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学传统是发生在“中国”且具有“现代性”特质的“文学传统”。它始自晚清 ，成于1917──1949年，在共和国时代仍发生作用。它在不断地被实践和创造的同时也不断 地被阐释。晚清文学是中国现代文学传统形成的重要阶段和资源，与现代文学拥有多层面的 意义联系，如文学观念、主题类型和文学形式的延续和创造。如果抛开文学运动和文学时间 联系，考察晚清与中国现代文学传统的内在结构，就会发现在文学知识、文学组织和审美信 念诸方面具有相对稳定的意义，这也是中国现代文学传统区别于古典文学和西方文学的地方 。一中国现代文学传统的形成有一个意义的发生、运动过程，也有一个相对稳定的意义结构。 有大传统，也有小传统；有思想文化传统，也有语言形式传统。中国现代文学与现代思想文 化，与世界思想文化和文学，与古典思想文化和文学都有紧密的血缘联系，在这样一个纵横 交错的历史和意义时空里诞生了中国现代文学传统。“传统”是在意义的历时传承中所产生 的普遍而独特的意义整合，中国现代文学传统始自晚清，并从晚清到20世纪上半叶所形成的 带有普遍性和独特性、共时性和历时性、文化性和文本性的意义和形式世界。文学知识、文 学组织和审美价值的转换和重建，是形成中国现代文学传统的重要标志。从晚清到现代的文 学演化有社会和个人、功利和审美、生命和语言的双重力量的互动，是文学知识、组织和价 值信念的重组。中国文学有了从边缘到中心，从个人到社会的演变，文学被融入到社会、国 家、民族的知识谱系，表达着有关社会、国家、民族和阶级的知识意义。文学也逐渐被社会 组织化，有一套文学生产、出版和消费的制度形式，有别于传统文学的知识生产和消费方式 。借助文学组织来规范文学意义，使文学媒介化、作家职业化、文学理论独立化。同时，中 国现代文学始终追求着文学独立的审美特性，坚守精神心理的自由与创造、语言形式的个性 与独特，形成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审美主义传统。这样，中国现代文学知识的社会化、制度化 和审美性就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三大传统，它们分别从“文学与社会时代”、“文学生产与 消费”和“文学与语言审美”上建构了中国现代文学传统的丰富而独特的意义世界。文学在晚清思想者严复、梁启超那里并没有实现知识的完全分化，文学是社会化的知识和 工具，可以“新民”，可以“救国”，“改良群治”，他们试图借助文学实现对民族、民心的救世和自救①。晚清的文学思路是重走传统“文以载道”的老路，“ 道”的涵义虽扩大了，“载”的表现方式也有所变化，但文学作为“载道”的工具和手段却 并没有明显的变化。文学在“载”社会、民族、时代之“道”中提高了自己的地位，从载“ 小道”到载“大道”，从载伦理之道到载社会民族之道，小说从杂说变成了社会“大”说。 晚清的政治小说、教育小说和社会小说等各种具有强大社会功能的文体形式成为了文学的主 流文体。“五四”以降，中国文学进一步加快了进入现代社会、国家、民族的历史进程，有 研究者就称中国现代文学为“民族国家文学”②，当然，这里的“民族国家”不完全符合后 殖民主义理论，中国现代文学还有人和人类思想的共通性和普遍性，正因为同时具有人和人 类精神的普遍性，民族国家才有意义。“五四”文学革命的意义是巨大的，没有“五四”就没有现代文学，没有文学的革命，也 就没有中国现代文学传统。现代文学传统不同于古典文学传统，就在于它因有文学的“革命 ”而诞生的新的美学力量③。不必讳言，20世纪中国文学是这个时代最具有个性创造力量的 语言世界，这个世界是精神的个性化和自由的创造。文学有这个时代的精神共相，但它仍以 革命性的创造力量支撑了这个时代的精神和形式的独特。“五四”文学依然沿着文学知识的 社会化、文学的组织制度和文学审美形式的和谐统一的思路前行，当时讨论的文学的改良与 革命、文言与白话、整理国故与融化新知问题，表面上是思想观念的不同，究其实质则是围 绕回答文学如何应对社会现实变化的问题，是文学如何成为表达社会人生知识的载体。文学 革命论和改良论者，都不反对文学对社会人生知识的承担和表达，文学研究会提倡的文学“ 为人生”，创造社提倡文学“为自我”，鲁迅以文学作思想的启蒙，它们都把文学提升到社 会人生和自我体验的相关性知识的表达上。30年代的左翼革命文学凸显了文学的社会阶级意 识，这里的“阶级”既是政党政治，也是社会人生的矛盾意识，茅盾小说、鲁迅的杂文有阶 级意识，曹禺戏剧、艾青的诗也有阶级政治意识，是社会人生的政治，是诗意化的政治。伴 随3三四十年代国家民族和阶级矛盾的进一步激化和加深，文学的民族心理、国家意识、阶 级矛盾和生命体验被彻底激活和催醒，文学也出现了不同的运动方向和力量，如民族文学、 阶级文学、生命文学和人性的文学。中国文学与现代社会建立了广泛的意义联系，文学成为 现代社会的知识缩影。巴金的《家》和《寒夜》完成了对中国传统和现代家庭命运的悲剧性 叙述，老舍的《骆驼祥子》丰富地揭示了现代社会底层弱势群体的生存状态，《四世同堂》 则对民族文化与现代家庭、传统伦理与生命人性进行了全面整体的形象观照。