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显然 ,孙春平的创作与九十年代的个人化写作明显是两条路子 ,如果说个人化写作是作家主动关闭了个人通向社会现实的大门 ,在个人的内心中建立另外一个心灵世界的话 ,孙春平的创作则是走出大门 ,尽情享受外部世界的不同风景。他笔下的人物都是有着明确社会身份的社会角色 ,在作者的意识里 ,他们不仅仅是作为一个单个人而存在的 ,而是作为某一类人的一员存在的。从他们身上 ,我们依稀可见“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的影子 ,也能准确地找出中国社会的重大变化与社会各层面思想情感波动间的对应关系。近年来 ,沿着这条创作道路 ,孙春平以可观的创作量活跃在国内一些重要的文学刊物上。此道不孤 ,我们可以开列出一大串与他有着共同创作倾向的作家 :《天网》、《抉择》的作者张平 ,《人间正道》、《中国制造》、《天下财富》的作者周梅森 ,《羊的门》的作者李佩甫 ,《国画》的作者王跃文 ,《突出重围》的作者柳建伟等等。尽管他们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异 ,然而他们的共同点也是显而易见的 ,他们都是以现实主义的表现方法 ,通过对当下社会问题的发言表明当代公众的立场和观点。他们的创作很快就博得了两方面的喝彩 ,一面是来自主流话语的 ,这类作品符合他们对文学作品描写当代生活 ,反映现实变化 ,匡正时弊的期待 ;另一面是来自大众的 ,作品满足了他们对官场、商界及形形色色的名利场的窥探心理 ,发泄了他们对社会转型期社会不公正、经济不平等、人生不得意等问题的不满情绪。然而 ,巨大的社会影响并未能掩盖它们在文学上的粗糙 ,《羊的门》虽属这批作品中的上乘之作 ,可是 ,作家张宇说了一大通赞扬之辞后坦言 :“平心而论还是写得粗糙了”,“整个作品的叙述语言发紧发干 ,甚至有点发硬 ,不怎么圆润 ,没有水气。”1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 :大凡对这类作品表示欣赏的 ,无一例外都要从题材现实性、社会认识功能和社会效果等方面来强调他们的价值 ,然而批评者则多从作品的艺术性、思想深度上予以否定。不排除见仁见智的因素 ,但这种反差还是提醒了我们 :这类作品虽然表现了当今现实生活 ,可这并不意味着它们已经很好地解决了困惑作家已久的如何表现当代生活的问题 ,尤其是日新月异的社会生活。多年来对现实主义创作执著追求 ,使得孙春平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创作路数 ,并且成为表现当代社会生活的后起之秀。因此 ,关注孙春平近年的中短篇小说创作 ,我不是将他作为一个孤立的个体 ,而是作为一类作家中的一员来考察的 ,同时期望通过对他的作品的理解和认识 ,来思考同类创作的得失。严格来讲 ,人们认为的孙春平小说的诸多成功之处 ,我觉得只是他对以往创作经验的承袭 ,而真正和代表他个人的独特东西仍在我们的期待中。相反 ,孙春平创作中存在的问题 ,倒颇具普遍性和代表性 ,换言之 ,他在小说文本以外带给我们的思考要比他的小说文本带给我们的阐释空间丰富得多。个人性的缺失 与逃避现实孙春平的创作历程比较完整地展示了近年以当代社会生活为题材的现实主义作品的发展变化轨迹。他的创作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对某一社会问题的感性认识入手来结构作品 ,是较为典型的问题小说。小说提出的问题比较单一 ,在对问题的求证和解决的过程中 ,融进了大量的社会信息 ,同时也承载了很多宣传的目的和任务。《逐鹿松竹园》2 就是这样的作品。第二阶段 ,他开始以人物为中心结构作品 ,作者已经能够退隐到文本背后 ,而选择一定的中介物 (如人物 )将社会事件贯穿起来 ,作品有了较为开阔的社会背景 ,艺术成色加重了 ,这对于孙春平的创作来说是一个质的飞跃 ,能使大家认识他的一些作品 ,如《华容道的一种新走法》、《天生我才》、《放飞的希望》3 等都是这个阶段的创作。它们触及到了底层人所面临的各种生存压力 ,反映了社会转型期各阶层的不同心态。第三阶段为最近两年的创作 ,作品取材社会面较宽 ,小说的情节性较强 ,带有中国传统小说的传奇性 ,值得注意的是作品开始与意识形态相对拉开了一些距离 (尽管远不是彻底的 ) ,作品中的世俗性增强了 ,有了很强的可读性。像《白了少年头》4,起笔只是有人冒充团市委下属杂志的领导到外地行骗一件小事 ,没有想到它牵动了团市委人事纠纷的大事。作者采取了滚雪球之法 ,环环相扣 ,将小小波澜越滚越大 ,揭示了人们的微妙心态。综观孙春平的创作 ,有一个很关键的问题贯穿始终 ,那就是创作主体与他要表现的社会现实的关系问题。