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史》卷七五《职官志》四中有一段记载：南京官，自永乐四年成祖往北京，置行部尚书，备行在 九卿印以从。是时，皇太子监国，大小庶务悉以委之。惟封爵、大辟、除拜三品以上文武职，则六 科都给事中以闻，政本故在南也。失实处颇多。１．巡北京时间。成祖正位南京以后，到永乐十八 年正式下诏迁都北京，其间曾三度北巡。据《太宗实录》，成祖第一次北巡是在永乐七年二月，“ 辛巳，（帝）以北巡告天地宗庙社稷。壬午，发京师。”另外两次分别发生在永乐十一年二月和永 乐十五年三月，没有永乐四年出巡的记载。《太宗实录》乃成祖时旧臣据当时史官记录所修，出巡 事宜又不牵涉成祖隐私，毋需讳言，所记当属实。且《明史成祖本纪》所录与实录相同，《明史七 卿年表》载永乐间扈从北巡官员也是自七年始。可见“永乐四年成祖往北京”应是七年之误。那么 ，永乐四年的说法又是从何而来呢？考之史籍，不难得知《明史》的这段记载几乎完全照抄于王世 贞的《山堂别集》（以下简称《别集》）。《别集》卷四七载：“文皇即大位，是时改北平故燕 国为北京，设行部尚书，……。永乐四年，上狩北京，讨北虏，经略定鼎之业，虽备行在九卿印以 从，然皇太子以元良监国，大小庶务悉以委之，唯封爵、大辟及除拜三品文武职、六科都给事中以 闻。……是时六部政本犹在南。”王世贞是明代嘉、万年间著名的文学家、史学家，自称“好访问 朝家故典与阀阅琬琰之详”，（《山堂别集小序》），阅读了大量的文献。而且从他在《别集》 卷六五“亲征考”后所附“永乐八年成祖文皇帝北征军令，实录不尽载，故记之”这一句看，他是 读过《太宗实录》的。另外，在《别集》卷六六“巡幸考”中，考证内容完全与《实录》吻合，并 没有提到永乐四年北巡。因此，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别集》所记“永乐四年成祖往北京”是刊 印中出现的讹误。２．行部尚书设置的时间。《明史》这段文字把行部尚书的设置时间放在成祖北 巡后，不符合史实。《太宗实录》卷一七载：“永乐元年二月庚戌，设北京留守、行后军都督府、 北京行部，……行部置尚书二员，侍郎四员，……辛亥，以户部尚书掌北平布政司事郭资，刑部尚 书掌保定府事雒佥，俱为行部尚书。”《明史郭资传》也说：“（成祖）及即位，以资为户部尚书 ，掌北平布政司。北京建，改行部尚书。”而建北京的时间就在永乐元年正月，行部尚书设置于永 乐元年，远在北巡之前。对于这一条，原记载是正确的。《别集》清楚地写道：“文皇即大位，是 时改北平故燕国为北京，设行部尚书”，其后方“上狩北京”，不是先到北京，再置行部尚书。３ ．太子监国事宜。我们已经知道，《明史》这一段记载出自《别集》，而《别集》关于皇太子监国 事宜的概括本就有不当之处。《太宗实录》卷八八和《大明会典》卷五四“东宫监国”都详细记载 了永乐七年二月丙子，礼部议奏的“皇太子留守事宜”，太子不能处理的事务有很多：“在京文武 衙门凡有内外军机及王府切要事务，悉奏请处分”；“其有各处启报声息，即调遣官军剿捕，仍遣 人驰奏行在所”；“在京六部、都察院、翰林院、太医院、钦天监堂上官，尚宝司、通政司、大理 寺、太常寺、光禄寺、鸿胪寺、国子监堂上掌印官，六科都给事中并在外布政司、王府长史有阙， 吏部奏请擢用”；“在京五府都督、在外各都司、都指挥阙员者及土官、衙门奏保土人任职者，兵 部奏请擢用”；“皇亲有犯小事，具由奏请待报。若所重情及干谋逆者即时拘执在京，候车驾回京 奏请处分”；“法司问拟罪人，合决死罪者，奏请待报”。这样一来，留给太子的只剩下最常规的 事务了，循例处理即可。远不像《别集》所言：“大小庶务悉以委之，”单就大辟一项，《别集》 就忽略了皇亲犯罪，无论大小，悉归上裁。而除拜官员一项遗漏更多。这正应了冯琦在《笔尘题辞 》中对王世贞的评价：“州核而不精。”然而，《明史》这一部分的修撰者不但不能补正《别集 》之疏陋，相反却在原文基础之上任意添改，出现了更大的错误。对比《别集》与《明史》关于太 子监国事宜的叙述，可以发现在“除拜官员”一条，后者在“六科都给事中”前多出一个“则”字，这就完全曲解了原句的意思。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明季学风空疏的流弊。《明史》勘误一则@徐露$湖北大学历史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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