张天翼、路翎 、张爱玲、钱钟书、沈从文的文学则对现代社会人生作出了不同的复杂描述，现代文学知识 成为关于整个现代社会人生的知识叙述和表达。我们曾对中国现代文学的阐释使用过“社会史诗”、“现实主义”、“历史主义”等理论 方法，近年这些理论也被研究界所质疑，但它们在阐释中国现代文学的社会价值方面却具有 很强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吴炫反思“20世纪中国文学”概念，也认为它是“一个非文学命题 ”，提出需要用“文学性”穿越“文化政治”，建立文学的个体性、创造性和经典性的阐释 尺度④。他的理论方法多适用于文学经典的分析，而对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所出现的众多文学 现象，尤其是非经典性作品则无法作出充分的说明。如果说“20世纪中国文学”有理论局限 ，他的主张则有明显的方法局限。用“现代性”理论可以阐释文学的社会意义，但也容易掩 盖文学自身的独特性和丰富性，无法准确表述文学现代性何以区别思想和文化的现代性。“ 现代性”还容易成为一种带有绝对价值的本质主义理论，忽略或遮蔽文学本身的个体性。现 代性表述了知识和意义的一种存在状态，但不能完全说明意义本身，何谓“现代”？在不同 的知识学科领域有不同的意义界定和说明，在现代知识逐渐变得条理化、明晰化的今天，“ 现代性”则反而变成了一个相对模糊的意义概念。现代西方思想因反叛神学的统治，而出现 了思想的人文性和世俗性变革，这也常被理解为思想的“现代性”转变；同时，也出现了“ 审美的现代性”。审美现代性则是对社会现代性的批判，尤其是对科学技术主义和物质主义 的反叛。由神学向现代世俗思想的转变具有明确的涵义，审美的现代性则多是对文学存在状 态的描述，有意义的模糊和变异性。对中国现代文学意义的阐释应以“现代性”、“文学性”和“历史性”作为价值尺度，“ 现代性”和“历史性”可以比较真实地理解文学与社会时代、文学与历史主体、文学与民族 国家和阶级的复杂关系。中国现代文学正是在这些关系中形成了自己的文学传统，中国现代 文学背靠现代社会时代、国家、民族、政党、阶级、文化与大众，20年代的“革命文学”， 30年代的“左翼文学”，40年代的“解放区文学”，体现了文学与现代社会政治和民族阶级 的紧密关系；中国现代文学中的“人生派文学”、“通俗文学”、“民主主义文学”、“乡 土、都市文学”和“抗战文学”也与现代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具有相当丰富的联系。有意地悬置中国现代文学意义生长的社会历史语境，虚设一个绝对而空洞的 意义尺度，都是对中国现代文学意义世界的简化和平面化，是对文学传统的丰富性的漠视。中国现代文学不断寻求文学知识的社会化，相对于古典文学，它更具有鲜明的社会国家、 民族阶级特性；相对于西方文学，它有复杂的社会时代和个人经验。中国现代文学的知识社 会化传统既扩大了中国文学的社会生存空间，提升了文学意义的历史地位，发挥了文学巨大 的社会功能。同时，文学的社会化也拔高了文学的意义，带给文学诸多负面影响，甚而抽空 了文学的独特性，并逐渐显露出文学的负面价值来。二中国现代文学要成为现代社会化的知识，需要建立文学生产与传播的组织形式和文学教育 的推行机制。近几年有研究者已注意到了从晚清到现代的文学传播方式和传播制度的建立和 变革，由此而带来了作家的职业化、文学的商业化、文学的社团化、文学理论的独立化以及 文学文体形式的变化等趋势⑤。文学的生产和消费借助了其他物质手段，如文学的编辑、传 播、流通和阅读形成了一个相互制约的过程，文学进入现代社会需要文学媒介，需要文学组 织，于是就有了文学编辑、出版制度，有了文学社团，有了职业化的作家，有了文学商业的 运作，有了独立的文学理论话语，有了一套适合于出版、传播和读者阅读的语言文体形式。 文学的媒介化和社团组织方式是中国现代文学传统的重要特点和内容，王晓明在对《新青年 》和文学研究会的研究中，精辟地阐释了“五四”文学传统的意义，得出了意想不到的结论 ，认为“五四”时代的个人主义思想，是一种“《新青年》版的个人主义”，与西方思想有 很大的不同。“五四”文学的演变是人为设计的，有主导文学的倾向，文学的理论对文学的 创作实践发挥了潜在的规范和牵制作用⑥。他从中国现代文学的“创刊”和“结社”里发现 了“五四”文学的一个意义传统，实际上，这也是中国现代文学传统。中国现代文学不但显 现为一套观念价值系统，而且还表现为一套物质制度形式，中国现代文学的创刊办报、结团 组社，积极推行新文学进入的社会教育体制，这形成了中国文学新传统。探讨杂志报刊对文 学的编辑和处理方式，讨论文学社团的身份构成及其运作过程，都能更深入地理解中国现代 文学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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