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几十年来 ,尤其是近十余年来 ,随着《三国演义》研究的步步深入 ,对该书思想内容的探讨也愈来愈受重视 ,不少学者、专家都对此发表了高见 ,归纳起来看 ,有“宣扬拥刘反曹的封建正统”说 ;褒美忠义说 ;歌颂圣君贤相说 ;有人说它是一曲知识分子慷慨济世的悲歌 ;有人说它表现了天下归一的进步思想 ;还有人说它是一部生动的人才教科书。此外还有所谓分合说、天运说、军事文学说、历史反思说等等。通览这些文章 ,不管哪一说 ,都从《三国演义》中找到了可靠的证据 ,作为一种观点 ,无疑都可成为一家之言。但是 ,《三国演义》是一部包容了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七八十万字的大书。上述诸说似乎又都没有包容该书的全部思想意蕴。即使将某一说称之为该书的主题 ,或主要思想内容 ,也只是智者见智 ,仁者见仁 ,这是很值得思考的。上述诸说 ,虽各执一端 ,但却有一个共同之点 ,那就是把《三国演义》视为罗贯中的个人创作 ,然后结合罗贯中的生平思想及罗氏生活的那个时代 ,即元末明初社会动乱的大背景来谈作品的思想意义。但是罗贯中为何许人也 ?他的身世 ,我们只能通过明初无名氏所著之《录鬼簿续编》中的那几十个字来了解 ,其实对他的生平并不了然。而明清笔记中的有关记载又多道听途说 ,语焉不详 ,相互抵牾。所以说 ,在这样的前提下来结合罗贯中的生平探讨《三国演义》的思想性 ,自然也就缺乏足够的说服力。退一步讲 ,即使不结合罗贯中的身世来谈 ,但以罗氏为《三国演义》的作者 ,将这部作品当作他的个人创作 ,而忽视了中国古代俗文化尤其是古代通俗小说发展的独特性 ,这就有极大的缺陷。黄正甫刊本《三国志传》在国家图书馆的发现以及对《三国演义》的成书过程中有关文化现象的考察① ,已经证明《三国演义》的成书不是在元末明初 ,而是在明中叶。弄清这一点极为重要 ,因为 ,如果我们承认此书为元末明初的罗贯中所作 ,那就是说 ,此书是罗贯中在元刊《三国志平话》的基础上将一个七八万字的话本扩展为一部七十余万字的长篇巨著 ,那么 ,这部书无疑也就是由罗贯中创作而成了。探讨其思想性、艺术性当然也要结合罗贯中的身世以及元末明初社会大动乱这个时代背景了。如果此书并非由罗贯中写定 ,而是像《三国志平话》那样继续在民间流传 ,由无数的说书艺人或“书会才人” ,一方面参诸史籍增加史实 ,一方面发挥想象 ,移花接木 ,添枝加叶 ,逐渐地使人物形象丰满起来 ,使故事情节复杂起来 ,正是在这一过程中 ,一方面由市井勾栏中的讲说故事不断发展、丰富 ,另一方面 ,又有“书会才人”或者就是那些略通文墨的说书艺人自己将其记录整理成书 ,然后又回到民间 ,如是再三不断地丰富和完善。三国故事的流传即使不更远地去溯源 ,而只从宋代的“霍四九说三分”算起 ,至明代的弘治年间 ,也已是历时三百余年了。这就是说 ,《三国演义》的成熟是有其久远深厚的群众口头创作基础的。自然 ,在这个漫长的口头创作的过程中 ,我们不能理解它仅仅是说书艺人们的口头创作。而事实上 ,它乃是说书艺人和他 (或者说他们 )所面对的广大听众亦即那些“
市井细民”们的共同创作。因为 ,任何一个说书艺人 ,都不可能不考虑他的听众的要求、愿望、思想感情和兴趣 ,否则 ,他就不可能以此为职业而生活下去。正如英国的罗宾·乔治·科林伍德所说的那样 ,一个艺术家“如果他试图做的事情 ,是表现那些不仅是他本人而且也是观众所拥有的情感 ,他这样做取得的成功 ,就将由于观众接受他不得不说的话而得到证实。他所说的东西就会是观众通过他的嘴要说的某种东西 ,他因表现了自己的感受而具有满意之情。因此 ,应该存在着比艺术家到观众中的单纯传达更多的某种东西 ,存在着观众与艺术家之间的合作。”② 这就是说 ,《三国演义》这部大书 ,首先是无数的说书艺人和他们的听众的集体创作。它的“作者”实际上也就是宋元明三代都市中的下层人民 ,亦即鲁迅先生所说的“市井细民”。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谈到《三国演义》时 ,虽未直接谈到它是为“市井细民写心”这一点 ,但他在论及“清之侠义小说及公案”时 ,却说道 :“明清以来 ,世目《三国》、《水浒》、《西游》、《金瓶梅》为‘四大奇书’ ,居说部上首 ,比清乾隆中 ,《红楼梦》盛行 ,遂夺《三国》之席 ,而尤见称于文人。惟细民所嗜 ,仍在《三国》、《水浒》③ 。又说 :“侠义小说之在清 ,正接宋人话本正脉 ,因平民文学历七百年而再兴者也。”“《三侠五义》为市井细民写心 ,乃似较有《水浒》余韵 ,然亦仅其外貌而非精神。”④ 可见 ,在鲁迅先生看来 ,这些说部之书 ,从《三国演义》到《三侠五义》 ,都是为“细民所嗜” ,为“市井细民心”的作品。它们正是反映了市井细民的思想、感情、意志和愿望的。所以 ,我们要探讨《三国演义》的思想意蕴 ,首先就应顾及到这一点。但是 ,这仅是它成书的一个方面。