在创作主体和现实题材之间 ,不是谁征服谁的问题 ,而应当是开放的相互融合的问题 ,他们之间需要思想和情感的交流 ,用胡风的话说是相互“拥入”:“对象底生命被作家底精神世界所拥入 ,使作家扩张了自己 ;但在这‘拥入’的当中 ,作家底主观一定要主动地表现出或迎合或选择或抵抗的作用 ,而对象也要主动地用它底真实性来促成、修改、甚至推翻作家底或迎合或选择或抵抗的作用……”1但在孙春平这里 ,很多时候 ,此二者并非是“或迎合或选择或抵抗的”关系 ,而作家无形中成了题材的奴隶。他们更强调按照“生活的本来面目”来写作 ,而对个人的生命体验则严加防范。他们甚至认为只有这样才不会主观、片面 ,才能更客观更真实地反映生活。可是这种所谓“客观”的原则 ,还有隐含在背后“典型性”的玉律 ,一不留神就会使作家对生活的认识就陷入了主流 /支流、现象 /本质、歌颂 /暴露这种二元对立当中 ,把复杂的生活和人生简化为一个社会性的公共问题。这样一个由外部规定好了的问题会遮蔽许多活生生的现实真相 ,尤其是失去个人生命体验和独立思想 ,作家犹如失去了自己的眼睛和头脑 ,他呈现在我们面前的真实会是什么样的真实呢 ?孙春平的《唱支山歌给党听》、《小站弥存》和《天地之间有杆秤》2 等小说 ,明显有“三架马车”那种“分享艰难”的影子。以《小站弥存》为例 ,作者要写出铁路工人对铁路的感情和对事业的责任 ,写他们能够从大局出发 ,理解改革给个人带来的牺牲。这本来是一个能给人带来万端心绪的题材 ,正如作者所说的 :“小站一撤 ,人人一时之间就像离家出走的孩子 ,心里没着没落的。”如果从具体的个人出发的话 ,小站撤掉 ,意味着摆脱不掉的生存压力和无援的心灵失落 ;但是从一个体制 ,从社会的宏观角度来看 ,这是阵痛 ,这是改革中应当付出的代价和个人牺牲。文学与社会统计学最大的不同就是要从个人的情感和心灵的角度来把握时代变化过程中的痛苦和欢乐、精神的自由与紧张 ,而不是作为一个政策的解释者去消解这种痛苦与困惑。可作者将个人的这种“心里没着没落”几乎一笔带过 ,用站长赵兴民这样的话来化解这样的事件带给人的焦虑 :“列车提速 ,小站撤消 ,不仅对国家是好事 ,对我们每一个人也是一种考验 ,一次锻炼。在市场经济的大风大雨大世面面前 ,我们是做不再有依赖性的展翅雄鹰呢 ,还是当那种不敢出巢的缩头雁 ?物竞天择 ,优胜劣汰。眼下的情况已是明摆着 ,不再有任何回避和讨价还价的余地 ,我们只有迎着风雨闯出去 ,学小鹰 ,做强者 ,不仅自己的生活状况会好些 ,对国家的经济建设也算一种贡献。”这报纸社论式的语言成了他们自尊、自强、舍弃个人利益为国分忧的动力。现实在这样无比正确的观念面前失重了 ,这么轻飘的东西能够支撑得了沉重的现实吗 ?一些很重要的现实问题和矛盾被轻易避开了 ,作家这是在直面现实 ,还是逃避了现实 ?漠视个人的生命体验似乎是这类作品的通病 ,一部长篇小说开宗明义 ,第一句话就是 :“一个即将毕业分配的农村出身的普通大学生 ,如何面对社会 ,并让它接受他 ,这的确是个很严肃的问题。”3 整部作品好像就是为了回答这个问题而写的。与此紧密相关的是新闻采访式的“体验生活”,它无异是在鼓励某些作家轻率地向超出他生活经验的领域中进军。要知道 ,凭几个月甚至几年体验生活所获得和增加的仅仅是生活经历 ,而这些经历如果不与自己的心灵底色融为一体 ,那就难以转化为他的人生经验 ,经验是作品能够超越观念和简单化的一个重要的前提。可是 ,我们的许多创作则是在作家的经验之外进行的 ,或者只是对零碎的经验的整理。长期以来 ,人们批评的“公式主义”、“教条主义”创作倾向的形成均与此有关 ,当作家的个人经验不足的时候 ,他投机取巧的最好的办法就是从历史记忆、从公众经验中去寻找 ,并以此作替代 ,于是作品中的虚假、空洞、单一就不请自来了。精神超越与干瘪的现实个体经验的缺失还会使作品陷入琐碎的庸常的现实当中。文学创作的意义在于它能够重建一个个人的经验世界 ,如果不是这样 ,只是单纯的社会事件和不痛不痒的感叹的集合 ,那么它还不如新闻报道更有意义。表面上看 ,孙春平的作品 ,从家庭到官场 ,从机关到农村 ,范围广 ,细节多 ,似乎很丰满。可是走进这个世界 ,就会发现在这么繁杂的生活细节背后 ,却缺乏统帅它们的一种气象 ,一个精魂。而这种气象的营造 ,需要作家以审美的方式、丰富的想象力和独特的思考来完成 ,它是对现实世界的超越而不是照相机般的复制。孙春平的很多作品给人以平面化的印象 ,最主要一点是在他笔下的生活细节和作者表层情绪的无序堆积中 ,我们看不到作者思想的矛盾、生活的困惑和灵魂的飞跃。而缺少了这些 ,一个作品让人为之牵肠挂肚和感到震撼的力量则失去大半。孙春平的创作缺少的是心灵的探险 ,他的创作不是一个生命跋涉的过程 ,因为个人生命体验的排除 ,外部的公共经验世界已经给他的内心提供了很多他不能超越的现成答案 ,使他的创作不再是生命的追寻 ,而只是收集材料来证明给定的答案。这样出现在我们面前的常常是一个没有灵性的作品和干瘪的现实世界。鲁迅惟妙惟肖地对于故乡的风土人情做了极为细微的描摹和刻画 ,在那些生动的细节背后 ,是他对中国人精神状态的思考和关照。汪曾祺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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