世界历史发展的进程 (现代化的历史进程 ) ,但另一方面同时又成了在西方首先发生的现代化历史的扩张对象。在这种情势下 ,中国社会既要接受现代化这个已经在世界范围内普遍化了的文明形式 ,又要使这种文明形式真正通过自己的方式得以实现 ,避免成为西方的现代化在海外的扩张形式 ,唯一的选择就是要建立一个独立自主的现代民族国家。从戊戌维新到辛亥革命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 ,在这半个世纪中 ,中国的现代化历史所要解决的 ,就是这个在“后发外生”型的现代化国家 (主要是东方国家 )实现现代化的前提问题。从 1 94 9年迄今 ,又 50年 ,是为下半个世纪的一个长时段 ,相对于上一个时段而言 ,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为标志 ,表明中国的现代化已经完成了建立一个独立自主的现代民族国家的前提问题 ,由此才结束了被动地被裹挟进西方的现代化进程的历史 ,开始启动了真正属于自己的现代化进程。虽然用这种长时段的眼光来看中国现代化的历史 ,难免要抹去许多引人注目的时间细节 ,略去许多至关重要的历史事件 ,但只有用这个长时段的眼光看问题 ,我们才能够明白 ,中国的现代化历史 ,与一些先期启动现代化进程的西方国家在一个独立自主的近代民族国家内循序渐进地完成的现代化 ,该有多么的不同。正因为中西方的现代化历史存在着这样一个根本的差异 ,所以对文学历史的现代性阐释也不能一概而论。由于上述因素的影响 ,在 2 0世纪上半期 ,中国文学一方面虽然也接受了西方社会在已经经历过的现代化进程中所创造的全部精神文化成果 ,包括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乃至 1 9世纪末到 2 0世纪初正在兴起的现代主义文化思潮 ,并且利用这些精神文化成果所独具的现代性特质 ,所包含的现代性因素 ,完成了反对封建文化、建立现代理性的启蒙任务。从这个意义上说 ,西方社会的现代化所创造的精神文化成果 ,对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 ,确实起到了一种开启作用。但是 ,也应当看到 ,中国社会的现代化仅有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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