还应当看到《三国演义》作为讲史小说 ,乃是历史的文学化。就今所见的最早刊本黄正甫刊《三国演义》来看 ,亦可明显看出它虽然还很粗糙 ,却已是经过了一位有相当的文学素养和历史知识的文人 ,在类似于《三国志平话》的基础上 ,征诸史籍 ,“按鉴考订” ,并吸收民间传说、讲史话本乃至前代、当代的三国戏曲 ,对其进行了一番整理加工。没有这一环节 ,《三国演义》是不可能成为一部“不仅通俗 ,亦且通雅”⑤ 的“奇书”的。在今天 ,由于历史资料的缺乏 ,我们已经看不清从元至治年间所刊《三国志平话》到明弘治年间的黄正甫刊本《三国演义》这一百数十年间 ,三国故事演变的详细情况 ,但不可想象这就是一段“空白” ,它必然是一方面不断地由说书艺人在口头讲说的过程中不断得到丰富发展 ,另一方面又不时引起那些处于社会底层的“村学究”或落第秀才一类的文人的兴趣 ,在记录这些故事时增添一些历史事实 ,同时也添加一些他们自己的愿望和感情。事实上 ,早在《三国志平话》中就已经可以看到文人据史增饰的痕迹了。如《平话》卷上叙刘备出身云 :(备 )身长七尺五寸 ,垂手过膝 ,语言喜努不形于色。好结交英豪。□□□母编履为生 ,居东南角篱上 ,有一桑树 ,生高五丈余。近望见重重的小车盖 ,往来皆怪此树非凡 ,必出贵人 ,玄德少时 ,与家中小儿戏于树下 ,曰 :“吾为天子 ,此长朝殿也。”其叔父刘德然见玄德发此语 ,曰 :“汝勿语戏我门。”年十五 ,母使行学 ,事故九江太守卢植处学业 ,德不甚乐读书 ,好犬马 ,美衣服 ,爱音乐。这段话就基本上是照抄了《三国志·蜀志·先主传》 ,只语序略有颠倒而已。另 ,在黄正甫本和嘉靖本中都有不少胡曾的诗 ,实际上胡曾的诗在《平话》中就有了 ,如卷中写到刘备跃马檀溪时 ,有诗曰 : 三月襄阳绿草齐 ,王孙相引到檀溪。 滴卢何处埋龙骨 ,流水依然绕大堤。这首诗即是胡曾所作 ,只是未标其姓名而已。它说明这个粗糙的话本就已有了文人加工的痕迹。只不过增饰不多罢了。而我们今天所见到的黄正甫刊本 ,已经是进行了一次全面的加工 ,但在此之前一百余年间 ,到底有几许文人染指该书 ?恐怕不啻一二吧。而在黄正甫刊本以后 ,我们所见到的汤滨尹本、嘉靖壬午张尚德本、周曰校本、李卓吾评本、一直到清毛宗岗本 ,哪一次刊刻 ,不又被文人作一次新的增饰和加工 ?所以 ,从这个角度讲 ,《三国演义》的成书中包含有文人创作的成分。这一方面 ,完全可以说它又是蕴涵了知识分子的思想感情、愿望和意志的。这部书究其根本乃是由民间艺人和下层文人共同创作而成的。就其文化底蕴来说 ,它是一部为“市井细民写心”的书 ,也是一部“为士子文人写心”的书。要探讨其思想性 ,就必须顾及到这样一个事实而不能有所偏颇。还有一点必须说明 ,过去学界在探讨《三国演义》的思想性时 ,往往都将其纳入到现代文学的理论框架中来讨论 ,而试图搞清它的主题 ,这显然是不可能的。正如何满子先生所说 :“在《三国演义》和其它许多小说的研究实践中 ,已证明用单纯的、抽象的‘主题’来概括一个生活内容丰富的作品是无能为力的。”⑥ 所以在本文中 ,我们不再使用“主题”这个字眼 ,而用“文化底蕴”这个比较宽泛的概念。当然 ,要探讨《三国演义》一书的全部思想意蕴 ,决非一人之识见所能及 ,所以 ,拙文只能是就其思想内容的主要方面 ,揭其大旨 ,见其轮廓。还应当看到 ,一部《三国演义》作为历史小说 ,乃是历史的文学化。而现在 ,我们是将其作为文学作品来研究的。所以 ,我们不应就其所包含的那些历史的内容来确定其主题 ,而以往的论者常常忽略了这一点。在另一类文章中 ,有人说《三国演义》表现了“拥刘反曹”的正统思想 ,有人说它是一部宣扬“忠义”的作品等等 ,应当说 ,这些文章探讨《三国演义》的视点是正确的 ,但因为往往将其作为罗贯中的个人作品来分析 ,故持论亦不免有偏。在前面 ,我们已对该书的成书过程作了些考察 ,证明它是“世代累积型”的集体创作 ,其成书时间当在明中叶。基于此 ,我们提出《三国演义》乃是一部“为市井细民写心”和“为知识分子写心”的具有双重文化底蕴的历史小说。同时 ,在版本方面 ,还应有一个界定 ,明清两代 ,《三国演义》版本甚多 ,由于文人的不断染指 ,不同时期的版本因其流变渊源不同 ,在内容上是有一些差别的。为了讨论的方便 ,本文中所引用的原文基本上以这黄正甫刊本为依据 ,同时参以其它刻本来进行讨论。二《三国演义》是一部以描写三国时期的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为主线的书。而文学亦即人学 ,所以 ,《三国演义》作为一部文学作品 ,它不仅仅是宋元以来的市井细民和知识分子对活动在三国时期的历史舞台上各种各样的人物作出自己的评判 ,而是对这些人用他们的道德准则和审美理想进行重塑。这种道德准则是什么呢 ?恩格斯曾经说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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